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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最伟大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之一的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于2011年11月18日去世。布劳格1927年生于荷兰，1955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然后一直从事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2年加入英国籍。他任教的大学有耶鲁大学、伦敦大学、LSE、伯明翰大学。他的名作《经济理论的回顾》（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1962）《经济学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1980 ）等已被译介至中国。

马克·布劳格对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态度曾有一个转变，最初对奥派不乏敌意，之后频繁接触奥派经济学家并受到影响。在《经济理论的回顾》中，他安排了一整章谈奥地利学派的资本和利息理论，他的观点也越发接近哈耶克及科兹纳。他曾在该书中说说：“毫无疑问，竞争是一个充满发现、知识生成、创造性破坏的积极过程。我把此称为奥地利学派竞争观，因为这是奥派经济学家哈耶克、熊彼得还有最近科兹纳所秉持的观念。”

在1911年的论文（Appraising Economic Theories 1911）中他写道：“我渐渐地，也是极不情愿的认识到他们（奥地利学派）是对的，我们都错了。”

这里选择几篇文章供缅怀。

马克·布劳格自传

翻译/ 高景仲   校对/赖建诚

1944年，我17岁，在纽约读高中，选修了一门商业课程。

学期的最后一周，有一场讲座，主题是解释如果地租没有限制地增长，就会造成贫穷、战争、以及其它现代文明的弊病。这正是亨利•乔治的著作《进步与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1879）中的观点。

这个讲座引发了我的兴趣，但并未让我完全信服。不久后，我成为纽约大学的一年级新生，结交了几个左翼同学。他们先介绍我看列宁与斯大林的小册子，之后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大部头。我深深被这些文章折服，几个月内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一心虔诚地追随马克思。

为什么我那么快地就被马克思主义吸引？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闪耀着那种掌握绝对真理的氛围，特别是列宁与斯大林以激烈、不容置疑的语调，对付敌营的知识分子。其次，马克思主义有百科全书式的触角，让我感觉这是社会的普世科学。最新的选举结果、法国大革命、古希腊王朝、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风潮、贝多芬的艺术倾向、《浮世德》的主题等等，都有可能用马克思主义解释。我年轻时喜欢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就像为我量身定做，使我可以大言不惭地，对所有题材发表意见。

马克思主义主张"经济决定论"，也就是说，经济利益与经济力量，是社会发展与政治斗争的根本原因。进一步推论，所有社会问题最终都可归结为经济问题，因此经济学就成了社会科学之母。所以，我很快决定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有一整套概念、工具、专有名词、术语，比如"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模式"与"生产关系"、"矛盾斗争"与"对立统一"等等。一旦掌握了这套技术性语言，就可以创造出一个自我论述的文化体系。在这个文化体系中，不夸张地说，只有马克思主义者能了解你。这让我第一次了解到，知识界自我哺育的学术文化。

二、再见，共产主义

我并不只是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而且还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出席政治会议、参与政党示威。但是这个时期很短暂，因为我天生不服从权威，所以很快就被逐出共产党。

事情是这样的，1945年二战接近尾声，为了让美军永久驻在德国，罗斯福总统提出一个建议案，得到了美国共产党主席白劳德（Earl Browder）的支持。斯大林反对罗斯福的这个提案，白劳德的命运顿时急转直下，他的主席职位被革除，并被逐出共产党，瞬间成为"不受欢迎人物"。几个同情他的大学生，征集签名支持白劳德，经过一番考虑后我签署了。结果，我马上就被叫去出席党内的审查会议，由于在会上我没有表示悔意，就被开除党籍。从那时起，许多党内友人与旧识，不仅不跟我讲话，甚至在街上相遇也装作不认识，很难相信党内同志翻脸的速度如此迅速。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对左翼政治现实的痛苦觉醒。

虽然从1945年起，我就不是共产党员了，但却要用至少七、八年的时间，才彻底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对我的影响。1945--1952年间，我头也不回地与共产主义渐行渐远。

经济学念得越多，我就越不相信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预测，绝大部份都错得离谱。他的劳动价值论，以及剩余价值理论，至少在当代西方国家已经很少有经济学家相信了。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经济学家，相信马克思的一个主要观点：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对劳动力的剥削。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因为"工人一无所有，资本家不用工作，只靠剥削工人生存。"换言之，他们问的是：我们都要工作维生，而少数人可以不劳而获，这样公平吗？（当然，唯一的答案就是非常不公平）。但他们不问：如果没有不平均且不公平的财富分配，资本主义还会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成长吗？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同意，资本主义并非教化人心的体系，它是粗暴、残忍、道德沦丧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可以创造出经济成长。

三、麦卡锡主义

1950年，我已经从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毕业，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博士一年级。当时皇后学院经济系主任Arthur Gay因车祸丧生，系里找人接他的课。我曾是他的助教，因此他们问我是否试一试。于是，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有无数的课程要教授，个体经济学、消费经济学，以及从没读过的营销学。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课前，紧张到前一晚把内容全背下来。

正当我开始上课之时，麦卡锡参议员主持的"非美委员会"来到市立大学，调查校内的共产主义分子。他们要求三位知名教授回答："你现在或曾经是共产党员吗？"三位教授都拒绝与委员会合作。尽管三人都是终身教授，但还是迅速被解雇。

其中一位是皇后学院的劳动经济学教授Vera Shlakman，她是我的老师，也是当时的同事。她的政治态度左倾，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上过她的课，知道她小心地保持中立，极力避免向学生灌输意识形态。几个学生发动签署请愿书，要求校长让Vera Shlakman复职。根据学院章程，请愿书至少要有一位院内教师签署。学生找遍经济系四十名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助教，没有人愿意签署。走投无路之际，他们找到我。出于我对Vera Shlakman教授的尊崇，也因为无法接受自己变得怯懦，我签了名。二十四小时内，我就收到了Thatcher院长（奇怪的是，四十年后竟然还记得他的姓名）的字条，告诉我若不立即主动辞职，将会被免职，并列入未来招聘的黑名单。

接下来一两天，我考虑过发动大规模抗争，并发表强硬的个人声明。但是最终，我还是静静地递出辞呈。

年轻时，我曾天真地相信，知识分子会捍卫自由，对抗当权者。但是经过这次事件，我失去了对知识分子与学者的所有尊敬。只要有足够的压力，他们会向麦卡锡、希特勒、斯大林、萨达姆、或者任何背后有强权支持的人低头。

辞职之后，我陷入绝境，没有了皇后学院的授课薪水，很难维持生活。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告知我已经得到"社会科学研究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奖学金，让我到国外撰写博士论文。显然，有人暗中对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伸出援手。

四、职业经济学家

于是，我来到了伦敦，生命中最美好的两年从此开始。我选择《李嘉图学派在十九世纪经济观点的变迁》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最后取得的丰硕成果超乎想象。我也从此发现，学术研究是自己真正的强项。我在大英博物馆附近找了个房间，过着中世纪僧侣的生活，一周七天，每天阅读、写作长达十八个小时。

1954年夏天，我回到美国，参加耶鲁大学助理教授的面试。日后成为我上司的William Fellner是面试主持人，我觉得有必要解释，辞去皇后学院教职的原因。他打断我，说："我们是一所私立大学，不在意几年前公立大学发生的事。"这印证了弗里德曼的论点：一个自由的就业市场，比一个被国有机构垄断的体系，更能确保个人自由。

进入耶鲁大学任教还不到一年，我就被要求接替William Fellner的经济思想史课程，理由很简单，系里没有其他老师愿意接。于是我意识到，二十七岁的我，正在一所顶尖学校，教一门研究生必修课。这让我非常紧张，以至于过度准备，在几年内累积了数千页笔记，这些笔记后来成为我唯一知名的书《经济理论的回顾》（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1962）。

可是，我的学生都是典型的美国研究生，只想学现代经济学的工具与方法，完全不在乎经济史和思想史这类学术性的课程。我告诉他们，思想史在学术上的重要性无可匹敌。如果我不知道某个思想的来龙去脉，我怎么可能真正了解这个思想？

