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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很不错，是政治经济学的必读书。
书中说到，经济学家，比如M. Friedman只强调用脚投票，而鄙视“呼吁”，这是极其错误的。事实上，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防止组织不必要的衰退，退出与呼吁的适当的组合是最好的。当然，把握好这个平衡并不容易。
有点贵，不过还是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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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从分析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些事实入手，提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论断：当用户对企业不满、或选民对国家政策产生抵触的时候，他们存在三种选择。他们可以离开(exit)，可以表达自己的抱怨(voice)，也可以保持沉默、继续忠诚于企业和组织(loyalty)。

    理解这三种选择，首先得从一个事实说起：不论企业和组织赖以运行的社会制度设计得多么完善，它们都具有趋于不断衰退的倾向，这种衰退既可能是持久性的，也可能是间歇式的。也就是说，企业和组织的理性程度会不断下降，效率会不断衰退，创造剩余的能量会不断流失。但此前留存的剩余意味着，企业和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具备了承载低效运行的能力。因而，绩效衰减（Deterioration）迟早会发生，经济“松弛”（Slack）也会不期而至。

“松弛”给挤压机制留下了作用空间，使之释放出更多的投资、人力资源、生产效率和管理决策。所以，松弛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事，因为它具有某种重要的恢复职能。松弛能使企业摆脱市场困境，降低成本，促使渐趋成熟的革新技术获得最终采用，使原先敢想而不敢为的富有锐气的推销手段有了用武之地等等。在政治制度中，松弛也能发挥类似的作用。政治家们一向认为，要使民主制度得以正常运行，公民的充分参与是绝对必要的。可是，人们很快发现，保持一定程度的冷漠也能形成某些补充性的优势：它有利于维持政治制度的稳定及运作弹性，也能为危机中随时可加入“战斗行列”的政治能量提供一个蓄电池。

面对组织绩效的衰减，消费者或成员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出，二是呼吁。某些消费者不再购买企业的产品或某些会员退出组织，这是退出选择。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竞争与退出是恢复组织绩效的最好方式。当消费者对某企业的产品不尽满意时，他可以改换门庭，购买另一家的产品。但是，要想使竞争作为一种企业绩效衰减的恢复机制发挥作用，最理想的组合状态是：有的消费者“动如脱兔”，有的消费者却“静若处子”。闻风而逃的消费者给企业提供了一个反馈，催逼企业迅速采取修复措施；而气定神闲的消费者则为企业采取修复措施提供了缓冲余地。

    消费者或径直向管理者、管理者的上级，或以一般抗议的方式向任何关注他们的人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这是呼吁选择。退出是一种非直接的交流，但呼吁恰恰与其完全相反，它鲜有迂回，从来都是直截了当。呼吁的包容范围甚广：从喃喃不平的嘀咕到狂暴的抗议活动，它是抑扬顿挫、明辨是非的呐喊，而不像超级市场里“隐蔽”的匿名投票。

    赫希曼的结论是：第一，退出应当与呼吁相结合，两种选择可以交互地综合发挥作用；第二，呼吁机制作用于前，退出机制作用于后，消费者或成员被暂时“锁定”且手中还拥有退出选择时，呼吁能在敦促组织绩效回升过程中发挥较大的作用；第三，应当设计出一种制度，以提高人们呼吁的意愿和效率，降低呼吁成本。

    那么，如何才能“锁定”消费者，以使之在选择退出之前高声呐喊，将呼吁的效应发挥得淋漓尽致呢？这时，“忠诚”概念便浮出了水面。赫希曼的论证过程表明，对企业或组织的忠诚具有延缓退出的功效，能使呼吁在修复衰减过程中的作用趋于极值。因为此时的退出最具威胁性，企业或组织必须对消费者或成员的呼吁尽快做出回应。忠诚在退出与呼吁组合及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赫希曼认为，企业、组织和国家在衰落时，“退出”和“呼吁”构成了两种主要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制约手段，也就是说，公司、组织和国家扭转其衰落命运的程度，同公众的这两种选择所能引发的变革息息相关。

    赫希曼的理论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这三种选择值得政治家和各种企业的决策者们认真思考。如果用户停止购买某一企业的产品，他们就是在行使自己退出的权利，这会给企业送去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它应该修正自己的行为。然而，当消费者即便不高兴，也不能“退出”或选择其他的供应商——电信公司往往就是这样的例子，因为其具有垄断性地位——他们一定会用“声音”来敦促公司满足自己的要求。

    就电信业而言，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所发出的不满声音是市场里不可或缺的东西。如果所有的供应商都表现得大致相似，那么即使消费者采取“退出”的方法也无济于事。所以，有必要建立起一个让消费者能够有效表达自己声音的机制，从而使供应商愿意更好地回应消费者的利益要求。摆在垄断者和民众面前的问题是，要设计出一种制度来平衡各方的利益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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