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文版序

萨缪·鲍尔斯

经济学起源于欧洲，但其成熟却至少部分得益于亚洲。

从十八世纪中叶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到十九世纪中叶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卡尔·马克思，这些古典经济学的巨匠都生活在英国。他们的作品都呈现出一种英式观点，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斯密所支持的分散化的市场经济——他的“看不见的手”——就是由其出生地爱丁堡的进步以及英国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有限角色所激发的。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住在曼彻斯特拥挤地下室的穷工人们是他们著述的立足点，这丝毫不亚于迅速崛起的爱丁堡的工业烟囱对于斯密的意义。

经济学诞生并繁荣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于其他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似乎把个人生活的全部活动统一为一个独立的自治的社会生活王国，这个王国服从于法律等的管制。而早期的经济制度，按卡尔·波拉尼的话来说，只作为一个部分，嵌入在文化和政治的秩序之中。宗教、习俗、政治以及日常生活的再生产交织于今天所谓的经济活动之中：也就是资源的配置和分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随着生活的领域从家庭、宗教、政治和习俗中独立出来，工作日和工作地的概念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分析和归纳，自利、理性的（和道德无关的）“经济人”——统治着我们在经济领域的行为。

资本主义不仅仅将经济从周围的社会结构和道德约束中解放了出来，它还被赋予某种规律性，并最终被描述为具有普适性的法则。这其中有所谓的供求律，其结果就是单一价格法则。这个占主导地位的古典和新古典传统法则意味着，在竞争均衡中，一个给定的商品不会以不同的价格交易，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亦不会存在。“经济人”和单一价格法则之类的简化，使得数学推理最终得以应用于经济学，这极大地提升了经济学的清晰性和连贯性。

古典经济学家所关注的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动态相互作用这一多维问题又在现代内生增长理论中得到复兴。他们问道：在保持成员自治的前提下，经济如何被组织，才能够改进其成员的物质和福利水平？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迥然不同的：比如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对于积累过程中关税和地租的角色持对立观点；斯密自由放任的主张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冲突则更为著名。他们答案的共同之处就是，都是以英国经济发展的卓越成就和经验为实证依据。

但作为第一个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英国的经验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如果经济学诞生于法兰克福、东京或是圣彼得堡而不是伦敦、曼彻斯特和爱丁堡，其中心主题就会不同，经济学将更加强调大型金融机构和政府的相互合作、技术赶超的过程、大企业的作用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递增回报（Gerschenkron，1962）。这样而产生的科学将会更像约瑟夫·熊彼特（他本身是一个奥地利人）的经济学而不是亚当·斯密的。

在斯密《国富论》出版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亚洲占世界的产出从60%下降到20%，而资本主义却改变了欧洲和北美的经济，并使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Maddison，1995）。尽管日本经济在明治维新后的半个世纪里迅速增长，但亚洲经济仍然衰败了。

随着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经济以及（稍后）印度经济的迅猛发展，这样的局面被打破了。日本、中国大陆、韩国、中国台湾、印度、越南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近期经济发展史所给出的经验教训显然与十九世纪实行资本主义的英国经济、欧洲经济不同。这些经验教训中，肯定存在以下几个突出方面：殖民统治的灾难性影响；企业（企业集团）之间讨价还价的关键作用（伴随着市场竞争和政府指导）；协调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可能性（比如中国台湾、韩国、日本以及印度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所展示的）；以及公共政策减弱或提升有效利用人力和物质资源过程中的私人激励。另外，这些社会内部以及它们与欧洲之间的文化差异，也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经济学的心理假设。

