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体系崩溃

在这样的局面下，温州的民间借贷陷入“冰冻期”。

林建海在温州龙湾经营着一家皮革厂，年产值3000多万元。临近年底，他手头一笔1000万元的银行贷款快到还款期限了，2012年2000万元的订单也需要30%的预付款。连着两个多月来，林为此四处筹钱，只凑到300万元。“以往年前这段时间，拆借1000万元资本根本不是什么难事，今年却让我急得头发都白了。”林有些沮丧地说。

方培林说，民间并不缺资金，问题是大家都不愿意再承担风险往外借钱了。

陈百霖是温州一家电器代理公司的负责人，2010年6月，一位朋友向他借钱100万元，月息1分5，借期一年。一年后，陈百霖向朋友要钱，朋友才承认把钱转借给了一家民间借贷机构，但那家机构的负责人不久前刚跑路了。

直到11月，陈百霖才拿回100万元本金。当问及以后还会不会借钱给别人，陈百霖回答：“如果是亲人们买房子、结婚、治病，就可以借；但如果是转借给别人，那肯定是不会了。”

陈百霖的这种想法现在在温州非常普遍。

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指出，不是现在才有这种现象，以往已经出现过，但是现在更为严重。

方培林认为，温州民间信用体系在这场危机中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是对温州未来经济最大的影响。

影响甚至已经扩大化，社会普遍失信现象也给广大企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一项调查显示，89.3%的企业受到不信守合同的伤害。

在温州主干道车站大道一处红瓦白墙上，几行喷涂的大字十分醒目：“信：言必信，人无信而不立；信誉是金，信者令人推心置腹”，“诚：虔诚、忠诚、坦诚，诚者自成也。”

温州人曾经以这句话引以为豪，但如今读来却不免有些尴尬。

林建海回想创业之初，他自筹9万元，又高息借了3万元，开始创办皮革厂。“头天晚上一说，第二天一早邻居就把钱送过来了，不需要立字据，连利息也是口头约定的。”之后，林建海又多次从亲戚朋友处借款加大投入，同样不用立字据。“最多一次，我一个在上海炒楼的亲戚借给我1200万元，打个电话就把钱转过来了。”

但这样的年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内忧外患

温州民间金融危机的背后，实质是温州中小企业经营模式已经走入“死胡同”。

温州中小企业所处的境地，一方面是外需萎靡、内需不热、汇率波动、通胀高企，另一方面是温州中小企业多以加工贸易型、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含量不高。两方面原因叠加，导致企业订单特别是长单减少，而原材料、人工成本不断上涨，企业利润受挤压，经营负担加重。

不少中小企业抱怨，现在做内单的利润只有10%，外单更低，只有5%，仅够还贷款利息。如果汇率再有起伏，那企业基本上就是“赔本赚吆喝”。

除此以外，据周德文称，中小企业的综合税收达到40%以上，除了税以外，在中国还有很多行政性收费，牵扯到18个部门，69种收费，这是中小企业生存很困难的原因之一。

比如，各种税费加上企业为职工缴纳的“三险一金”，几乎占到企业利润的一半。沉重的税负进一步压缩了企业利润，小微企业痛楚尤深。

而今的信用之殇，更影响到实体经济的运作。

温州洪城电子的总经理杨贵说，以前外地供货商对温州企业都很信任，货到付款，或者推迟一段时间结算都没问题，而现在，很多供货商的要求是款到付货，而且要全款。

方培林认为，此番温州信用之殇，需要时间来抚平，信用、信心之重建，保守估计也至少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而业界有关人士则预计将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才能重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不久前提出，温州信用体系应以此为契机告别“熟人社会”的民间信用，建立“现代信用体系”。李扬认为，温州的民间金融信用已经崩塌，建立法治化的现代信用体系是温州经济、温州模式的唯一出路。

马津龙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修炼内功。“就企业方面来讲，目前我国企业无论是在立信（建立自身信用、诚信经营、提高融资能力），还是在征信（征集他人信用、防范外部风险）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

温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温州既有商业精神中最先进的基因，也有传统文化中最落后的劣根。此次债务危机以及业主跑路事件，是对温州长期以来推崇的“熟人社会”规则的一种否定。在他看来，“熟人社会”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温州的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温州必须在陌生人社会中谋求现代诚信的建立。他认为，这才是信用恢复与重建的根本。

新闻背景

2011年4月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失踪以来，温州民企老板跑路事件愈演愈烈，几乎导致温州经济大出血，温州高利贷危机在2011年总爆发。10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温州考察时强调，要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支持专为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同时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