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进行了探讨。吴念鲁(2000)提出了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时间表。赵海宽(2001)提出了中国应积极推进人民币逐步成为世界货币之一。钟伟(2002)提出了应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合二为一，同时推进。陶士贵(2002)提出了应实现人民币内部可兑换和人民币区域化。何慧刚(2007)提出了在目前的现实经济条件下，人民币国际化应走“弱经济—强制度”模式，遵循“人民币周边国际化—人民币亚洲化—人民币国际化”的渐进路径，并在宏观经济政策和区域经济货币合作等方面作出具体的制度安排，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张群发(2008)从挑战美元霸权视角，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和摆脱“高储蓄两难困境”的必要途径。随着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要求改变国际货币体系、实行国际货币多元化的主张日增，特别是中国逐步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措施后，国内外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日益高涨，相关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似乎主流观点赞同人民币国际化将很快实现，对人民币国际化普遍持较为乐观态度，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千载难逢的时机，必须加快推进步伐。是不是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了呢?这确实是一个既具理论性，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的论证和研究。
就理论层面而言，一种货币成为他国的外汇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普遍可接受性；二是可偿付性；三是可兑换性(裴平等，2006)。从国际经验来看，货币国际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结算货币→交易货币→储备货币。第一层次是本币在一般国际经济交易中被广泛地用来计价结算；第二层次是本币在外汇市场上被广泛地用作投资交易的货币；第三层次是成为各国外汇储备中的主要货币之一。若本币被广泛地用于计价结算，则该币有可能逐渐地成为外汇交易的主要货币。若本币被广泛地用于国际交易，则该币有可能成为政府干预外汇市场时买入外汇的主要货币，本币将逐步演化为储备货币。因此，本币用于国际结算只是货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尽管政府在本币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货币国际化的进程主要由市场力量决定；即便政府想推动货币国际化，如若本币对非居民没有吸引力，货币国际化也是难以实现的。换言之，即便本国居民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愿意使用本币，但通常只有非居民对本币的接受程度比较高，愿意在经济贸易交往中使用本币作为结算币种，本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才可能成为现实。例如，上世纪80年代过后，日本政府一直希望加快和推广日元国际化，可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日元国际化程度反而趋于下降。
实际上，实现一国货币国际化，必须具备一系列政治、经济条件。就政治方面而言，该国的政治必须保持长期的稳定，该国必须在世界政治中具有较强的地位。就经济方面而言，其一，强大的经济实力并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是基础；其二，该国的货币价值必须相对稳定；其三，该国必须具备相当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刘光灿等，2003)；其四，该国贸易在全球贸易中必须有强大的影响力；其五是资本项目实现完全自由兑换。从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来看，在国际贸易结算当中，美元所占比重超过60％，而日元、欧元都低于10％；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美元所占比重超过40％，而日元、欧元加总仍然低于20％；在外汇交易货币中，美元所占比重超过40％，而日元、欧元加总不过30％。整体看来，尽管美国爆发了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但美元仍然是最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化货币。美元、欧元、日元的国际化历经长久，并非短时期可以成就。
中国自2008年12月至今，已与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分别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协议互换规模分别为1800亿元人民币/38万亿韩元、2000亿元人民币/2270亿港元、800亿元人民币/400亿林吉特、200亿元人民币/8万亿白俄罗斯卢布。至此，中国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规模总计已达到4800亿元人民币。2008年国务院称，将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2009年决定先行在香港特区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但这也仅是在周边地区进行，只能算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或初级阶段。有专家认为，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可能需要30年，即在第一个10年，人民币可以成为周边国家贸易结算货币；在第二个10年，人民币可以成为区域性的投资交易货币；而在第三个10年，人民币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为全球各国所接受。
综上，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走出与其他国际货币不同的道路，即在宣布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前，积极推进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普遍可接受性，扩大在国际上接受、流通和使用人民币的区域和范围，为人民币最终成为国际货币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不必急于宣布和推出人民币国际化。
二、为什么不必急于推出人民币国际化
(一)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充分条件并不成熟
与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加快推进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观点相左，笔者认为，目前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相比较，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中国的经济社会实力与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之间仍有很大差距。应该承认，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国内生产总值已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07年的249530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7年的18934元，扣除价格因素，2007年比1978年增长近10倍，年均增长8.6％。但从人均国民总收入来看，尽管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但相对于发达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差距还是相当大的。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结构矛盾和粗放型发展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特别是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冲击很大，过分依赖外需的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和升级；农业基础仍比较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局面尚未改变，农民持续增收难度较大；收入分配差距仍比较突出，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多变，面对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因此，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支撑人民币国际化。