在后面的篇幅中，我介绍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它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的现代继承者。它反映了各派经济学家的贡献，其中不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如肯尼思·阿罗、乔治·阿克洛夫、罗纳德·科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丹尼尔·卡尼曼、约翰·纳什、道格拉斯·诺斯、托马斯·谢林、阿马蒂亚·森、赫伯特·西蒙、弗农·史密斯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些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学者近年来的学术成果已经颠覆了古典和随后的新古典传统的最基本教义。在这些失守的阵地中（你即将看到），就有单一价格法则（第7-9章），它被更充分的合同理论和市场竞争所代替。实验经济学和行为博弈理论这些新领域的探索也类似地质疑了经济人的心理学假设（第3章），为经济学提出了一个从实证角度看似乎更为合理的行为基础。而其他的发展则复活了古典经济学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包括对经济制度及其长期演化的研究（第2、10-14章）。

当然，以下的内容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其欧洲和北美起源的印记。可以预见到，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世界各地的经济实践将给人们带来新的观点，这将丰富并可能深刻改变这门学科。其中，以下主题将会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经济学与政治制度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给各个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既带来富裕也可能带来贫穷的差异机制；经济活动全球化的真正本质；作为一个经济机构的一个家庭；信息及其他“难以拥有”的商品服务日益重要的经济角色；以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等等。中国经济学家必然会在这些前沿领域大放异彩。

在这样的期望与预测之下，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欢迎中国读者阅读本书，并对我的工作进行批评、扩充和修改。我要感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使该书中文版的面世成为可能，并感谢该书的译者们。

桑塔费，新墨西哥

2006年4月

本书英文版序

萨缪·鲍尔斯

在任教于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的十几年中，我把为博士研究生们讲授的微观经济学分为两门课程，其中一门强调微观经济理论的新发展，另一门则是关于制度、行为和演化经济学的研讨。通过使用了一系列数学方法，我在这两门课程中发展了若干经济模型，用以阐述和解释真实世界中存在的问题。有许多读者不仅对综合运用现代社会科学原理以解决经济制度和行为方面的问题感兴趣，而且希望掌握基本的建模方法，立志成为一名“使用者”或“创建者”，在此领域做更深入的研究。如果诸位也怀有此志向的话，那么本书正是为你们而准备的。

本书是为研究生水平的微观经济学课程而设计的，也可应用于制度与演化经济学课程，或者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建模课程中。此外，在上述学科本科阶段的高级课程中，也可以适当地使用本书。各位读者在阅读中会发现本书是关于刚刚崭露头角的演化社会科学范式的入门介绍，对于此类学科的学习大有裨益。本书不要求读者在此前对经济学有深入了解，在数学方法方面，已修过两学期微积分的读者即可胜任。

很久以前，当我在哈佛大学为博士研究生开设高级微观经济理论课程时，我就萌发了编写这本书的念头。尽管当时的课程内容反映的还是未被置疑的新古典模型，但我在与同事瓦斯利·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提波·斯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戴维·坎德雷克（David Kendrick）等人的长期讨论中，已经对该模型产生了怀疑。同时，学生们经常对材料产生的疑惑反应，也督促我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那门课基础上出版的教材（Bowles, Kendrick and Dixon 1980）与本书间的差别很好地反映了经济理论在过去20多年来经历的变革。

但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强调通过智力挑战（intellectual challenging），即一些需要应用简单数学方法的问题求解练习，来掌握基本建模技巧的重要性。本书末尾部分的扩展的习题集，一方面为提高这种技能而准备了一部分适合的练习题，另一部分则为经济理论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的应用举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小品案例。本书正文中的术语首次出现（并定义）时，我会用斜体字标出，读者可通过术语附录查询到这些定义的具体位置。为了减少注释的篇幅，我将各章的推荐阅读材料目录集中在本书末尾的补充阅读中。每章开篇的引语会提示大家，文中提出的问题一直都是近期关注的焦点，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难以得到彻底解决；此外，许多问题的根源或影响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如果读者对那些引语的作者齐聚一堂发表评论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我也不愿意同时邀请他们所有人来共进晚餐）。

