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并与规模收益递增

    然而，更多的企业则是通过兼并实现规模化，带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并使创新脱离“独舞”，而成为一种“群舞”。最有名的是洛克菲勒在石油业和J.P.摩根在钢铁、电气和铁路业的兼并。

    洛克菲勒和摩根都把兼并称为生产的“合理化”。“合理化”合并重组了采购、生产线、生产流程、销售网络和层级管理，因而节省了大量成本。

    经济史学家钱德勒在他的两本著作《看得见的手》和《规模与范围》中详细描述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这个经济过程。

    他引用大量数据证明了规模化所带来的单位成本的大幅下降。例如洛克菲勒的美孚公司，兼并前的1880年，每加仑煤油的平均成本为2.5美分，兼并后的1885年降至1.5美分。联邦钢铁公司兼并后的钢轨成本仅为原来的三分之一。

    兼并会减少甚至消灭竞争。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垄断会抬高价格，获得垄断利润，然而，美孚公司随规模的扩大一直在降价，直到被ZF解散。

    有意思的是，摩根在收购卡内基钢铁公司组成美国钢铁公司，占据市场55%份额后，由于害怕反垄断诉讼，否决了管理者要求降价的请求，结果培养了竞争对手，最终形成3大11小的格局。

    这说明，只要市场是开放的，高价格不可能持久。

    反垄断限制了企业规模化的规模边界，使得通过兼并达到规模化走上良性道路。其中，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家对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起到了巨大作用。

    20世纪经济史就是规模化的历史

    成本大幅下降产生了多赢局面：在价格下降的同时工资和利润都得到了提升，消费者、职工和投资者的收益都有所增加，市场也得到扩大。

    企业只有获得规模效益，才能投入有效资本开展科研，进行高级资本投资，不断升级产品结构。而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对员工的需求产生了变化。

    面对科研、精密设备、现代流程和新产品营销，企业需要高技能员工，也就是德鲁克所说的知识工人。而知识工人是相对稀缺的，这样市场就会推动企业不断增加员工薪酬和福利，同时会激励低层次劳动力向高级劳动力的转化。

    这个转化过程又会产生对各种服务的新需求，不但会消化产业升级过程中的“甩出要素”，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必然出现的失业问题，而且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促使宏观经济结构趋向合理。

    这不是神话，因为各发达经济体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20世纪的经济史，就是企业规模化带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回顾20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难道它不正是走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吗？我们享用的物品和服务，功能更多、质量更好、价格也更低廉；我们的工资比几十年前有了大幅提高；我们的社会由于有更多利润的推动发展得更快了；而在这同时，有更多的人口享用到了这一切。

    经济学与规模收益递增

    随着投入增加带来产出和利润超出投入的增长在经济学上被称为“规模收益递增”。

    规模收益递增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但经济学从来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在经济思想史上，威廉·配第最先提出劳动分工能提高效率。分工实际上隐含了“规模收益递增”的意思。斯密虽然详细论述了分工，但他混淆了企业内分工和市场分工的不同，因此他关于市场规模对分工规模制约的论述很可惜没有深入下去。

    李嘉图发现农业生产是收益递减的，边际学派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边际收益递减”的一整套理论，后来成为正统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和基本分析工具。

    然而，伟大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士”的不同在于，他们总能在经济实践中发现不同于经济学教条的东西。

    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一位大师穆勒在19世纪中发现，工业和农业有不同的投入产出规律，农业是收益递减的，但工业存在规模收益递增。

马歇尔系统研究规模收益递增

    19世纪末的新古典经济学大师马歇尔最早对规模经济进行了系统研究，区分了规模收益的递增、递减和不变的不同情况，也区分了规模的内部性和外部性的不同。马歇尔实际上为规模经济研究奠定了框架性基础。

    马歇尔对规模效益的研究得出了让他自己都非常吃惊的结论。

    首先，规模收益递增与他从瓦尔拉那里继承，并成为他整个经济理论框架的一般均衡理论相抵触，他企图用外部性来调和，但他知道这个解释有些牵强。

    其次，规模收益递增意味着补贴会增加消费者的净效用，其内在含义是，自由竞争不一定使社会效用最大化。他明确指出，如果消费者比生产者穷得多，那么ZF对价格补贴和生产扩张会增加总效用。

    他说，这一情况表明，“为发现社会将个人的经济行为转变为最大程度增进社会幸福总量这一工作的缺陷，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些事情要通过对需求与供给的统计数据进行认真收集，以及对其结果进行科学解释来完成”。