(2)中国的金融市场仍不发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发展壮大，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数量大幅增加，金融规模明显扩大，各种不同性质的银行机构遍布全国，承担着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职能；保险机构从小到大，证券机构从无到有，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初步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等功能比较齐全的金融机构体系。但应该看到，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国外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人民币利率和汇率还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金融创新能力不足，用于规避风险的衍生金融产品没有得到发展，总体竞争力不强；金融市场发展结构性失衡，直接融资比重低，城乡、区域金融发展不协调，对“三农”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相对薄弱；金融企业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经营机制尚未根本转变等。金融市场发育不充分，直接增加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3)微观经济主体仍不够健全。宏观经济状况是以微观经济主体的状况为前提的。一国实现货币国际化后，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将面临非常激烈的来自国外同类企业的竞争，它们的生存和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了货币国际化的可行性。就一般企业而言，对它的要求体现在制度与技术两个方面，二者关联性大。从制度上看，要求企业是真正的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利益主体，能够对价格变动作出及时反应；从技术上看，要求企业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可以防止因企业竞争力低下而恶化国际收支。上述两个方面，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相比较，存在一定的劣势，不管从制度上还是从技术上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4)宏观调控能力和金融监管能力不强。人民币国际化过程及其实现之后，政府必须能够娴熟地运用各种宏观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调控，有效地应付各种复杂局面，但我国政府这方面的经验仍显不足，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可能过高。从金融监管方面看，国际投机资本仍会透过各种渠道进行投机活动，金融监管特别是对国际金融监管的能力和经验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急于推出人民币国际化会使得风险控制更加困难。
(二)急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20世纪60年代初，蒙代尔在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的框架内，分析了不同制度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问题；此后，弗莱明和其他经济学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形成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其核心观点是：在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三大政策目标中，一国最多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目标，即“蒙代尔三角”(Mundell，1963)。也就是说，在资本项目开放、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若要继续维持固定汇率制，则独立的货币政策将不复存在；而若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则难以保证汇率的稳定。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的成本太高；在货币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下，只能牺牲汇率的稳定性，实行浮动汇率制。根据国际经验，推行一种更为自由的汇率制度需要具备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必须有一个发育完善的国内货币市场；第二，必须有一个健全的国内资本市场(R·多恩布什，1999)。同时，对衍生金融市场的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以规避由于汇率的过分波动所带来的风险。但由于人民币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尚不完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严重滞后，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割裂，国内资本市场有待健全，这些都对人民币自由兑换产生了很大的约束。因此，在条件不成熟时，贸然推出人民币国际化，将对货币政策独立性或人民币汇率稳定带来冲击。
(三)急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易带来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从而引发货币金融危机
伴随着资本账户管制的逐步放松，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净流入，从1978-1982年间的年均183亿美元大幅度上升至1997年的1390亿美元(1996年曾达到近1900亿美元)，在近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近10倍；同期，其占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分别由3.9％和0.8％上升至11.1％和2.5％。其中，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以及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发生在拉美和亚洲国家的资本大规模净流入，无论从总量还是相对比率来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也高于这些国家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张礼卿，2004)。外资的大量流入可能导致实际汇率上升，削弱本国出口部门的竞争力，恶化国际收支状况，进而损害其实体部门，影响经济增长；同时，一些国家并不存在储蓄和外汇的“双缺口”，货币自由兑换带来的大量资本流入可能会对国内储蓄产生“挤出”效应，由此削减资本流入的净收益。研究表明，上述两个时期内，拉美和亚洲国家发生资本过度流入同资本账户的开放显然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后来发生的外资大量集中抽逃，是拉美和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
从国际资本流动的一般规模和国际经验来考察，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后，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比国内资本外逃的可能性大得多。这主要基于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态势在较长时期内不会改变，对国际资本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也将对国际资本涌入我国产生强大的推动力。实际上，从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阶段，流入中国的热钱规模显著上升。张明(2008)用多种方法计算了2005-2007年的热钱流入规模，结果显示，2005-2007年热钱流入规模分别为2282亿美元、2078亿美元和3851亿美元，三年热钱累计流入8211亿美元。热钱流入我国的渠道包括经常项目下的贸易、收益与经常转移，资本项目下的FDI、证券投资、贸易信贷与贷款。此外，热钱还可以通过地下钱庄和境内外商业银行流入中国。因此，若在条件不成熟时，急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引发我国货币金融动荡乃至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