我在本书中借鉴了演化经济学中的新发展，涉及了博弈论、经济制度理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以及微观经济学的其他最新研究成果。尽管本书中的分析工具多是经济学的（也有一部分借用了生物学），但本书中的主题却是非单一学科的。我在文中运用了文化、权力、非对称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以及规范准则等方面的内容来阐述和解释了许多常见的经济问题。此外，我还参考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在每章开头部分都以一个使人容易产生困惑的经验例子引出一个恰当的值得讨论的理论。我的这一做法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经济学的发展正是我们不断应对现实挑战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模型中的假设归根结底是来自于对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的准确描述。

尽管关于权力在经济生活中运用的论述在我建立的模型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由于篇幅的关系，我并没有在文中就政府和其他集权式配置程序以及政治决策的制定投入过多笔墨。

本书中的很多观点和想法是我与赫伯特·金提斯（Herbert Gintis）共同研讨的结果（主要集中在第八、九、十、十四章）。他关于博弈论的教材（金提斯，2000）为本书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补充。我在马萨诸塞大学任教时的研究生们也对本书的上述章节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建议和批评帮助我对文中许多部分做出了改进。第十一、十二、十三章中的一些材料借鉴了我与蒋其奥·乔伊（Jung-Kyoo Choi）、阿斯特里德·霍普芬茨（Astrid Hopfensitz）和永金·帕克(Yong-Jin Park)合写的几本著作。我在锡耶纳大学（University of Siena）任教时的博士研究生们也对本书贡献良多；过去几年中担任我助教的卡蒂·白尔德（Katie Baird）、福罗雷恩·考夫曼（Florian Kaufmann）、蒋其奥·乔伊（Jung-Kyoo Choi）、明斯克·乔伊（Minsik Choi）、阿尔帕·杜曼（Alper Duman）、克里斯蒂娜·方（Christina Fong）、詹姆斯·海因茨（James Heintz）、迈尔那·拉鲁德(Mehrene Larudee)、爱德华·迈克菲尔(Edward McPhail)、永金·帕克(Yong-Jin Park)、多利·普塞尔（Dori Posel）和埃里克·菲尔霍根（Eric Verhoogen）等诸位同事都为本书的进步做出了大量努力。

考奇克·巴苏（Kaushik Basu）、格雷格·道（Greg Dow）、卡尔拉·霍夫(Karla Hoff)、苏拉仕·耐杜（Suresh Naidu）、尤格·帕咖诺（Ugo Pagano）、彼得·斯克特(Peter Skott)和迈克尔·沃勒斯坦（Wallerstein）等诸位通读全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我在此特别感谢蒋其奥·乔伊（Jung-Kyoo Choi）和伊丽莎白·伍德（Elisabeth Wood）他们二位阅读了多稿，改正了许多错误并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我在此还要感谢罗伯特·鲍伊德（Robert Boyd）, 斯蒂文·伯克斯（Steven Burks）, 杰弗利·卡彭特（Jeffery Carpenter）, 亨利·法波（Henry Farber）, 厄恩斯特·菲尔（Ernst Fehr）, 邓肯·弗利（Duncan Foley）, 杰拉德·弗里德曼（Gerald Friedman）, 赫伯特·金提斯（Herbert Gintis）, 卡洛·海姆（Carol Heim）, 杰克·赫施莱佛（Jack Hirshleifer）,詹姆斯·加斯珀斯（James Jaspers）, 阿尔君·贾亚德夫（Arjun Jayadev）, 唐纳德·卡茨内尔（Donald Katzner）, 黄孙和（Sung-ha Hwang）理查德·莱万提(Richard Lewontin), 迈尔那·拉鲁德(Mehrene Larudee),保罗·马赫比(Paul Malherbe),约翰·米勒(John Miller),卡尔·奥弗·莫伊那(Karl Ove Moene),莫里萨·奥斯波尼(Melissa Osborne),彼得·理查森(Perter Richerson),阿里尔·鲁宾斯坦(Ariel Rubinstein),克斯马·沙利兹(Cosma Shalizi),D·艾里克·史密斯(D.Eric Smith),艾里克·阿尔登·史密斯(Eric Alden Smith),肯尼斯·肖克洛夫(Kenneth Sokoloff),约尔根·魏布尔(Jorgen Weibull),佩顿·扬(Peyton Young)和张俊夫(Junfu Zhang)等朋友，他们都对本书的完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还要感谢迈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为我提供的资金支持，以及锡耶纳大学、圣达菲研究所（the Santa Fe Institute）马萨诸塞大学为我创造了理想的研究环境。在写作过程中，我出色的研究助手布里杰特·朗里奇（Bridget Longridge）和巴·史密斯（Bae Smith），圣达菲研究所图书馆的玛格丽特·亚历山大（Margaret Alexander）、提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圣达菲研究所的罗利·布朗（Lolly Brown）、马库斯·丹尼尔斯（Marcus Daniels）、凯文·德雷南（Kevin Drennan）、布兰特·琼斯（Brent Jones）、塞斯·迈克米兰（Seth McMillan）和卡罗琳·雷斯尼克（Carolyn Resnicke）等诸位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最后，我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的彼得·道格尔提（Peter Dougherty）、提姆·苏里万（Tim Sullivan）和布里吉特·培尔纳（Brigitte Pelner）,他们的辛勤工作使本书最终能得以成功出版。