经济学和其它学科的伟大理论一样，都是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的。也就是说，要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伟大的思想，就必须先理解过去的文献。换句话说，没有经济思想史，新的经济理论怎么可能从天而降。除非你愿意无条件地接受新经济理论，否则你一旦想评论它，就必须问它是从哪来的，而这个问题只有思想史才能回答。

五、回到英国

1962年，我拿到研究资助，从美国到巴黎一年，继续十九世纪的棉业研究。那年年底是耶鲁大学升等的年限。在美国的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六年后，学校必须提升你为终身职副教授，否则就是让你离开。耶鲁大学不让我升等的原因，是他们不需要专攻经济思想史的资深教授，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另寻出路。

现在想到1954年回美国这件事，就让我感到灰心。即使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我始终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对我来说，美国人太粗线条、太市侩。面对那些粗鄙的美国人，我还有一些身为欧洲人的文化优越感。正如约翰•穆勒所言，在美国"男人全心抢钱，女人全心喂饱男人"，或者如王尔德所描述，美国"这个国家，从野蛮直接跳到堕落，缺少中间的文明阶段。"最后，我决定搬回英国。

我申请了几所英国大学的教职，但是1962年的学术就业市场没什么扩张，我很快就了解到，可能再过一年都找不到工作。这时，我幸运地碰到伦敦大学教育学院（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院长Lionel Elvin，他告诉我教育经济学在英国是个新领域，他们有个名额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我从没听过"教育经济学"，但是勇敢地写信给Lionel Elvin，坦承是教育经济学的新手，但想知道教育学院能否以一或两年为期聘用我。院方同意了，出乎双方意料的是，这两年的聘期结果变成了23年！我提这些事，只是要强调意外在人生扮演的角色。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属于教师进修学院，学生大多是老师。我的授课时数不多，行政工作负担也轻，首度可以全心投入写作与研究。虽然没有经济学家可以对话，但伦敦政经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LSE）就在同一条街上，因此也不以为苦。不久后我就到伦敦政经学院兼课，我的时间就平分在这两个学院。

六、联合国顾问

在教育学院任教这些年，我花了许多休假时间，在亚洲与非洲担任联合国各种组织的教育顾问，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咨询。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

开始时，我满腔热血，想帮助第三世界的贫穷人民。但随着时间消逝，我愈发觉得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害处大于益处。联合国的援助代表团，不过是一出超级大戏。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部长与政客，利用我这样的经济学家，去得到想要的援助，同时中饱私囊。目睹太多贪污与政治表演之后，终于让我对"联合国顾问"的角色感到厌倦了。

那些国家想要进行现代化，豪言"创业家精神"，但是却不接受"彻底的个人主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70年代几乎每一份我帮忙撰写的经济顾问报告，都是由独裁者统治的国家委托的。这些独裁者在报告发表时，或发表不久之后就被推翻了，接下来掌权的人常常把前任视为敌人。经济学家对外国ZF的经济政策具有影响力，这个观念早就不再成立了。

七、经济学方法论

最后，我想谈谈对经济学的一些看法。

1950年后，经济学变得愈来愈数学化。也就是说，经济学只关心分析的数学基础，而不惜牺牲经济分析的现实相关性。

数学理论能帮助我们增加多少对经济的了解？一点也没有帮助。没有数学家会认为，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数学上没什么贡献，但是它可以帮助数学家获得经济系的教职。当代经济学理论，充斥着无结果的数学形式主义（sterile formalism)。

我深信，经济学必须关注现实世界的问题。（完）

赖建诚: 经济思想史的要角：马克·布劳格

        Mark Blaug 1927 年生于荷兰海牙的犹太工商业家庭，父亲在1930 年代是橡胶雨衣的制造商，事业相当成功。1940 年德军入侵荷兰，被迫放弃家业全家迁往英国，两年后移民到纽约。1944 年他17 岁时，就读纽约市著名的Peter Stuyvesant 高中，之后进入纽约市立大学的Queens College 读经济学，1950 年毕业。他的硕士(1952) 和博士学位(1955) 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论文是研究理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 ）的经济学。这项研究三年后在耶鲁大学出版：Ricardian Economics: a Historical Study , 1958 。他的指导教授是George Stigler (1911-91) ，1982 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对产业经济学与经济思想史都有重要的贡献。

        取得博士学位的前一年夏季(1954) ，布劳格就在耶鲁大学经济系担任助理教授。在此之前，他因加入共产党，成为麦加锡(McCarthy) 议员调查案的对象，好只回到英国，住在大英博物馆附近专心写博士论文。两年内就完成，1954 年回美国时，很庆幸地知道麦加锡已经下台了。

        为什么耶鲁要聘一个当时尚未拿到学位，而且论文是研究理嘉图的年轻人？因为那时在耶鲁教经济思想史的人是William Fellner (1905-83) ，曾任美国经济学会长(1969) ，他因另有要事，所以想找人来接这门课。也就是说，1954 年布劳格27 岁尚未取得学位时，就在耶鲁大学教博硕士班的经济思想史课程了。那时每年约有20 到30 位精挑细选的耶鲁研究生来上这门课，师生的年龄差距很小。这对布劳格构成很大的压力，为了应付课程，他在几年内写了几千页笔记，「做了过度的准备」。

        1990 年3 月，我得到国科会的「邀请讲席」资助，邀他来台一星期，在清华、台大、中研院、中华经济研究院讲了四场。听众尚称踊跃，没想到他在台湾的经济学界还有点名气。蒋硕杰时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在福华饭店开设两大桌晏请他。我从接机到送机，以及在各机构之间往返的一星期中，有充分的机会请教他诸多问题。其中也问到，当时 ​​是怎么写出那本经济思想史的名著《经济理论的回顾》（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1962 初版）。

        他说有位Richard Irwin 出版社的人来拜访他，看到书桌上成堆的稿子，就问他那是什么？没谈多久，就拿出支票付了一千美元当定金，签下那本稿子。在那种压力之下，他日以继夜地写；耶鲁寒暑假时人烟稀少，而他还在拼命。那时刚好和首任太太离婚，他就买回TV food （边看电视边吃的食品），一手吃东西另一手继续写。出版社把稿子送两位外审，其中一位反对（他后来知道是谁），另一位赞成，但总算出了书。

        1962 年那本书出版时（33 岁），正好是他在耶鲁任教的第六年(1954-62) 。美国大学的助理教授在六年后须由系上评鉴，看是要改为长聘或不续聘。当时经济系决定不续聘他，因为他们觉得不需要有个人长期在系上教经济思想史。其中最主要的反对者，是James Tobin （1918-2002 ，1981 年得诺贝尔奖）；虽然Fellner 极力替他辩护，但仍无效。

        这件事对自视甚高的布劳格是一大打击，他说在30 年之后内心还是有点苦楚(bitter) 。1987 年左右，他正在拍摄一部一小时的电影，介绍凯恩斯的生平、思想与影响，有必要访谈美国的凯恩斯派经济学者；而耶鲁是此派的重镇之一，所以他就和Tobin 见了面。Tobin 对他说，其实25 年前真该留下他在耶鲁任教。此时的布劳格已近60 岁，地位与声誉已有目共睹，他以一贯冷静讥讽的口吻回答说：当初不就是你极力反对的吗？Tobin 涨红了脸，久久说不出话来。

        1962 年失业后，他回到英国找工作。原本以为不乐观，没想到伦敦大学的教育学院肯聘他，当教育经济学的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 1963-5) ，之后升到Reader (1965-9 ，英制职称，介于美制的正教授与副教授之间) 、教授(1969-84) 。1963-78 这15 年间，他也在伦敦政经学院经济系兼课，并在世界各国当ZF顾问，主要是提供教育与就业方面的专业咨询。1984 年退休后，他转到University of Buckingham （英国的惟一私立大学）和Exeter University ，目前在荷兰（他的出生国）阿姆斯特丹大学任教。

        以上是他的简历。有兴趣的读者，可在amazon.com 上查他的著 ​​作，或到图书馆找Who's Who in Economics（1999 年第三版），看他的详细生平与主要著作。1994 年他在The American Economist（38 卷2 期页12-27 ）发表一篇自传：“Not only an economist: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a historian of economic thought” 。这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从他如何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谈起，到后来如何受到麦加锡调查的影响，如何脱党，为何选择经济思想史作为专业，他对教育经济学有哪些研究成果，以及为何他对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甚至还写了一本最有名的经济学方法论著作。这篇文章后来收在他的文集Not Only an Economist (UK: Edward Elgar, 1997) 内，郑重推荐。以下评介他的《经济理论的回顾》，我认为这是他众多著作之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流传最广，同时也是我相当熟知的好书。