    显然，马歇尔意识到，至少在经济发展初期（消费者比生产者穷得多），ZF的恰当干预和企业的规模化将增加总效用，尽管这与他整个理论架构相矛盾。

    可以说，马歇尔预见到了20世纪经济的发展道路，但他把深入研究的工作留给了后人。

    更重要的是，马歇尔本人并没有把他所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理论看成是“绝对真理”和“普世价值”，并为后续的发展留有空间，这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斯密、穆勒相一致，而与那些将他们的理论教义化的经济学家拉开了距离。

    20世纪经济理论找不着北

    20世纪初，几位经济学家之间曾产生了对规模收益问题的争论，经济学家威克塞尔总结了这个争论，指出：典型的企业（马歇尔对业主自营式企业的称呼）在增加投入的过程中会分别经历规模收益递增、不变和递减的阶段。

    同时，威克塞尔、张伯伦和罗宾逊等人提出了不完全竞争理论，这个理论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但对规模经济本身的研究却远谈不上深入。

    这以后，经由凯恩斯，经济学转向宏观，而在微观层面上，经济学与经济实践完全脱节了。

    如果说19世纪的大型铁路企业带有某些特殊性，那么20世纪的大型股份制公司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真的让经济学找不着北了。

    大型股份公司推翻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非私有、代理制（斯密曾认为股份公司的代理制是无效率的）、合作、计划经济、价格标杆与价格操纵、供给引导等等。

    大型股份公司还推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非一般均衡；工资钢性；福利；非典型企业；典型企业的收益递增会通过转变为股份制公司持续下去等等。

    20世纪经济超出经济学能够解释的异常增长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

    索洛在他建立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的经济模型上发现，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只能解释不到一半的经济增长，他把另外的一多半因素归功于“外生”的科技，以后又加入了人力资本等，统称为“全要素生产力”。但是，“外生”的全要素生产力真的能解释一多半的经济增长吗？

    经济学需要整体创新

    股份制公司的成长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随着交通和资讯的改善，企业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大？

    古典理论认为，私有制和竞争构成的市场架构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这个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建立在合作和计划基础上的企业的存在。上世纪30年代，科斯指出市场存在交易成本，也就是市场并非有效，所以会有企业的存在。

    交易成本理论是在微观层次对市场有效性的一个否定或修正。但是另一方面，交易成本理论合乎逻辑的推论是，随着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事实上是大幅降低了），也就是市场效率的提高，企业应该变小。而市场现实是企业越来越大，且企业与经济的收益递增十分明显。

    舒尔茨是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中基于经济发展现实对经济理论提出强烈质疑者，他启发了卢卡斯、罗默和克鲁格曼，他们着手研究规模收益递增，但到目前为止，这些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和局部范围。

    显然，现有经济学理论框架完全无法解释20世纪的企业和经济。

    这次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以及由中国工潮、“中东之春”“占领华尔街”所代表的世界范围的政治危机和“阶级战争”，其真正的根源就是经济学危机。

    在自由市场理论指导下，权贵勾结形成压榨性利益集团已成为世界现象，贫富差距扩大，流动性和信用泛滥，投机成风，以及监管的削弱，直接导致本次经济危机。

    自由市场理论不但是危机的真接原因，而且提不出任何办法来缓解危机，更严重的是，在这个理论的阴影下，各国ZF缩手缩脚，致使新的危机已指日可待。

    所有那些平日里侃侃而谈的经济学家，像英国女王严厉质问的那样：为什么他们都没有预料到，而且也没有解决办法？

    少数有识经济学家，如斯蒂格里茨、阿克洛夫、席勒等，已经深刻认识到传统经济学框架不适用问题，正在结成经济学家团体，企图建立新的经济学框架。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经济转型应该对中国的那些二手甚至三手、四手经济学家保持足够的警惕，他们既不在理论前沿，也不进行具体的经济研究，他们的全部职能就是倒手贩卖已被经济实践证实不适用的经济学教条和毫无意义的空洞概念。

    20世纪企业和经济超常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规模收益递增。下面，我们按照斯密和马歇尔的规范，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简略描述规模收益递增的原因和作用。

规模优势本质是合作优势

    规模收益递增的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来源是合作，我们称为“合作优势”。合作增加了规模，它所带来的收益增加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

    在相同截面积，也就是相同“通过能力”的情况下，两条管道“合并”成一条管道成本更低，也就是说，在相同成本下，“合并”形成的“规模”使收益增加了。

    弱小的动物都知道，靠群体力量抵御猛兽会有效率得多，所以许多弱小动物会形成“社会”。早期人类也知道，“合作”捕猎比单体效益高，也是抵御异类危险和同类相残的唯一途径，所以人是“社会动物”，或者说是“合作动物”。

    本质上，规模优势就是“合作优势”，就是“社会优势”。

    考察人类经济史，合作的企业形态是早于竞争的市场存在的。合作的、分工的和有效领导的家族生产会逐渐产生剩余物，这才会产生市场交易，市场交易的增加才会产生市场分工和市场竞争。