与本书有关的补充材料可在以下网址获得：http:// www.santafe.edu/~bowles/

我将此书献给挚友赫伯特·金提斯和我的爱妻伊丽莎白·伍德（丽碧）。与赫伯特30多年来的合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对微观经济学各个领域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其实是本书的合著者之一。丽碧对该项目坚定不移的热情和她对本书内容的完善，在全书各处皆有体现。

本书译者周业安老师序

今年对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NIE）研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并不是因为国内该领域的经济学家做出了何等的理论贡献，而是国内的研究者和学习者在经过多年的陈旧文献的煎熬之后，终于能够走出科斯等人的影子，看到NIE已经存在的另一片蓝天。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部著作就是能够独撑这一片天空的巨著。在这部著作即将出版之前，汪丁丁教授等（2005，2006）也相继编译出版了鲍尔斯等人的系列论文集，并在每一本论文集的开头，他们分别撰写了导读文章，这些文章不仅是用于学习鲍尔斯等人的经典论文的，也可以用来学习本书。应该说，这本著作正是基于这些论文的研究成果系统总结而成的。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爱好者来说，一下子拥有鲍尔斯的这三本著作，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而如果读者能够对照三本书认真研读，那么就能感受到新制度经济学近年来的最新发展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了。科斯固然伟大，但如果我们国内的经济学家始终停留在二十年前的理论上，又如何令人信服地顶着“经济学家”的光环呢？看看国内已经出版的那些新制度经济学教材，我实在汗颜，所谓无知者无畏，大致如此。所幸弗鲁博顿和芮切特的著作也已经出了中译本，再加上早期的埃格特森的著作和即将出版的这部鲍尔斯的著作，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的各阶段教材都已经齐全。NIE爱好者也就有了真正值得信赖的精神食粮。

汪丁丁教授等人的导言已经系统介绍了鲍尔斯等人的理论背景和相关思想，我在这篇译者前言中，如果继续此类话题，就显得有点画蛇添足。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他们的文章。我在这里将要给读者展示出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本身的国内外研究变化的视角。给出这个视角，有利于读者了解本书作为一般制度研究著作和其它NIE思想的关联性，以及本书对制度研究的未来所可能起到的巨大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内的经济学发展有着特定的意义。在20世纪80－9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国内经济学界首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解释这一过程的性质、绩效以及各种影响因素。尽管当时国内的经济学刚刚启蒙，但学者们很快认识到，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而NIE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正好能够满足这类分析的需要，于是在80年代中期，许多国内学者开始介绍科斯、诺思和布坎南等人的成果，同时邀请威廉姆森等人做了关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系列讲座，这就促使NIE的理论迅速和国内学者自身的感性认识有机的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理论源泉（周业安，2000）。尽管在此期间学者们不仅深入探讨了改革过程的许多基本问题，而且也开始尝试解释企业、市场、国家及其它经济组织的一般性理论问题，部分研究已经试图运用正式的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但所有这些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科斯、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威廉姆森等人的理论的运用上，产权学派和交易成本经济学(TCE)的痕迹非常明显。

