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就不提了,直接上问题:
中国虽大却还不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际经贸环境仍然存在大量风险与挑战,多边贸易体制和世界经济走向不明朗因素增加;
中国的企业品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中国经济整体实力不合拍,关键在于缺乏核心竞争力,技术创新仍然不足;中国的金融机构仍不能提供成熟全面的金融服务,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限制了民间经济的活力;中国企业的税负沉重,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供给有限,国民财富分配失衡,内需乏力,外贸依存度过高且出口结构不合理、地区过于集中、服务贸易份额有限;中国各级地方ZF对于经济的直接干预依然时有发生,“越位”、“缺位”、“错位”情形犹存,“国进民退”趋向明显,在电力、能源、铁路和金融等主要基础产业的垄断依然如故,ZF对产业、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尚有待时日,市场监管规范化不足,对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市场经济原则没有得到全面贯彻;法治建设进展趋缓,对财产权利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依然薄弱,司法的不确定性没能得到根本改善;中国国内各ZF部门之间的协调、中央ZF与地方ZF及国内企业界的交流以及信息的沟通仍然不畅;中国企业跟踪国际贸易规则谈判、技术标准制订的意识与能力更有待提高;中国在世贸组织的影响力构成要素并不均衡,中国对世贸组织历史与运作机制的了解仍然不够透彻,同世贸组织秘书处及世贸组织其他主要成员的私下磋商经验不足,中国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软实力”如谈判中的领导力、号召力、说服力,制定议程的能力、起草提案的能力、解决争端的能力和引导舆论的能力等还需要较长时间实践累积,高水平的专门人才仍十分匮乏。总而言之,中国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和对外经贸的服务架构还是十分脆弱。
而自入世以来,中国所面对贸易摩擦压力持续增大。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等690余件,涉及金额约400亿美元;2010年中国出口额占全球总量的10%,贸易摩擦却占全球的30%。人民币汇率也成为贸易摩擦的导火索,美国国会抛出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主要针对中国;国际税收竞争也日趋常态化;除关税壁垒、行政保护措施、反倾销、反补贴外,技术性贸易壁垒也层出不穷。美国的“337调查”以防止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和打击进口贸易中的其他不公平竞争为由,以中国为重要调查对象。由于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以及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的大量出现,世贸组织正面临成立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多边贸易体系未来的走向存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国际上质疑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力有所抬头。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美债危机的此起彼伏以及国际安全形势的动荡使得全球需求锐减,贸易融资困难,世界经济的复苏前景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