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价格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尽管此后中国经济学界开始关注宏观调控问题，也发生了价格改革与企业改革何者为重的争论，甚至设计过总体改革配套方案，但真正付诸实施和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价格改革。



1985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物价局、物资局发布《关于放开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取消了企业完成国家计划后生产资料产品销售不得高于国家牌价20%的限制。从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自由交易取得合法地位。当年，政府还放开了绝大部分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取消了粮油的统购价格，实行合同定购制度。1986年，放开了名牌自行车、电冰箱、洗衣机等7种耐用消费品的价格。1988年，又放开了13种名烟和13种名酒的价格。总的来说，改革是按照“以放为主”的思路不断减少价格控制。

结果，过去不合理的价格得到矫正。例如1986年与1978年相比，采掘工业产品价格上升了55%，原材料工业产品价格上升45%，加工业产品价格只上升了13%。价格变动影响到企业的产量和效率。譬如1984年到1987年，全国33家重点钢铁企业靠计划外销售获得收入124.6亿元；全国增产1000多万吨钢，相当于过去十几年的增产量。更重要的是，乡镇企业能够通过计划外市场合法买到生产资料，进一步快速成长。1985年至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数量从1200多万上升到1800万左右。这意味着资源配置向生产效率更高、产品更适销对路的企业倾斜，带动了社会财富创造。因此无论看统计数字还是生活状况，1985年到1988年间，确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较快、人民得益较多的时期。

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计划外物资的交易合法化衍生出“官倒”现象，并使原有计划生产体系受到严重冲击。由于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一些有政府背景的人通过权力获得计划资源，拿到市场上出售获取暴利，成为让群众强烈不满的“官倒”。1988年，普通钢材的计划价格是每吨700元，市场价格是1800元。这种情况下，生产企业不愿按计划合同供货，即使签了合同也以各种借口不履行，而是尽可能将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下游企业则必须支付额外的补偿才能得到计划供货。这样，政府计划的执行变得非常困难。

1988年前后，价格双轨制成为各方集中抱怨的一个目标。当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们对此反应强烈，促使高层领导人决定“价格闯关”，尽快把价格双轨变成单轨。显然，这时候全面恢复计划价格已经不可能，只能进一步放开价格。4月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放开猪肉、鲜蛋、食糖、大路菜4种副食品价格，居民的价格补贴由“暗补”（补贴给商业经营企业）变为“明补”（直接补贴给职工）。5月之后，彩色电视机价格实行浮动。7月，国务院决定从当月28日起，放开名烟名酒价格。

这些政策的推出，导致物价迅速上涨。本来，计划条件下长期存在商品短缺和定量供应，经济中有隐性通货膨胀，价格管制解除后物价水平上涨，这是很难避免的现象。从1985年到1987年，全国物价增长分别达到9.3%、6.5%、7.3%。但在1988年，这一状况变得特别严重。一是因为当时宏观经济政策偏于宽松，货币增长过快；二是“价格闯关”的提法和媒体报道强化了民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产生了恐慌心理。这样的情况下，有些经济学家（如吴敬琏、刘国光等）建议价格放开应该缓行；但也有人认为，通货膨胀没那么可怕，价格改革“长痛不如短痛”。中央领导采纳了后一种意见。

1988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计划用5年时间完成价格改革，预计物价总计上升70%-90%，工资上升90%-100%；并提到军队和警察要做好准备，防止价格改革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这条新闻公布后震动全国，一场抢购风潮席卷各地，物价如脱缰的野马面临失控。猪肉价格上涨 50%-60%，蔬菜价格上涨31.7%,　18寸彩电价格从1330元涨到1900元，一些名烟名酒的价格上涨了10倍以上。在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8月30日，国务院发布通知，暂停价格改革方案，不再出台调价措施，并将工作重点转向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价格闯关”宣告失败。

现在回过头看，“价格闯关”有冒进之嫌，实施时机不成熟，有一些策略上的失误。但总的来说，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正如前面所说，在1985年到1988年政府有意识地放弃价格管制期间，正是民营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的时期。经济学家们也形成共识：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放弃计划价格。因此，在1992年政府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总目标后，价格改革再次大步推进。由于1989年至1991年的“治理整顿”，经济陷入停滞，产能趋于过剩，物价普遍低迷，价格放开很快取得成功。这是一个歪打正着的结果，但也说明了改革时机的重要性。