国内NIE研究的这种态势一方面和处于主导地位的学者所接收的理论信息的局限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他们试图把国内经济学研究主流化有关。并且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引入，这种主流化的趋势更为明显。主流化的基本特征就是把NIE等价为理性选择模型，不仅忽略了威廉姆森等人内在的理性约束和契约不完全性的核心思想，只是强调一个类似最优完备合同的最优制度选择，而且模型的广泛运用使得NIE原先的范式被逐步边缘化。显然，国内许多学者把作为指导的理论单一的锁定在理性选择模型上，是存在明显的缺限的，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流化的强劲动力促使众多的研究者一味追求理性选择模型的完美，忽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内在关联；二是经验研究没有上升到揭示个性化知识在制度变迁中的关键作用的高度（周业安，2001）。主流化的追求导致很少有人尝试探索其他模型，甚至不愿意接触这些革新主流模型的理论。这就直接导致制度研究中的一些新的理论或者已经存在的一些不同的声音得不到重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即使肖特、青木昌彦等人的制度演化理论著作和哈特等人发展的不完全合同模型方面的著作早就出版中译本，但被国内学者引用或者运用的机会却不多。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按照其理论内核的特征，大致把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NIE的新古典模型阶段，或者说是完备契约模型阶段。该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隐含的假定存在一个制度交易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存在制度的需求方和制度的供给方，双方就像在一个充分竞争的消费品市场上交易一样，最后达成制度均衡。代表性的模型就是科斯的企业边界决定；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产权决定；诺思早期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张五常的市场或者合约替代等观点。类似的观点是布坎南和唐斯等人发展的政治交易市场。在这类理论中，参与人是新古典理性经济人，市场是竞争的，均衡存在且稳定和唯一。参与人在制度市场上交易，达成的均衡就是一个最优制度安排。这一阶段流行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中期以前。埃格特森1990年出版的《经济行为和制度》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最好总结。

第二阶段处于主导地位的是不完全契约模型，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代表人物就是威廉姆森和哈特。威廉姆森继承了科斯关于合同可能不完全的思想（尽管科斯本人没有深入发挥这一点），并引入奈特的不确定性和西蒙的有限理性思想，把这些理论融合到一个统一的交易成本和治理机制的概念当中，提出了相对完整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框架（因为他并没有提炼出一个精致的基本模型）。在这个框架中，威廉姆森第一次系统强调了理性限制、交易成本和事后制度选择（即治理机制的选择）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其对事后机会主义和敲竹杠的过度关注，以及对有限理性的不彻底的使用，使得这种理论仅仅成为一个经验上成功的故事。哈特则从另一个角度弥补了威廉姆森的不足（很明显，哈特是受TCE的启发而发展出新产权学派的）。在哈特看来，即使不考虑参与人有限理性假定，只要存在交易当中的第三方不可证实性，那么合同仍然是不完全的，在哈特等人的理论模型当中，第三方不可证实、交易成本和事前产权设计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其逻辑主线。但可惜的是，哈特等人的这个逻辑很难经验实证。正是因为TCE和GHM新产权模型都成为单腿巨人，所以导致了NIE逐步陷入到一种困境当中。弗鲁博顿和芮切特（2000）出版的教材可以说是这方面最好的一个总结。