    合作与竞争都是人类获得效率和效益的途径与手段，遗憾的是，主流经济学只讲竞争不讲合作，只讲市场不讲企业，将企业“黑箱”化，这是经济学无法解释20世纪经济现象的根本原因，也使得经济学不但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而且还是一门“瘸腿”的“学科”。

    规模收益递增的“内部性”

    企业规模收益“递增”，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内部”来源。

    一是分工优势，他详细论述了分工优势的三个方面。20世纪企业的一个特点就是分工的细化。福特指出，“流水线”的一个特点就是“上螺栓的人不必拧紧”。

    二是风险优势。大型企业通过控制、对冲和分散风险降低了风险成本，比小企业有强得多的抵抗经济波动的能力。

    三是成本优势。企业一体化会降低交易成本，增加“通过能力”；规模与范围则会有效降低关联成本。大企业由于集中度高，对上下游都有极强的议价能力，可以获得低价稳定的原材料供应，较低的销售成本和较低的融资成本。

    四是标准优势。大企业是生产链和市场的组织者，围绕大企业会产生供应链集群，大企业作为集群的领头羊，成为集群生产和供货标准的制定者，稳固了企业的市场地位。

    五是价格优势。大企业是市场定价者，而较小的竞争对手则是价格跟从者。小企业没有能力去对大企业发动价格战争，相反，大企业能根据市场与社会状况，决定小企业的价格生态。

    六是市场优势。大型企业通过广告引导消费，因而能主动“创造市场”，而不仅仅是被动地“适应市场”。创造出来的需求能够长期被大企业独占，因而效益极为可观。

    七是商誉优势。商誉对大企业尤为重要，商誉损失给大企业带来的伤害远高于小企业，因此大企业更注重维护商誉。商誉优势使得顾客更信任大企业，大企业由此可以获得商誉溢价。

    八是人力资本优势。大企业的多层级和社会地位所带来的事业前景，可吸引更高质量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经理人。

    九是知识资本优势。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都有很强的关联性和延续性，知识的存量决定知识的增量。大企业具有知识资本“蓄水池”的作用，可以充分利用这种关联性和延续性，从而大大降低技术开发和管理变革的成本。

    分工、风险、成本、标准、价格、市场、商誉、人力资本、知识资本这九大优势，构成了企业规模收益递增的内部要素。

    规模收益递增的“外部性”和社会性

    斯密曾经论述过市场规模对企业规模的作用；马歇尔论述了产业规模和产业聚集对企业规模的作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规模收益递增的“外部性”。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正确的。

    但是两位大师的论述隐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即企业的规模收益递增是被动地受需求和供应这些外源推动的。然而，20世纪的企业史证明，企业发展规模获得规模收益递增，主要是企图减少竞争推动的。

    在完全竞争状态下，企业无法获得上述九大优势。企业只有努力发展规模减少竞争，使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企业、产业和市场才能通过规模收益递增获得最佳效益。因此，规模收益递增主要是企业主动内源推动的。

    企业规模化的社会效益也十分明显。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优势大大增加了社会两种资本的存量和增量；商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优势可以减少ZF监管成本；企业福利可以减少ZF社保成本，有助于压缩开支、缩小规模；股份制大大增加了企业运营的透明度，形成社会监督机制。所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社会总收益。

    规模收益递增规律说明，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不完全竞争市场才是社会总效用最大化的市场。当有人大谈“市场”的时候，听众应该明白他谈的是什么市场。20世纪的市场是ZF、大企业、小企业组成的“混合市场”，完全不同于19世纪的市场，而历史证明，这个市场就像马歇尔发现的那样，其社会总效用大于“自由市场”。

    成本递减是主要衡量指标

    一个企业是不是获得了规模收益递增以及是否达到规模边界，用什么来衡量呢？

    利润显然不是一个可靠的衡量指标。例如，金矿、铁矿、煤矿、油矿这些资源产业和房地产业，即便没有形成规模，没有生产合理化，完全是由于需求的快速增长而获得收益递增。也就是说，外源驱动的结果，收益递增很可能是非规模化的，甚至还可能阻碍了规模化。

    这样的收益递增就是巴菲特所说的“涨水的鸭子”或中国古话“水涨船高”，这里没有企业家精神什么事，甚至还可能埋没了企业家精神。

    真正衡量规模收益递增的主要指标是成本递减。成本递减是内源驱动的，只有不断进行规模合理化改进，充分发挥九大优势，才能不断降低成本。而一旦成本无法继续降低，要么是企业家精神丧失，需要调整管理层；要么是企业达到规模边界，需要考虑分拆。

