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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市场化作为中国一项重要的金融制度安排,其改革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在肯定利率市场化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功能的同时,更要充分估计到利率市场化对社会需求扩大、国有企业生存和商业银行经营等方面所形成的压力。因此,中国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应密切结合经济实际,做好相关性改革与制度安排,以降低利率市场化改革成本,促进利率市场化目标的顺利实现。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源于经济体制转型与金融制度变迁,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的客观要求,特别是中国“入世”后,经济、金融融入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利率市场化作为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其实质是充分发挥利率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功能。如果说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放开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算起的话,中国渐进式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走过了8年的历程。直到目前,除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仍实行一定的管制外,金融市场上其他利率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即便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也在加速向市场化推进。目前银行等金融机构已经实现了“贷款利率下限管理,存款利率上限管理”的中期目标。不可否认,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效。然而,利率市场化改革与其他经济改革一样,都有其正反两方面的效应。即在获得改革成效的同时,还要付出相应的改革成本。因此,当我们在肯定利率市场化改革正面效应的同时,也要认真研究利率市场化的后续问题及其一定时期内的负面影响,未雨绸缪,做好相应的制度和对策安排,力争将对经济影响极大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本降到最低限度。否则,利率市场化改革可能会出现反复,甚至功亏一篑。国际上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乏失败的教训,如智利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最终宣告失败;马来西亚利率市场化发生多次反复;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利率市场化后,金融机构资金迅速流向房地产、股市等高收益、高风险行业,促成这些资产价格在短期内迅速飙升,加剧经济泡沫,为金融安全埋下极大的风险隐患。即使经济市场化十分发达的美国利率市场化后,也出现了储蓄与信贷协会的支付危机。鉴于中国经济、金融的实际情况,马上完全放开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实现利率市场化,至少有以下几个经济问题值得认真分析研究。
一、利率市场化与需求扩大问题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20年的高速增长后,以1996年经济“软着陆”为标志,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经济由长期的供给短缺型向供给过剩型转变,绝大多数商品供求饱和或供过于求,经济增长由原来的需求拉动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变。1996年至2003年,反映通货膨胀指标的消费物价指数CPI持续低迷,1996年至2003年CPI分别为:8.3%、2.8%、-0.8%、-1.4%、0.4%、0.7%、-0.8%、1.2%。在这一期间,中国经济还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冲击和影响,中国ZF审时度势,及时采取了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控措施,即运用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灵活的货币政策,刺激和扩大内需,鼓励出口,中国GDP在这8年期间仍以平均8.25%的速度递增,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当然,中国在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排除某一特定时期因某些特定的原因,经济出现局部过热而引起部分商品需求过大的现象,比如2004年因经济局部过热而引起煤、电、油、运的紧张,CPI温和上涨。然而,如果不出现大的影响经济发展的异常情况,可以预见,需求约束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常态,需求的持续扩大将成为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
从理论上讲,扩大需求可以从三方面入手,即扩大投资和扩大消费,鼓励出口。投资、消费和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出口扩大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之一,但是,出口扩大要受制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出口量的大小,我国是不可控的,如果完全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出口之上,就会产生对外经济的依赖,经济增长就会因国际需求的变动而频繁波动;投资需求的扩大同样能够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然而,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必须由消费与之相匹配,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撑,投资需求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呈递减效应;从社会生产周期来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的和持久的拉动力。而利率市场化对投资、消费、出口等经济变量均有影响,尤其是对消费的影响更大。
从国际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后,利率在一定时期内必然升高,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货币资金的有限性决定利率市场化后利率水平的升高更是不可避免的。利率水平的升高,尽管有利于货币资金流向效益好、收益高的企业和行业,促进资金效率的提高和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同时加大投资成本,特别是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项目的成本影响更大,从而抑制投资需求。利率水平的升高,可能引起国际逐利资本的超量涌入,会对人民币构成升值压力,人民币较大幅度升值,抑制出口或导致出口增幅下滑,从而给对外依存度较高的经济增长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利率水平的升高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尤为明显。居民的消费与储蓄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储蓄与利率正相关,消费与利率负相关。然而,我国居民储蓄对利率的下调不敏感,即利率的下调不能相应地减少储蓄和增加消费。1996年至2002年中央银行连续8次调低利率,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由10.98%调低到1.98%,居民的储蓄存款不降反升,居民的消费也未明显扩大就是有力的佐证。而居民储蓄对利率的上调却十分敏感,对消费有着较强的抑制作用。其原因是,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体制性改革和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恶化了居民未来收支预期。因此,利率市场化后,利率水平较大幅度地提高,进一步刺激居民的财富积累偏好,强化居民的储蓄倾向,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削弱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因此,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利率水平的升高对需求扩大的负面影响,并积极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和制度安排。一是加强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完善调控机制,使中央银行在利率市场化后,完全有能力运用相应间接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将利率水平控制在社会经济的可承受的限度内;二是加快投资体制改革,消除不适当的投资壁垒,提高社会投资的积极性;三是努力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别,从而塑造消费需求的动力源泉;四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使居民愿意消费,敢于消费。
二、利率市场化与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算起,直到今天已有20多年的时间了。在这20多年里,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与试点,从利改税、拨改贷、扩大企业自主权、承包制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等,取得了明显的改革成效,一部分国有企业已经基本上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然而,因影响国有企业改革的体制性障碍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相当大部分的国有企业的改革还不到位,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经营还没有从根本上走出困境。鉴于国有企业在经济转轨期的特殊地位,肩负着多重功能,作为公有经济的主体,既是国有资产的载体,又是大部分产业工人的就业载体。在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任何不慎的改革都可能引致经济的和社会问题。因此,改革的决策者对国有企业改革持相当谨慎的态度,不得不让国有企业承担起有损效率的社会责任,或者说为了达到一定的社会政策目标不得不牺牲国有企业经营的合理性。事实上,相当多的国有企业经营已经非常困难,在经济上已经没有继续生存下去的条件和能力,退出市场已经是最合乎经济合理性的出路时,却因社会的或政治的原因形成强大的“退出壁垒”而不能“寿终正寝”。大量的微利或亏损国有企业的生存依靠国家通过强化国有商业银行对其实施救助和补贴性金融支持。国有银行秉承ZF的意志将绝大部分的信贷资金投向国有企业就是很好的例证。利率市场化对大量的微利或亏损国有企业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
利率市场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国有企业的融资问题就显现出来。利率市场化意味着商业银行拥有完全经营决策权,即信贷投向的决定权和信贷的定价权等。商业银行经营在坚持“三性原则”的前提下,必然选择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和项目作为信贷投向。而大量微利或亏损国有企业将失去信贷支持而陷入困境,二是国有企业融资成本的承受能力受到严俊的挑战。如果说在低利率管制的条件下,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以补贴性金融支持,大量的微利或亏损国有企业仍可以勉强生存的话,那么在利率市场化后,利率水平的升高,不要说微利或亏损企业因财务状况雪上加霜,生存难以为继,即使现在经营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也有可能陷入财务困境。如果国有企业没有合理的退出通道,国有企业问题就会更加突出,对整个经济改革与发展形成拖累。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要与国有企业改革配套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