        为什么这取名为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 1990 年3 月底我问他，是不是因为他的老师Stigler 在1949 年发表一篇文章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in retrospect”? 他说不是，但也没说明白为何选此名。那为什么把这本书献给My ​​son, David Ricardo? 是不是因为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理嘉图，重新彰显了之前不够清晰的理嘉图学说，等于给了理嘉图一个新生命，所以才To my son, David Ricardo? 他哈哈大笑，说这是个太聪明的解释。真正的原因是，在写完博士论文一个月左右，他儿子出生了。他打算给小孩取个经济学者的名字，但他又不喜欢英国剑桥著名的女经济学者Joan Robinson （以不完全竞争理论闻名），所以有点担心会生女儿。感谢上天，是个儿子。我又问他：「那你平常叫他David 吗？」「不，叫他Ricardo 。」「那你儿子在哪个行业呢？」他叹了一口气：「心理学。他发表的每篇论文我都看得懂，也都有意见。为什么他不去研究核子或我不懂的学门呢？」有这种博学的父亲还真可怕。

        此书在1968 年出了增订二版，还是由美国的Richard Irwin 出版，他那时在伦敦大学当Reader ，翌年就升任正教授。第三版在十年后(1978) 改由剑桥大学出版，我没读过前三版，也没去对比，只听说第三版已把全书的架构定了下来。此时他已近50 岁，在经济学界有相当的名声，只要谈到经济思想史，大家就会联想到这本书。我所熟悉的是第四版(1985) ，那是我到清华经济系任教的第一年，请台北的美亚书局（当时是主要的版权西书翻印者），得到授权后印了一千本，后来听说都卖完了。

        我仔细读过全书的每行每字，1987 年6 月列了一张更正表给他：有些是排版上的，有些是论点上的。他很快就回信，用粗体钢笔写的漂亮英文。我同时寄一篇英文稿请他评论，内容是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是以何种表达方式译成中文的（严复在1902 年以古体文译出）？清末的知识界对史密斯的自由经济学说有过哪些回响？他对这篇文章的反应不错，提了一些问题。这篇研究发表之后，我也想知道其他非英语国家是如何译《国富论》的，以及有过哪些相当不同的回应。1992 年我得到哈佛燕京学社一年的资助，去哈佛商学院图书馆的「Adam Smith 馆藏」研究这个题材，几年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Adam Smith Across Nations (2000) 。后来我把最初的文章扩展成《亚当史密斯与严复》，2002年由三民书局出版，离1987 年和布劳格所讨论的初稿已经间隔15 年了。

        《回顾》的第五版是1997 年，结构和第四版(1985) 一样，都是17 章，排列顺序也相同。主要的更动是内容方面的小论点，增加一些新材料，删去一些段落，补充新的研究书目。增删之后的第五版，正文反而比第四版少了8 页(704) 。1990 年春他告诉我说，第五版将是最后的定版，他那年63 岁。1997 年出第五版时他70 岁，今年(2002) 他虽已75 岁，但还很活跃，不时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有力的论文。所以日后若见到此书的第六版，也不必太惊讶。但我猜测这本书的结构大概已经确定了，若有变动也是小幅的具体议题，应该不会有基本观点的大调整。

        《回顾》的17 章内容如下：(0) 导论：经济理论有进步吗？这是对整个学门以及本书的史观作评比解析，可读性很高。(1) 史密斯之前的经济学（重商主义与重农学派）。(2)亚当史密斯。(3)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报酬递减与地租。(4) 理嘉图的体系。(5)Say 法则与古典货币理论。(6)John Stuart Mill 。(7) 马克思经济学。(8) 边际革命。(9) 马歇尔经济学（效用与需求）。(10) 马歇尔经济学（成本与供给）。(11) 边际生产力与要素价格。(12) 奥地利学派的资本与利息理论。(13) 一般均衡与福利经济学。(14) 空间经济学与古典区位理论。(15) 新古典学派的货币、利率、物价理论。(16) 总体经济学。(17) 经济学方法论。

        我最喜欢的是(0) 导读与(17) 方法论，由此也可显现我的抽象偏好。最不喜欢的是(12) 奥地利学派，我想过要建议他在新版时删去此章，因为他所介绍的B ö hm-Bawerk 利息理论，既沉闷冗长又无大意义；他对Hayek 的Ricardo effect ，解说得也不够清楚，我什至怀疑Hayek 的这个理论有什么重要性。其余诸章我都觉得很好，其中的(3) 理嘉图，是他最拿手的题材；看他在(7) 马克思经济学内的精彩辩驳，真是令人佩服。

        此书的另一项特色，就是他在论几位经济学大师之后，会再加上长篇幅的「名著解说」。以(7) 马克斯为例，他先写了22 小节的分析，之后的23-46 小节，则是从《资本论》中挑出24 个题材，一方面解说马克斯的观点背景与论点，二方面提出他自己的评论与解说。全书共有九项这类的名著作解说，都用另一种字体编排，以和正文有所区隔。

        每位读者对此书的的观点不同，所预期的东西也不一样。我在这个领域教学将近20 年，大概相关的教科书都用过了；我还是觉得这本最有深度，作者的心智能力明显地优越。书内的错误，有些是排版上的，有些是作者的论点不一定正确，我累积了一些更正表，想建议他再版时调整。有人会批评他完全忽略德国历史学派的贡献，也缺乏文化面向的解释，但我确定作者对这两个主题的知识够丰富。只是这本书已超过七百页，作者的主要目的是在对所挑选的题材提出观点，而不是做百科全书式的知无不言。

       这本书对台湾的一般读者太难，主因是他所预设的读者是研究生和专业经济学者。虽然他的文体清晰，论理有力，但也不是读一两次就能充分掌握。十多年来我读了好几次第四版和第五版，每次重读都获益良多。大陆已在译此书，但尚未见到，或许日后还值得去做以台湾读者为考量的译本。（完）

（高景仲、赖建诚译）

众所周知，研究经济思想史不仅被主流经济学家看轻，有时还被公然奚落为嗜古成癖。这种现象并非今天才发生。实际上，过去三十年来，提到经济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所扮演的角色，论者都不禁要喟叹自二次大战以来，经济思想史的日趋衰微，甚至几乎从大学课程中销声匿迹；不仅在研究所，甚至在大学部也一样。（注1）这个趋势在美国比欧洲明显，但举世皆然。（注2）

虽然大学的经济思想史课程愈来愈少，却有愈来愈多的学者出席经济思想史会议，并发表相关论文。经济思想史的学术期刊急速增长，质量佳，而且愈来愈好。除了创刊于1969年的龙头专业期刊《政治经济学史》（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以及1981年的《经济学史评论》（History of Economics Review）之外，还有自1983年起每年出刊的《经济思想史与方法论研究》（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1990年起的《经济思想史学报》（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1993年起的《欧洲经济思想史学报》（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以及《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美国经济学史学会在1973年成立时，仅有两百多名会员，1974年的首届年会只有五十人出席；1999年时，会员总数已超过六百，其中有三百人参与年会，并在三天的会议中发表大约一百五十篇论文。此外，欧洲目前有三个活跃的经济思想史学会，每年都出版会讯，并在英国与欧陆的两个地点举行会议。日本与澳洲也有类似的学会在运作。Schabas（1992）推估当时全世界约有五百至六百名专业的经济思想史学者，大概有千名学者教授在做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现在若将Schabas的数字更新，成长的幅度应该有百分之五十。

经济思想史一方面在课堂中衰微，但另一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论文、研讨会、专业期刊却又在增加。我们应该如何解说这两种背道而驰的趋势？

经济思想史的伏与起

我们先看正统经济学者，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兴趣如何衰退。这相当容易解释，以致于任何尝试都会出现方法论上的「过度解释」。