1992年是价格自由化步子迈得最大的一年，生产资料价格几乎全部放开。特别在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放开粮食价格，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到1993年，除了电力、通讯、石油等少数实行政府定价的产品，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完成了从双轨价格向单一市场价格体制的过渡。这时候，按交易额计算，93.8%的零售商品价格、87.5%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和81.1%的生产资料出厂价格都已经放开。至此，中国产品市场的价格自由化基本完成，为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开辟了重要道路。

启示

中国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90年代中后期实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本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大推动了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然而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究竟中国社会与市场经济有无差异？如何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正是价格双轨制理论和改革能给人们最有价值的启示。

首先应该看到，中国经济仍处于双轨制状态中。在产品市场之外，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土地、资金、劳动力市场，受计划力量支配，形成计划与市场对立并存的局面。土地方面，征用环节以政府强制手段为主，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出让环节有时靠划拨，有时用协议，有时是拍卖。资金方面，银行利率由国家统一规定，信贷安排也受政府干预；反观“地下金融”，代表着民间借贷者自由交易的结果。劳动力方面，在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的人端着“铁饭碗”，官员能上不能下，福利待遇自成体系；广大普通企业劳动者的待遇只能通过市场调节。这就是经济中遗留的双轨制。

正如多年前自发的价格双轨制产生了一系列乱象，现在的生产要素双轨制也造成很多问题。土地使用中，被征地农民的补偿与土地市场价格差距过大，拆迁冲突不断；非市场途径获得土地利益丰厚，审批与划拨过程腐败丛生。金融运作时，监管机构制定的利率不适应市场变化，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国有金融与民间金融的利率差距，导致竞争不公、转贷套利等问题。劳动者状况不同，表面看是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政府人员报酬过高，实际上意味着公民权利不平等；政府部门权力过大，“铁饭碗”、高福利催生了公务员热，通过市场创造价值的人失去了积极性。所有这些不仅对经济发展造成损害，也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谐。

要想解决问题，持续发展，必须参照历史经验，尊重民间创造，按照成熟市场经济模式的要求，完成双轨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现在回过头看，价格双轨制理论对中国改革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把民间自发形成的计划外交易合法化，使民营经济（乡镇企业）能够顺利发展，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埋下了伏笔。如果没有意识形态障碍，这会是一个完全自发的过程。但在民间交易被冠以“黑市”、“违规”、“扰乱经济秩序”等恶名的情况下，理论指引和政策正名显得至关重要。价格双轨制改革的过程符合三个条件：一是顺应民众需要；二是理论推导证明；三是高层领导支持，最终取得了成功。

事实上，在今天的体制冲突和社会摩擦中，也蕴含着解决问题的出路和改革方向。譬如房地产市场上出现的“小产权房”，就是农民为了落实自我权益而创造的土地产权交易方式；民间存在的高利贷、互助会等“地下金融”，也是由于国有金融机构缺陷而产生的补救措施；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方面，亦有大量的NGO组织和志愿者群体涌现。这时，中国社会又面临着与1980年代价格双轨制改革相似的问题：对这些不符合当前意识形态和政策法规的现象，是列为“非法”予以禁止、打击，还是顺应需要，改变不合理的政策法规，推动确立有利于经济自由与社会发展的新规则。

现代主流经济学与世界两百多年的历史经验表明：个人产权、交易自由、有限政府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中国的现代化变革也必须朝这些方向迈进。但如何从一个封闭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向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确实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双轨制”理论的构建还没有结束，应该延续到当前的生产要素市场化和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中。然而，任何社会制度变革成功都不是按部就班得来的。在获得政治支持的前提下，除了变革目标明确，过渡方案周全，还需要权变妥协的精神，甚至离不开运气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上世纪80年代走过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可能是未来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经验模板。

（文中部分数据引用自杨继绳、吴晓波先生著作，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