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在欧洲经济共同体问世之初，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领导的保守党ZF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冲动地作出了置身其外的灾难性决定。在那之后，英国用了多年时间，拼命想加入其中，却屡遭拒绝，最后直到1972年才被接纳。但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英国已无法对欧洲的格局产生分毫影响。从那以后，我们始终觉得自己在欧洲内是个身份尴尬的成员。

　　56年后的今天，又一届保守党ZF在没有认真考虑过后果的情况下作出了一个灾难性决定：拒不加入一项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决定欧洲发展大势的条约。我们原本指望另外9个非欧元区国家与我们站在同一阵线上，组成一个类似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的联盟。但短短数小时内，这个联盟就土崩瓦解了。与1955年之后的情形一样，我们今后将不得不花上几十年时间，力图加入那项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加入的条约。而欧洲也将失去一支强大的经济自由主义力量，更难抑制住其它许多成员国的集权主义倾向。

　　正如我们在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ZF中发现的那样，这种至关重要的决定可能并不起眼，人们并没有充分完全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9日发生的事情，将成为本届首相任期内的决定性时刻，而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甚至没有认识到这样的时刻已经来临。

　　我明白欧洲峰会的过程会有多么坎坷。如果你想避免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就必须做好准备、施展密谋、建立同盟，还必须随机应变。作为一个谈判者，如果你无法承受亮明底牌的后果，出牌时就千万别虚张声势；另外你也决不要冲动行事。但这两种情况上周五似乎都出现了。说到卡梅伦如何让自身陷入这样的境地，除了这两者，我实在想不出其它的解释。

　　去参加本次峰会时，他似乎并无拒不加入那项条约的意思。理由他在会前就已经说过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此一来我们在决策过程中就仍可以说得上话。他后来花了两个小时为他出席的新闻发布会做准备，这显然表明：他当时并未预料到结果会变成这样，而他仓促之间不得不为之寻找理由。

　　现在，由于这个冲动之举，他在这一天荣登英国各右翼媒体的头条位置，但其代价却是，我们所有人在今后一二十年里都将抱憾不已。

　　英国如今将被排除在涉及欧洲关键经济政策的所有决策过程之外，这些决策过程将在扩大后的欧元集团中进行。但是，实际情况比这还要糟糕。我们还让自己置身于无法对涉及英国的其它决策施加影响的境地。英国被排除在外的那个集团，将在欧盟(EU)举行峰会之前自行开会达成一致立场。届时，我们就只能在涉及单一市场的议题上面对既成事实。从实质上说，我们将相当于没有石油的挪威——既要遵循欧洲的决定，又不能对这些决定施加影响。当然，在某些议题上我们还能行使否决权。可是，现在涉及单一市场的多数议题都通过特定多数表决制(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决定。如果一个成员国再三动用否决权阻挠决定通过，另外26个成员国能忍耐它多久呢？

　　我对这种机制在实践中的运作有过体验。我曾于20世纪80年代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中担任西方的谈判代表之一。我们当时曾举行欧洲经济共同体分组会议，确定我们的立场。当时欧洲经济共同体的12个成员国会持一致立场参与北约(Nato)的会议。美国、加拿大和土耳其大喊大叫、威胁恐吓，却不能动摇我们的一致立场。

　　英国历届ZF(无论是保守党ZF还是工党ZF)都反对“双速欧洲”，这是有原因的：我们不希望在自己身处的大洲被排除在权力之外。滑铁卢战役后的200年里，英国为了在欧洲保有领导地位，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背离欧洲，就是背叛这段历史。这件事似乎是，为了满足某种短期利益(安抚80多名对欧洲持怀疑态度、威胁倒戈的保守党后座议员)，而牺牲了英国人民的长期利益。这些后座议员赢了——他们自己都没料到会以这种方式胜出。他们希望举行的公投现在已无必要，因为我们已经放弃了全面参与欧洲。

　　这个灾难性的决定有着极其严重的后果，因为我们现在连一个可以依靠的“特殊关系”都没有了。像丘吉尔(Churchill)和罗斯福(FDR)、撒切尔夫人(Thatcher)和里根(Reagan)、布莱尔和克林顿(Clinton)时代那样的强有力的英美关系，如今已不复存在。英国传统外交政策的两根支柱，即英欧关系和英美关系，都被我们抛弃了。我不知道离开其中任何一根支柱，英国ZF该怎样让英国立足于世界。英国ZF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