先谈实证主义在哲学上的强势影响力。Alfred Whitehead（怀特海1929, p. 162）曾说：「不能爽快遗忘其创始者的科学，是个失败的学门。」这句话已说明一切。Jean-Baptiste Say（萨伊）曾更简洁地表达相似的概念：「愈完美的科学，历史愈短。」（引自Barber, 1997, p. 93）。自然科学不管自身的历史（这个说法的真实性现在要打折扣），（注3）因此，若经济学是真正的科学，那就应该轻忽自身的历史。

第二个解释较温和，是个标准经济学的例子。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来一点经济思想史课程作为学生的娱乐，当作学生狂热钻研数学或统计学之余的休憩，当然不是什么错事。但是，最重要的稀少资源是时间。经济思想史在众多课程的权衡取舍中，因而不能自保。如Paul Samuelson（萨缪尔森 1988, p. 52）所说：「研究生每晚至少要睡四个小时，那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法则，因此，经济学的课程中有些必须割舍。」此外，经济思想史对就业没有帮助。有谁曾经听过，任何学术圈之外的雇主，会因为求职者修过经济思想史而对他印象深刻呢？

但是，若以上的说法成立，那我们要如何说明，有愈来愈多人参与经济思想史的学术会议，以及经济思想史专业期刊的持续增加呢？

一个过度简化的解释是：在这个人口持续增加、高等教育的参与率、教师人数皆上升的世界，所有的数字都必然会增加，其中也包括不愿被淘汰而积极著述的年轻教师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这个纯数量的论点是有几分道理，但有点过度简单。各国念经济学的学生人数并未增加。此外，在重量级的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固然有助学术生涯，但大学系主任对经济思想史的专业期刊评价并不高。（注4）

经济思想史学者之所以会增加，较具说服力的解释是：经济思想史吸引了异于主流经济学家的知识分子。具数学天分者，学习物理、工程、现代经济学时，会有如鱼得水之感。具哲学天分者（知识分子而非技术专才），会因经济学与政策具有相关性，或是认为社会的基础在于经济，因而被经济学吸引。这种人很可能会选择经济思想史，作为研究的专长之一。由于经济思想史的论文鲜少有大量数学或经济计量，有些学生可能会认为经济思想史是个软柿子。事实上，从许多方面来看，经济思想史会比主流经济学更艰难、更精妙、较无法依样画葫芦。尽管如此，令人讶异的是，经济思想史的学术会议，竟然会吸引不同比例的奥地利学派、马克思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派、Sraffa学派、制度经济学派、后凯因斯学派，等等的各路人马。这些人都不是新古典，或甚至是反对新古典学派；他们在这个会议里，才有机会与自己狭窄学术圈之外的学者对话（Vaughn, 1993, p. 180）。换言之，经济思想史是异端者的避风港。这种异端，无疑地会有许多根源；但我认为，从另一种心灵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从某些意气相投的思维出发。

为经济思想史辩护

然而，经济思想史有「任何」功用吗？面对这个问题，有些文章的标题采取痛苦护卫的语调，来讨论经济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中的角色：＜经济思想史，多少钱一斤？＞（Winch, 1962）；＜经济学的过去有用吗？＞（Stigler, 1969）；＜在Samuelson之后，谁还需要Adam Smith？＞（Boulding, 1971）；＜经济学家应该放弃政治经济学史吗？＞（Corry, 1975）；＜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前途吗？＞（Backhouse, 1992）；以及＜为什么要教经济思想史？＞（Vaughn, 1993）。从这些辩解中，可以感受到痛苦的意味。那是因为要替知性的偏好做有力的辩护，原本就不容易；尤其所面对的，是本来就心怀疑难的对象。看看Schumpeter （1954, p. 4）在其巨着《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中，所提出的软弱辩护。他自问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思想史，接着回答说：「教学上有用、会有新的想法、会对人类的心灵产生洞见。」

「教学上有用」，是指在宽广的历史与知识背景下，去传授经济学的基础概念（机会成本、依边际法则作决策、个人成本vs. 社会成本、利润诱因、跨期协调、市场结清、市场失灵、讯息不完全、道德风险、交易成本，等等）。几乎所有的教师都认为，大三学生有一些经济学的底子之后，以及在大四决定是否要继续念经济所之前，最合适讲授经济思想史。

较少被提及的理由是：发现「新的（或是被遗忘的）想法」，因为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Pareto的最适境界」被忽略二十六年之后，于1930年代重新被发现；Coase早在1937年就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但要在三十年之后，这个概念才有人探索。这类例子，在经济学的演进过程中并不多见。

某些经济思想史的评论者相信，经济学界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完全市场」：透过由期刊、书籍、研讨会与会议所组成的通讯网络，新的概念在这个市场中相当有效率地传布，几乎没有重要的内容会流失。这个「思想市场有效率」的观点，隐含着说：经济思想史可以被当代经济学家忽略而无损失，原因是具有价值的概念，应该已经完全包含在现代的课程中了。Stigler（斯蒂格勒 1969）既能忽略经济思想史，但也能针对经济思想史中的某些议题，做出许多极具价值，至今仍称得上经典的研究。「思想市场」本身就是重要的事情，任何反对这种说法的声音都无须讨论。「市场」是学术（或任何）货品的质量仲裁者，所以也必然会受到流行风潮或势利眼的影响；原因很简单，因为学者通常是在非营利机构，或是在接受补助的高等研究机构工作。（注5）此外，在经济思想史的领域中，我们所忧虑会流失的内容，并非无法修复或是会完全失去的想法，而都只是一些酝酿中的想法（例如交易成本）；这些见解对当前经济难题的深刻洞见，都尚未被适当地探索。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把Edgeworth经济理论中的「核心」（core）概念，与非合作赛局的Nash均衡联系起来，前后花了多长的时间！

关于经济思想史的实用功能，Stigler只提出一项。这有点奇怪，因为他说经济思想史能教人「如何阅读，以及如何对所阅读的东西作出反应」；他表示，这种技巧从过去真正的伟大著作中最能磨炼出来，因为这样最能透过时间的差距，来显示出不同的观点。Boulding（1971, p. 235）也有相同的观点：阅读《国富论》这类的经济学巨着，「让我们对一位真正出众之智者的工作方式，有约略的了解。」这个说法和Schumpeter（熊彼特）对经济思想史的第三种说法类似：对人类的心灵方式产生洞见。但对Boulding来说，事情还不只是这样。他认为现代经济学研究所的训练，若遗漏经济思想史，充其量只能培养出有知识而无常识的书呆子（idiots savant）。（注6）

当Schumpeter替经济思想史辩护时，他心里想的是经济「分析」史。然而，几乎所有后来为经济思想史教学辩护的主张，如同上面提到的Stigler和Boulding的说法，都是有关经济「学说」史，亦即在讨论：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社会、哲学与政治概念对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经济大师的方法论观点，经济学界的社会学，经济思想在国际间的传布，以及如何把经济思想史应用到经济学的诸多相关问题（特别参见Winch, 1962; Corry, 1975 p. 260; Cesarano, 1983）。从这个较宽宏的角度来看，要替经济思想史的教学辩护并不难。事实上，唯有透过经济思想史的教学，才能让学生更理解，经济学在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社群内的相对位置，也才有能力辩解学术分工之优缺点，这类的重要问题。我们在教授过往经济学大师的思想时，若能留意他们的学术背景、哲学方面的概念、以及他们写作时的制度环境，那么就能做到Schumpeter所提出的第三个理由，亦即「对人类的心灵产生洞见」。但更要紧的是，我们因而能进一步了解，经济学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状况。如同Karen Vaughn（1993, p. 178）为经济思想史所做的强烈辩护：「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说，经济学史之所以"有用"，并非因为它能帮助学生磨练理论技巧，或给他们一点跨学门的广度，而是因为它能影响学生对经济学本身、它的潜在成就、它的主要限度有所了解。」她的结论是，有好些理由要多学一点经济思想史，少学一点数理经济学与高阶的计量经济。我完全同意她的说法。

知识的深度与广度是多面向、多层次的。经济学的知识包括分析、数据、历史、制度与政策问题。某些具有深度的概念，只有在仔细区分研究之后，才能和其它有密切相关的概念，一齐得到较好的理解。因此，知识的宽广度要看如何去做细腻的区分与深入的探讨。这些知识的层面，在不同的背景下，会有不同的重要性。在我看来，经济思想史对许多学生而言，具有潜在广泛的应用性，能帮助他们对广博的观念，有深入的根本理解。