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诺思和威廉姆森等人开始把注意力从NIE的一个最为关键的环节，那就是有限理性的作用问题。按照哈特等人发展的理论，理性约束本身可以不够成合同不完全性的基础，哈特本人也承认，其模型隐含假定了参与人充分理性。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给定参与人理性不受约束，那么何来契约不完备？这就是后来围绕这个问题争论的根本所在。但是，换到威廉姆森的角度，理性约束又是如何起作用的？这一点在TCE中没有明确解答。诺思虽然认识到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同样没有给出有限理性作用机制的解答。NIE的研究传统实际上离不开有限理性和制度的不完备性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一逻辑关系得不到解决，那么制度研究就很难脱离比较静态分析范式，对于制度动态演化这种更为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无法回答。

对制度的演化的关注从另一个视角得到一定的推进。这就是演化经济学的引入。演化经济学通过把社会生物学的思想和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有机结合，依托随机过程这一强大的数学工具，把社会经济活动看作类似生物界的竞争，进而建立起一系列的模型。这种尝试也被学者们纳入了制度分析，代表性的如肖特（1981）建立的一个简单的制度演化的博弈模型，纳尔逊和温特（1982）建立的一个简单的非正式制度（惯例）的演化模型。后来，这些研究被青木昌彦（2001）扩展成一个更为复杂和全面的博弈论分析框架。（当然，格雷夫把制度的博弈模型运用到历史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格雷夫没有提炼出更先进的理论模型。）

制度的演化博弈模型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仍然是给定偏好的，偏好在其中如何随制度和其它环境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即使青木昌彦也没有给出答案。按照诺思和威廉姆森后来的设想，这应该或者必须到认知科学中寻找。即如果参与人的认知能力是异质的和有限的，在交易的过程中，就必然出现知识的交流和累积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交易成本的来源。按照诺思等人的说法，心智模型主导了参与人的行为，随着社会交往的深化和广化，心智模型趋同，这就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而威廉姆森也认识到，认知分工和专业化是降低社会交往过程中交易成本的基础。不过，诺思等人侧重心智模型的共享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制度演化；而威廉姆森则更重视认知分工带来的治理机制的权衡。引入认知问题，偏好和交易成本以及相应的制度变量都内生化了。针对环境的不断变化，参与人通过现有的反馈系统认可、调试和修正自身的认知模式，并通过学习机制累积知识，通过交流机制传播知识，进而形成一个制度选择和演变路径。在这一路径中，交易成本构成了认知分工和协调的内在部分，并决定了人们的制度选择。（这方面的具体讨论参见周业安和赖步连，2005）。

诺思、威廉姆森、青木昌彦等人的这些新的探索构成了第三阶段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但他们的研究存在相互的脱离，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者理论模型。如何才能解决偏好和制度的共生变化问题？如何才能解释参与人行为和制度的共同演化问题？这一新制度经济学最困难的也是最核心的难题在鲍尔斯的这部著作中初步得到解释。尽管这些解释还是一个探索性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期待，这将对NIE的发展来说都将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所以，我更愿意把鲍尔斯的这部著作看成是NIE第三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尽管按照通常的NIE范式界定，这有点荒唐。但我一直认为，对待NIE还是应该动态的发展的看，现在的新兴代NIE学者基本上都偏离了传统的NIE范式，但他们仍然把自己看作是NIE的。或者更准确的说，第三阶段的制度研究应该称之为新的NIE？有关这个问题就以后讨论了。