    正因为这样，国资委衡量国企业绩的标准十分荒唐。绝大部分国企管理者不但是“涨水的鸭子”，而且是“会叫的鸭子”，他们的“业绩”和他们的工作关系不大。

    更重要的是，国企中少数具有企业家精神，通过扎扎实实的合理化改进，获得成本递减基础上的规模收益递增的管理者，被“涨水的鸭子”们埋没了。

“温州模式”已死

    所谓温州模式，就是马歇尔所说的典型企业和典型市场，也就是19世纪企业模式。它的主要特点是：业主自营、规模小、聚集效应、竞争激烈和价格接受者。

    马歇尔认为，温州模式的企业在外部经济的作用下，会自然扩大规模从而获得规模收益递增。但是马歇尔遇到了一个难题：如果规模收益递增最终导致垄断或寡头垄断，从而消灭了竞争，那么效率从何而来？企业和市场将如何发展？

    马歇尔的解释很牵强，他认为业主会衰老和死亡，使企业衰落或倒闭，从而为新企业让路。后来的经济学家看到了这个问题，经过争论，由威克塞尔总结为，典型企业会经历规模收益递增、不变和递减三个阶段。

    可以清楚地看到，温州模式在经历收益递增后，正转向收益不变和递减。

    如果没有其他经济因素的扰动，在中国整体经济规模巨大这个“外部性”的背景下，温州模式由内源驱动必然转向结构重整，通过同业兼并，引入外部投资者，发展成为股份公司，以持续规模收益递增。这条路是马歇尔和威克塞尔所不知道的20世纪经济的发展道路。

    但是，很可惜，中国的资源政策、房地产政策和“4万亿”政策让温州模式走上歧途。

    中国的资源和房地产政策让温州民营资本纷纷抛弃本业转入投机，而“4万亿”政策助推了这个趋势。温州资本逐渐转入投机的六年多来，它们学到的知识就是艰苦创业远不如轻松投机。它们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

    资本转入投机的结果之一是产业资本投资的枯竭，这加速了温州模式收益递减，也拦腰打断了温州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

    民营资本正规化改变不了这个趋势。因为资本无论正规还是不正规，都不会向收益递减进行投资，除非获得极高的风险溢价。这就是温州高利贷产生的原因。而高利贷会进一步破坏温州的产业投资，给温州模式的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

    如果没有限制条件，国家“救助温州”也只能继“4万亿”之后再次向投机注入流动性，而且对于全体纳税人极端不公平，搞不好还会引发“占领温州”也未可知。限制条件就是强制温州模式转变为“规模模式”，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一个产业的政策会对其他产业造成什么关联影响，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研究课题，却是活生生中国经济的教训。

    温州模式已死。温州模式只有转变成规模模式，才能开出新路。

    “新广东模式”存疑

    广东近几年提出“腾笼换鸟”，企图利用危机淘汰落后产业，引进创新产业。但问题是，在中国，所谓的创新不过是画饼充饥。

    中国根本不具备创新的土壤，想在中国寻找或培养福特、盛田昭夫、乔布斯那样的创新者是根本不可能的，几十年内都没有可能。

    学习、复制、改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现实之路。无论任正非、柳传志还是马云，都是复制者而不是创新者。

    施正荣和李革把他们导师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建立的企业模式移植中国，并获得成功。之所以他们导师不如他们成功，就在于他们使用了中国唯一的资源——廉价劳动力。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模式在中国很快被复制，很快进入价格战中。

    中国的创新只能遵从存量－增量规律。只有学习、复制、改进不断积累的知识存量达到一定程度，作为增量的创新才可能喷薄而出。

    另一方面，即便是复制的所谓的高新产业，在中国经济总量中也占比很小，以广东的经济总量，高新之“鸟”无法满足经济总量之“笼”。

    所以，广东需要“腾笼换鸟”，但这个“鸟”更主要的是规模化之“鸟”。

   规模化是必由之路

    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需要“腾笼换鸟”。腾浪费、污染、低效之“笼”，换规模化之“鸟”。

    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个是科学发展，解决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一个是公平发展，解决发展中社会阶层的利益矛盾，其必经之路就是规模化。

    通过福特式创新获得规模收益递增，即便是在发达国家那样的土壤，也是不常见和市场无法掌控的，或者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中国经济转型对此不能寄予厚望。

    中国经济转型只能靠在资本作用下的产业结构调整来获得规模经济。而只有规模收益递增才能提供充足的利润实现科学发展、公平发展以及创新发展。

    国有企业公营化和民营企业规模化是中国经济转型在微观层面的两个主要内容，也是衡量政府经济政策是否明智，是否有改革意愿和魄力的主要衡量标准。

    规模化并不意味着抛弃小企业，相反，将给小企业带来更好的生存生态。对于小企业的发展，我们将另文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