如何重建过去

有些经济思想史学者，试图对系上同事证明经济思想史的价值。他们把经济思想史简化成经济分析史，然后给过去的思想穿上现代的外衣。所谓现代的外衣，是让他们的文章看起来，像是最近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或《政治经济学学报》（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的文章，所具备的数学模型。我称之为「理性重建」（rational reconstruction），并用它来和「历史重建」（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相对照，后者是从Richard Rorty（洛蒂）的哲学史学借来的（Blaug, 1990; 也参见Backhouse, 1992, p. 24; Khalil, 1995, pp. 46-9）。Schumpeter（1954）所说的「经济分析史」，其实是一种理性重建。Schumpeter在其伟大著作的首章，虽然宣示了他的意图，但他其实一直陷在他当时所称的「知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 geistesgeschichte）里（p. 303），这种做法和我所说的「历史重建」，几乎是同一回事。（注7）

我刻意用「重建」这个词，目的是要向Jacques Derrida（德里达）与Michel Foucault （福柯）在结构主义上的洞见致敬。他们认为，过去所有的文本都需要重建，因为这些文本的意义并非全无晦涩之处，并不是只能有一种诠释。甚至连作者也没能完全掌握文本的意义。文本既然必须重建，问题在于我们要怎么做：是要以我们现在的全部所知来重建，或是尽可能忠实文本写作时的背景？

选择前者的诱惑几乎难以抵挡。这么做的话，我们是在让经济思想史与当代经济学家之间，有清楚的关联；同时，我们也在运用现代的专业技法，看是否能对当代的问题有所帮助。当然，用三条联立方程式的成长模型，来表达Adam Smith的见解，或用两条微分方程式来说明Malthus（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都必然是时空错置的做法。但我们终于可以用理解Samuelson 的方式，去了解Ricardo。在这种情况下，「时空错置」的代价，怎能和那种狂喜的感觉相提并论？

相对地，历史重建是在运用过去思想家、同时代追随者所能接受的方法，来正确地描述其意图，来解释其思想，这是相当困难的事。历史重建必须仔细阅读这些经济学家的文本，以及在他们之前的思想家著作，来了解他们写作时所处的大环境。历史重建犹如驾驶着经济学的列车，借着后照镜在时光中回溯。这时我们就会安慰自己说：毫无疑问，无论就心理面、智识面、或甚至逻辑面而言，严格来说，历史重建都不可能做到这几个面向的要求。我们读Karl Marx时，怎么可能，或甚至假装不管当代经济学？为什么可怜的Marx，会试图把产出的价值归因于单一的投入（劳动力），而对边际生产力一无所知？怎么可以跟心理分析师谈自己的童年，但又假装在青春期曾经发生失忆症？

展读Paul Samuelson、Michio Morishima（森岛道夫）、Hans Brems（汉斯） 、Jurgen Niehans（尤尔根·汉斯）、Takashi Negishi（根岸隆）等理性重建大师的作品，（注8）我们无疑地能学到许多用数学模型表达的经济思想史，甚至还能多学到一些对Smith、Ricardo、Mill、Walras、Wicksell（维克塞尔）的理解。然而，无论理性重建的手法如何地理所当然，但到了某个时间点，其败象就至为明显。我们可以写出数学模型，来描述农业经济体系内的土地具有稀少性，而且没有补充的可能，这种手法是在用现代的外衣来包装Ricardo。这么做的话，会削去整个大问题中不少难以处理的棱角，但这只是在把Ricardo当作个广告商标，他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若你手上有一把铁锤，那么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会像是钉子。经济学家拥有现代的数理工具，每个议题在他们眼中，就像是可以运用这些工具的好机会。铁锤若能有新钉子可敲，总是件好事。如果重点只是在运用现代工具，那么理性重建终必会使经济思想史残障。如果你很想展现新武器，那有许多地方可以大展身手，不一定要在这里。

我自己也犯过上面所挞伐的罪行，但我还是要下结论说：历史重建才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唯一路径，这么做才能尊重所研究素材的独特本质，而非只是迁就现代分析工具的应用。理性重建会使过去的思想家看起来更像我们，然而实际上他们并非如此；历史重建会使他们显得较不像我们，但会较像他们的原貌。我们无法重建Adam Smith的心灵状态，以及他所继承的知识遗产，但我们可以尽力尝试趋近。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进步，正如经济学整体来说也是在进展一样。阅读Jacob Hollander与Jacob Viner这些前辈学者对Adam Smith的研究，就可以了解近数十年来我们对Smith研究的重大进展。我们知道，要把过去的思想以其「原貌」还原重建，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们不可能重建1792年巴黎、或1917年莫斯科的革命热潮一样。若经济思想史对历史重建的问题确实难以克服，那么任何写作历史、政治或经济史的尝试也就都免谈了。

鱼与熊掌兼得

如果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必然泾渭分明，区分这两种诠释便不成问题。然而大多数奉行理性重建者，都自认比那些只能重现过去的纯粹经济思想史学者，更能以历史的眼光对思想大家作更深层的解读。我曾多次指出这种鱼与熊掌兼得的例子（Blaug, 1990），在此我仅藉两个有力的例证，说明经济思想史如何能厘清经济学的中心议题，并启发经济思想的开展。

Adam Smith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是经济学文献中最知名的比喻之一。Kenneth Arrow（阿罗）与Frank Hahn（汉）在《一般竞争分析》（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的「历史导论」中（Arrow and Hahn, 1971, pp. 1-2），向Adam Smith致敬，因为Smith在两百年前已洞知，完全竞争会导致Pareto最适的多重市场均衡。对Smith作这样的解读，在许多初阶教科书中也以可看到类似的说法（Blaug, 1997a, p. 82）。这种褒扬其实是历史的大乌龙。Smith所说的竞争，系指现代奥地利学派所称的「过程竞争」（process competition）。我们今天所说的竞争，对Smith而言是「明显且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意谓没有人为的限制，尤其是不对进出产业或职业设限。无论是竞争或垄断，皆与市场内的卖方人数无关；垄断所指的，并非卖方只有一人，而是指生产要素因未能完全流通而造成供给缺乏弹性；竞争的相反并非垄断，而是合作。简言之，所谓的竞争，是我们从「竞争」这个动词所联想到的商业行为模式，亦即进入能获利的产业、以削价来扩张市场占有率，以及无所不用其极地争取利益。「完全竞争」这个概念，是到了1838年才由Auguste Cournot（古诺）提出。在完全竞争下，厂商为数众多，每个厂商都必须接受既定的市场价格，仅能自由调整自已的产量。这种厂商只能作为「价格接受者」，而非「价格制定者」的概念，完全异于Smith以及所有自他以降古典经济学家思考竞争的方式。再者，若把古典经济学家从竞争过程所得到的「动态效率」概念，等同于Pareto与Arrow、Debreu所提出的「静态效率」，那就更是乌龙加乌龙了（Hutchison, 1999）。

此外，Smith在三个不同地方使用「看不见的手」这个词汇。Smith每次用它时，都不是用来说明市场必将能把个人的「恶行」（如自私），转化为公共之「德行」（例如众人之所得与就业）；而是要证明如Robert Burns(彭斯)所说的：「the best-laid schemes o' mice and men/Gang aft a-gley」（Rothschild, 1994）。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第四卷第二章谈到国际贸易时，「看不见的手」仅出现一次。Smith指出，对国内产业的自利偏好超过国外产业时，就会不经意地替捍卫本国利益出一份力（Grampp, 2000）。Smith还轻蔑地补充说，装模作样的商人刻意促进公共福利，所造成的伤害总是多过帮助。Friedrich Hayek与Robert Nozick在二十世纪重新发现，与Smith同时期的Adam Ferguson（弗格森1978），所提出的「个人行为的意外社会结果」学说，就是在用「看不见的手」来解释社会制度。Ferguson的说法，在Smith的作品中并不存在。所以呢，若要援引历史来替当代的信仰背书，则漠视文本证据是没水平的做法。再者，相对于现代盛行的终局（end-state）概念，若要了解竞争的过程概念（process-conception, Blaug, 1997a），这倒值得耐住性子，思索Smith对价格制度之优点的真正想法。