回到制度演化问题。哈耶克在系统的建立了文化演化主义的制度分析逻辑后，一直得不到经济学家的认同，即使后来纳尔逊和温特把随机过程引入，以及肖特等人把博弈论引入，也还是处于制度研究的边缘。吸收了社会生物学思想的演化博弈理论通过假定参与人的适应性特征，把有限理性模型化了，但这些模型当中，参与人的行为是适应性主导的，设计的观念几乎不存在。这就是诺思后来的困惑，而哈耶克并没有给出参与人设计的存在空间。再者，单个参与人的特征作为一个类似惯例的制度传承、演变，但惯例是否影响参与人的行为？这是后来纳尔逊等人没有解决的。马克思很早就系统阐述了作为社会对个体的行为决定，但对个体的决定作用几乎轻视。鲍尔斯是个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鲍尔斯要做的，就是试图把这些看似对立的理论通过一个统一的框架调和起来。他寻求的桥梁就是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等人发展的行为经济学，在卡尼曼等人看来，个体的偏好是内生于不同情景中的，框架效应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个体依赖启发式决策，表现出理性的局限，这就给适应性参与人提供了微观的决策理论基础。在鲍尔斯看来，过去的演化模型以及NIE最大的问题就是给定偏好，无法解释异质个体参与人如何互动、进而演化出一个社会秩序。而如果依据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这个难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鲍尔斯的主要思路是：个体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但个体的偏好是异质的，并且可以通过后天学习来获得；个体又是处于不同的群体当中，作为群体的一员进行社会交往。有限理性的个体在组群内部以及组群之间行动，而无论组群内还是组群间都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矛盾，对这种冲突和协调需要某种规则，个体的社会互动形成了这种规则——即制度。因此，制度取决于个体的偏好。但这个过程是互动的，即制度反过来会影响个体的偏好，制度通过群体规范等形式来塑造个体的偏好，这就表现出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决定。结果，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个体偏好和制度是共生演化的，个人和集体是相互作用的。当然，这种共生演化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群体的利益竞争，这类似生物种群的竞争。有效的制度赋予了拥有其的群体以相对更高的竞争力，同时路径依赖又会耗减这种竞争力优势，所以，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组群的兴衰和制度的创新、变异、传承和僵化等息息相关，而后者又和组群成员的偏好的演变息息相关。组群不过是种族、部落、国家或者其它组织的缩影，鲍尔斯正是通过建立在随机演化博弈模型基础上的一系列定量分析，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迁过程。

当然，我不得不说，鲍尔斯的这部著作中，思想火花太多，涉及的主题异常丰富，使得一篇小小的译者前言根本无法概括其主要内容。要读懂鲍尔斯的这本书，不仅需要系统阅读NIE的文献，而且还要深入了解和研究古典博弈论和演化博弈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的思想和模型，更要掌握基本的随机过程知识。并且，鲍尔斯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文史哲经典著作段落和史料，使得一本严肃的科学著作看起来具备文学作品一般的美感。

正因为如此，我在接手这部著作的翻译工作时，显得战战兢兢。但无论如何，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由于书的难度显而易见，翻译所遗留的遗憾在所难免，希望读者能够给出充分的批评指正，我们将在今后再版时及时予以纠正。

本书第1－5章由江艇翻译；6－10章由洪福海翻译；第11章由我翻译；第12章由赵峰翻译；第13章由尹振东翻译；第14章及习题集等其它内容由我和曾涛翻译；杜茜茜做了部分初译工作。全书由我最后统校，文中可能存在的错误由我负责。

特别感谢汪丁丁、叶航和罗卫东三位教授，不仅省却了我写导读的痛苦，而且还提供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参考译本，本书中一些重要术语就是从他们的译本中直接获取的。

周业安

2006年5月25日于世纪城时雨园

[日] 青木昌彦，2001，《比较制度分析》，中国发展出版社，中译本。

[冰] 思拉恩·埃格特森，1990，《经济行为与制度》，商务印书馆，2004中译本。

[美] 理查德·R·纳尔逊和悉尼·G温特，1982，《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中译本。

[美]埃里克·弗鲁博顿，[德]鲁道夫·芮切特，2000，《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中译本。

[美]安德鲁·肖特，1981，《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中译本。

汪丁丁，叶航和罗卫东（主编），金迪斯和鲍尔斯等著，2005，《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来自桑塔费学派的看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汪丁丁，叶航和罗卫东（主编），金迪斯和鲍尔斯等著，2006，《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周业安，赖步连，2005，认知、学习和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周业安，2001，“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经济研究》，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