接下来所要提出的例证，更能清楚呈现我的观点。我确信，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思想史的评价相当低，部份原因是他们将经济思想史视为很久以前的经济学史，所处理的议题或许是Aristotle（亚里士多德）对货币的看法，或是经院学派（scholastics）对高利贷的观点，或是重商主义学派对进口关税的论点。然而，对后世的学者而言，最近一期的Econometrica必然是后人眼中的经济思想史，其中所含的见解，和Pigou（庇古）谑称的「死人的谬见」其实并无差别。经济思想史的范围，可溯及昨日才出现的经济见解；活着的经济学家与逝去的经济学家，皆可为经济思想史学者所用。Robert Lucas（ 卢卡斯1996）以货币的长期中立性，作为诺贝尔奖演说的题材，正可说明此点。Lucas沿袭Milton Friedman（弗里德曼）的作风，只要一讨论到货币理论，就必先阐释David Hume（休谟）在1752年发表的＜论货币＞与＜论利率＞这两篇「宏文」。Lucas援引Hume两段讨论「我们现在称为货币数量理论」的论述，内容是︰（1）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将会等比例地改变货币价格；（2）因此，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将不会对产出与就业有实质的影响。Lucas（pp. 661-3）也注意到Hume所宣称的：「事物在调整至新的情势之前，总有一段间隔空档。」Lucas于是提出疑问：若个人采取理性的预期，那么为何在货币扩张或紧缩的初期效应，会异于其最终的效应？货币的中立性变动，如何会使就业与生产作同方向的变动？

Lucas（1996, p. 664）认为Hume的论述有矛盾之处，他的解释是Hume欠缺现代经济学的工具。他说：「我认为实际的情况是，对一个仅具有文字工具的经济学家，即使是能力超卓如Hume，这个（问题）毕竟太难。」Lucas还指出，十八世纪缺乏有系统的货币与价格数据，迫使Hume相当依赖纯理论式的思考推理。「基于日常生活的知识，Hume确信货币变动与生产变动之间，存在着短期的相关性。然而这样的想法，经过非正式的测试之后，会与Hume的广博历史知识抵触。」Lucas（1996, pp. 668-9）针对Hume的论点，作更进一步的历史重建。他说︰ 「Hume比较不同经济体在不同货币成长率下的长期一般行为时，能作出严谨的理论化工作，而且我们也都看见，他在实证上也相当成功。但另一方面，在研究短期时，他就被迫采取较松散的思考推理，以及较粗糙的实证数据，来作出一般化的结论。经济理论经过十九世纪，以及整个二十世纪的演进，Hume论述的双重标准特征依然存活着。运用最新发展的静态一般均衡理论，可以更准确地描述货币数量理论说中的"货币中立性定理"。这项定理若用动态的一般均衡理论来解释，则会出现捉襟见肘的窘况。」

Lucas告诉我们说，Wicksell、Keynes、Hayek、甚至Patinkin（帕廷金）等人，都是以一般均衡的模式思考。在一般均衡下，人的行为被视为总是在追求极大化，所要解决的是跨时期的替代性问题。但Wicksell等人的做法，到头来和Hume一样，受到所运用的分析工具之限制，无奈之余也只能诉诸松散的动态均衡。对Lucas而言，这一切「只是要强调，如果没有现代的数理经济学工具，任何解析困难动态问题的尝试必然徒劳无功。」Lucas的诺贝尔奖演说，在阐明此点之后，说我们现在终于可以适切地探讨总体经济学的一般均衡。他也证明说，若个体对其所作决定的随机结果具有完全的信息，则菲利浦曲线必然会垂直。

Lucas似乎浑然不觉，他的说法并非Hume和同时期的人士，或是在19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发生之前的学者，对货币数量理论的诠释。货币的效果在长期是中立性的，这在当时殆无疑义（由此可见，重商主义学派对长期出口顺差情有独锺，实在是大错特错的观念）；但就短期而言，货币的效果并非中立性。的确，Hume以及后来的Marshall（马歇尔）、 Fisher（费雪）、Wicksell、Mises、Hayek与Keynes等人，皆极度强调货币的短期非中立性。在此之前被大力鼓吹过的货币长期中立性、等比率定理这类的相关理论，几乎都已不见踪影（Mayer, 1980; Patinkin, 1990; Humphrey, 1991; Blaug, 1997c, pp. 19-21, 614-28, 638-40）。Hume指出：「主事者的最佳政策，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货币发行量，藉此可活络国家的产业士气。」Hume所开的处方，是渐进式的通货膨胀。从这个角度来看，Hume甚至比Friedman或Lucas所想象的还要更现代。

Hume对短期的强调，成为第一次与二次大战之间凯因斯总体经济学的特色。然而这项强调，几乎被Lucas以及所有现代教科书对货币数量理论的论述所忽略（Laidler, 1991, pp. 18-9, 79; 1999）。所以我的结论是：Lucas对Hume所做的理性重建，是个别脚的历史重建，并因而严重地误解两个多世纪的货币理论史。

Lucas的理论架构，在说明经济学家的唯一关切是长期均衡的特性。只要脱离这个框架的文本，Lucas就无法诠释。尽管理性预期与现代的随机分析工具，确实有助于厘清Hume对货币长期中立性主张的一些根本问题，但若要说这些前辈经济学家的目的，是在试图建立货币长期中立性的模型，那必非实情。在理性预期的特殊假定条件下，运用某些分析工具所得到的理论分析，其实完全不能回答下列的问题：货币政策是否应针对短期的景气循环而发？或是在货币长期中立性的假设下，来指导短期的货币政策？

为经济思想史研究作最后的辩驳

我现在要回到先前提及的那个既困难又关键的问题：如何替「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可以作为经济学的专业」辩护？我们已经讨论过一些人所做的有力论证，我敢说，没有一个说法可以完全说服死硬派的存疑者。我在此提出自己的压箱说帖，同时我也充分理解，这个说法也不是完全具有说服力。那就是：经济、物理、化学、生物、哲学，甚至数学等学门的思想或理论，除非对自己学门的历史有透彻的研究，否则这些想法或理论就不可能被充分了解。我在学生时期所不能理解的微积分，是后来读了Newton与Leibniz对「微积分基本定理」的争议论述，才豁然开朗的。微积分的基本原理，植基于微量增加或微量减少的形而上意义；直到那时我才顿时了然，确切明白为何微分是积分的对立面。读了Hayek那本相当整人的《价格与生产》（Price and Production）（1931），以及Robbins对《经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1934）的混淆解说之后，我才了解凯恩斯革命的真正意义。我想，所有的经济理论都可适用这个道理。经济知识本来就是随境而变的。我们现在所知晓的经济体系，并非我们刚刚才发现的东西，相反地，它是过去所有发现、洞见、起步错误等等的总和。没有Hayek、Robbins、Pigou，就没有Keynes；没有Keynes就没有Friedman；没有Friedman就没有Lucas；没有Lucas就没有…。Leijonhufvud（1999）曾经将经济思想史与决策树叉图相提并论：树干有许多分枝，有些长得饱满结实，其它则在萎缩枯死后，树液回流主干，滋养其它分枝。我们目前的经济理论，并非早就注定的。假若几年前，经济学在关键的岔点上选择了另一个转折，那我们今天可能就会鼓吹不同的经济理论。

我真的可以信手举出几十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基本的想法，但在此我只提一个例子。Stigler的《价格理论》（Theory of Price）第三版（1966, p. 113），提出所谓的Coase定理，这项理论已成为现代「法律经济学运动」的核心概念。试着想象：如何从Stigler的书去了解Coase定理的完整意义。Stigler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个人与社会的成本将会相等」，因此，「产出的组合内容，将不受法律对损害责任之规定的影响。」Stigler的自信结论，结合了「效率」与「不变」两种说法。所谓的效率说，指的是若当事者自愿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进行谈判，则完全竞争恒为最适状态（optimal）。所谓的不变说，是指资源的最后配置，不会因财产权不同的初始分配而不同。随后的大量文献显示，无论是效率说或不变说，在完全竞争的世界之外，都有高度的争议性。或甚至在完全竞争、完全信息与零交易成本都能精确定义的情况下，效率说与不变说都会变成只是套套逻辑（tautology）而已（Usher, 1998; Medema and Zerbe, 2000）。但若我们回到Coase的＜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1960）这篇著名文章时，我们会发现，所谓的Coase定理完全没有包含上述的名词。此外，所谓的「交易成本」，在Coase的文章中仅被定义为「营销成本」（marketing costs）。无论在此处的「营销成本」意义为何，距离Coase讨论「厂商理论」（"The Theory of the Firm", 1937）的文章已有二十三年，交易成本的概念在那篇文章中初次出现。Coase本人用了好几年的时间，藉助他人所发展出来的Coase经济学，才能较精确地将「交易成本」定义为协商契约的成本（无论是以明显或不明显的方式来定义），以及监督或警戒契约执行的成本。Coase也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强调说交易成本可以被极小化，但即使在完全竞争的状态下，也恒为正数。简言之，Stigler与其它许多人所描述的「Coase定理」，对Coase自己而言，是永远无法应用在现实世界的「黑板经济学」。

这个错中错大喜剧给我们的教训是：第一，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未必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创见。其次，伟大思想的潜力，要靠门生与批评者用好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夫，才能充分发掘。我们现在不时提到Coase 那篇1960年的文章，是因为它教导我们说，「ZF失灵」与Pigou所谓的「市场失灵」，其实是同样重大的问题；因此，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未能两相吻合，并不足以构成ZF介入的充分理由。然而，当我们以不同的眼光重读这篇文章时，并不能明显地感受到上述的说法。

时间对文本所产生的作用，并非只对Coase定理有效。正因如此，经济学作为一个专业学门，必须扬弃对经济思想史的鄙视。经济思想史并非经济学内的特殊专业，它本身就是经济学，所不同的是它的手法：从时间的横轴纵切下去，进行深入的研究。

经济思想史的新潮流

与其它经济学家对话，让我深切了解到，在他们的印象中，经济思想史是一种知性的考古学。经济思想史或许能偶尔挖掘出新手稿或文件，但这类事情并不会影响经济思想史本身。此外，与经济学内的其它领域相比，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进步，并未与时推移。这完全是个误导性的印象。在此我试图描绘经济思想史中，若干领域近年来的剧烈改变。当然，我的看法会深受自身兴趣的影响。我无法和以博览群书著称的Jacob Viner（瓦伊纳）媲美。

让我们回溯至1980年代，向Odd Langholm（1987）的著作致敬。他有三本讨论经院学派经济学的专书，彻底改写了先前研究「后罗马与前古典」经济思想的论述。事实上，他的《亚理斯多德传统中的价格与价值理论》（Price and Value Theory in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 1979），可称为经济思想史的经典之一而无愧，足以与Heckscher（1935）论重商主义、Viner（1937）论国贸理论、Collison Black（1960）论古典发展经济学（与爱尔兰相关）、Fetter（1965）论英国货币正统思想，等等巨着等量齐观。

自从Glasgow版的Adam Smith全集与书信集在1970年代问世后，Smith的面貌也随之改变。Glasgow版的编辑倾力弭平所谓的「Adam Smith难题」。这个难题在于Smith的《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与《国富论》之间的矛盾关系。《道德情操论》这部艺高胆大的巨着，所探讨的伦理理论，是奠基在「同理心」这个心理学概念上；而《国富论》的主题是经济成长，其立论基础则是受商业社会传统习俗影响的自利心。Glasgow版的编辑指出，《道德情操论》说人类的动力是利他主义，而《国富论》则说人类的动力是自利。两者之间的出入，表象多于本质。原因是，《道德情操论》中的重要概念「同情心」或「同理心」，完全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牺牲自己以造福他人的利他主义。此外，令人困惑的是，Smith从来不曾互相引证这两本书，但他曾计划将这两本书整合写成另一本，当作讨论法理学的第三本专书，而这个想法并未实现。

我们曾经短暂地认为，这个难题终于解决了。但这难题阴魂不散，继续出现在探讨Adam Smith的论文中。这些年来，Smith已经成为整个经济思想领域中，最莫测高深与复杂的思想家。从各个面向来讨论Smith著作的专书与文章汗牛充栋，内容高潮迭起，我们亟需重新整理这些研究成果。（注9）

相对地，与David Ricardo、John Stuart Mill相关的研究则较不活跃。虽然Samuel Hollander对Ricardo的工资理论提出「新观点」（Peach, 1988），此外也有人对先前未曾得到应有独立思想家地位的古典经济学作家，做了全新的重新评价（O'Brian, 1998），但都未引起多大注意。此外，Sraffa（斯拉法）派的学者，试图重新将整个古典经济学诠释为「剩余理论」。这样的诠释，目的在一劳永逸地揭示，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应该将「新古典」招牌中的「古典」去掉（Kurz and Salvador, 1998）。然而，这些努力仅得到些许（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关注，他们所处理的议题仍有争议（见Blaug, 1999a）。（注10）

Thomas Robert Malthus是近年来受到最彻底重新诠释的古典经济学家。一方面，Samuel Hollander（1996）在对Malthus所做的理性重建巨着中，将Malthus说成是坚决反对Ricardo价值与分配理论的人；我们（或与Malthus同时代的人）视Malthus为人口理论家，那是纯属偶然意外之事。另一方面，Donald Winch（1987, 1996）对Malthus所做的有力历史重建，将他描绘为维多利亚时代人人必读的经济学家。Malthus的宗教观一直被贬抑，在我们对古典时期基督教政治经济学有了新的认知后，其价值现在已经得到全然的认可。对Malthus的重新评价，无法完全平反旧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声称，说Malthus是替地主阶级辩护的人；也无法辩驳自由主义者的见解，认为Malthus是捍卫社会旧秩序的人。但这些对Malthus 所持的老旧观点，已经很难在新的诠释中找到（Waterman, 1998; Pullen, 1998）。

近来对十九世纪德国与法国经济思想的重新认识，已经扭转以往处理1870年代边际革命时所持的见解。我们都知道有一种标准的说法，认为Jevons、Menger、Walras这三人帮，在1870年与1874年间，各自独立地发现新边际经济学。但这个说法之中有些例外，其中包括好几项重要的突破：Cournot（1838）、Dupuit（1844）、von Thunen（1852）、Gossen（1855），而这些人的成就都被忽略了。Eric Streissler（1990, 1994）的研究指出，十九世纪中期已有一个新古典原型的德国传统，其中有von Thunen，以及Hermann、Rau、Hufeland、Mangoldt、Schaffle等等较不知名的作者。这些人都了解边际效用递减、边际生产力递减、机会成本与边际替代性这些概念。因此，「所有基本的边际概念都已齐备，可以让Menger进一步发挥。」（Streissler, 1990, p. 46）。的确，主观价值理论与供需图（他们和Marshall一样，把价格放在纵轴上），首度出现在Rau于1841年出版的Grundsa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基础经济学》第四版）。这是第一部标准的德文经济学教科书，在往后的四十年间印行八版。（注11）

相似地，我们近年来发现，Cournot与Dupuit在法国的经济学中并非孤立人物。Ekelund and Hebert（1989）指出，一批法国国立道路桥梁学院的工程师，比Jevons、Menger、Walras早半世纪，就独立地阐述现代个体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这些工程师并非学术界的人，他们的分析焦点是道路、运河、铁路的实际问题。他们的研究以实用为导向，因而能创造新思惟来解决经济问题；但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想法从未有系统地发展，也没有与法国大学中的传统经济学对话。

根据一般经济思想史的教科书，边际革命是发生在曼彻斯特、维也纳与洛桑等地的奇特单一事件，历经三十、四十或甚至五十年，才全面存在于经济学界。综合前述Streissler与 Ekelund、Hebert的说法，这样的描述必须改写。的确，这个历史在翻案之后，令人更难解释边际革命为何用这么长的时间才成功。历时三十至四十年的演进，怎么还能称得上革命？

三人帮当中，Walras是最复杂矛盾的人，其理论意图的神秘性直追Adam Smith。我们久知Walras是最抽象的经济理论家，他也相当热中应用经济学，但其经济理念中实证面与规范面的确切关系，最近才逐渐被了解（Jolink, 1996）。Donald Walker（1996）指出，Walras如何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Pure Elements of Economics）前后不同的改版中，针对长久以来为人所知的「存在性问题」（亦即一个经济体的所有市场，是否可能同时产生市场结清），终于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学形式解，而扬弃了他先前所提出的见解：经由反复摸索的过程，对「稳定性问题」所得到的半真实解。由于均衡的概念逐渐受到注意，不均衡的概念，以及任何有关市场制度的叙述，就都跟着消失了（Walker, 1997）。

总而言之，从Walras到Arrow与Debreu（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史，可说是在暗道中摸索前进，最后由经济思想史家来盖棺论定（Ingro and Israel, 1991）。这条暗路原本是死胡同，因为Arrow与Debreu对存在性问题提出最严谨的解答，把一般均衡理论转化为数学谜题的形式，应用在只能想象但不可能存在的虚拟经济体上。然而，非常相关的「稳定性问题」，则从未被严谨或松散地解决。一般均衡理论只是一个脱离现实的研究方向（Blaug, 1997a）。这是个可以争论的说法，但我相信，这是因为必须藉由一般均衡理论，才能说明经济体内各部门之间的互相依存性。但这个「各部门之间相互依存」的观念，全然不是Walras所发明的理论。

一般均衡理论在Walras死后就逐渐衰微，到了1930年代才被Hicks（希克斯）、Lange（兰格）、Hotelling（霍特林）、Samuelson等人复兴。此时正值凯因斯革命、独占性竞争革命、社会计算革命（即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可行的争辩）、新福利经济学等达到顶峰。另一方面，奥地利学派的「竞争的过程」概念，逐渐从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计算辩论」中浮现。多年来，我们傻傻地认为Oskar Lange轻松赢了那场论战，并证明一般均衡理论也能探讨实际议题，例如用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行性。重估这项辩论（Lavoie, 1985; Blaug, 1997a），使我们了解上述想法的荒谬性，这也再度揭示经济学史是经常地在改写。但是要如何改写，则与我们解读当前学说（例如一般均衡理论）的方式有直接关系。

1930年代在经济思想上，是前所未有繁花似锦的十年，二次大战之后的十年成果更是丰硕。Arrow and Debreu（1954）那篇证明一般均衡存在性的文章，加上Samuelson在其《经济学入门》（Economics: An Introduction）（1955）第三版中所宣称的「新古典综合」，代表着往后我们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真正诞生。这就是我所说的「形式主义革命」（Blaug, 1999b）。要解释为何发生在1945至1955年，而非更早或更晚，则仍是个问号。这个问题还在探索中，必须仰靠那关键十年间的文献；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这些新文献还不断地出现。

现在刚刚浮上台面的新经济思想史，是德国人以往所称的Geistesgeschichte（时代精神史），是以一些关键主题来研究经济思想史，或是以一个博大的思想来统摄整个年代。Philip Mirowski的著作，特别是More Heat Than Light（1989），是最显著的例证。他以全新的眼光来看经济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物理学或其它自然科学家观察世界的方式，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本书在历史细节上有颇多舛误，de Marchi （1993）曾严厉批评Mirowski对Walras、Marshall、Wicksell等指标性人物的处理。然而，此书仍持续展现出一种历史风格，引导我们较不关切这些过往的大师实际上说了什么，而较关切他们发言时的大环境。

最后，以计量经济史为主题的书籍，近来有几乎爆炸性的增加。从Epstein（1987）、Morgan （1990）、Duo Qin （1993）讨论1940年代的机率研究法，以及Cowles Commission的结构估算法；后来发展到Hendry and Morgan（1995）的博大研究，可谓灿然备矣。Hendry and Morgan将二十世纪计量经济史的重要论文纳入讨论，并以现代工具（另见Darnell, 1994）重新演算当初使用的实证方法。在这波热潮之后，我的印象是，对计量经济学史的兴趣已再度降温。只要计量经济在经济学中仍是热门的议题，进一步探索计量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间的演进过程，必然会产生可观的效益。总体经济学在1980与1990年代变得日益理论化，而计量经济则变得更加非理论化，这是由于许多顶尖计量经济学者，在着手做实证研究之前，会先深入探讨数据。为何会如此？我敢说，大部分的人会相信，这不是经济思想史学者所要解答的问题。但是，错了，他们正在找答案。

〔译自"No History of Ideas, Please, We'r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1, 15(1):145-64。〕Blaug感谢Roger Backhouse, Brad De Long, Alan Krueger, Timothy Taylor, Ruth Towse与Michael Waldman等人极有帮助的评论。

（注 1）Blaug（1991）与Cardosa（1995, p. 198）内有十分完整的参考书目。
（注 2）Cardosa（1995, p. 202）对二十五个国家三百位经济思想史教师进行调查，发现经济思想史在研究所多为必修，在大学部则为选修。这个异常的结果，与一般报导所描述的美国、英国经验完全相反。
（注 3）有时会在物理、化学、生物之外的系所开科学史课程（我希望能提出具体数字，但一直无法找到相关的量化研究）。某些经济思想史学者，由于受到经济系同僚的刻意蔑视，而心灰意冷，想转而与科学史学者结盟（Schabas, 1992）。这项提议已经被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学者否决。
（注 4）若有人曾搜集经济思想史学术会议与期刊的成长数据数据，并和经济学内的其它领域相对比，我（与其它人）就不会再使用这种口耳相传的证据。然而，在欧洲亲身参与一项未尽人意的相关尝试之后，我不愿以Kuznets式的手法，来提出美国的数据，但若有这些数据出现时，我将会极有兴趣运用。
（注 5）对「思想市场有效率」假说的批评，参见Anderson and Tollison （1986）、Strassman（1993）、Khalil（1995, p. 717）以及Yeager（1997）。思想市场这个观念，是新「科学经济学」的主体。相关的讨论参见Hands（1997, pp. 728-9），和Wible（1998）的专书。
（注 6）Boulding（1971, pp. 232-3）指出：「在反历史学派盛行的美国，思想史被视为一种稍稍腐化的娱乐，仅适合真正喜欢中世纪拉丁文的人。因此，只阅读过去十年文献的人，就是个完备而且被认可的经济学家….。这样的反历史学派，造就出训练有素但缺乏深度的技术专家；他们知道怎么用计算机、跑大规模的相关分析与回归方程式，但对经济制度却无知得令人咋舌，无法掌握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所投入的血、汗、泪，对数据背后的现实也几无所悉。」以上是1971年的情形。当Boulding面对Klamer and Colander（1990），以及经济学研究所教育委员会（Commission on Graduate Education in Economics, Krueger, 1991）的研究结果时，他会说什么？
（注 7）英国历史学者Herbert Butterfield的《历史的Whig 诠释 》于1951年出版，之后这项具有批判意味的「历史的Whig 诠释 」，就被用来攻击英格兰史学的主流传统，成为理性重建的主要标签。原有的传统，是将英格兰史描绘成一个朝着Whig党所代表的自由理想，稳定进展的故事。「Whig诠释」这个词汇，很快地就被广泛使用，代表一种历史学者应该避免的做法。但批评者指出，Butterfield自己的《现代科学之起源，1300-1800年》（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1300-1800），本身就带有强烈的Whig 式作风。关于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的区分，我的看法和科学史学者对科学史的「时空错置」（anachronical）、「与时变化」（diachronical）这两种观点的区分是相同的。
（注 8）二次大战之前的世代中，有一个强烈的例证，参见Knight（1935），以及Stigler（1941）由Knight指导的博士论文。
（注 9）West（1988）的综述距今已逾十年。Tribe（1999）的研究不能算是对Smith相关文献的全面整理，但确实已足够显示Smith文献的丰富性。
（注 10）现今主要总体经济学教科书中，对「古典」这个标签的非历史用法，可参见Backhouse（1996, pp. 11-2）。
（注 11）Hutchison（1953, p. 132）指出：「对于价值、生产与分配的分析，有一两位德国"古典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领先同时代的英格兰学者数十年。」他的唯一错误，是在「一两位」，其实「四或五位」应较适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