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素质

源字自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

2011年年底，韩寒连续写了三篇文章：《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尽管韩寒写的只是博客，却往往比许多媒体上发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要有影响力得多。所以，就像以往一样，这三篇文章立即成为了一个热门讨论话题。

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喜欢舍本逐末，要么说“韩寒不读书”，要么说“韩寒靠的是粉丝”。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奇怪的心理在作祟。说白了一点就是嫉妒吧。许多人从本科读到博士，皓首穷经，满腹经纶，可是他们说出来的话，就像大风吹沙尘，倏忽俱不见。而韩寒连个大专都没有，凭什么来谈这么高深的政治理论问题！更加可恶的是，韩寒奇装怪服，时常出没在时尚媒体中，开跑车，泡妞，写小说，一点都没个正经文化人的样子，说他是知识分子，实在是有辱斯文。况且，韩寒出道以来每一次掀动波澜，与其庞大粉丝群的一力支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不仅与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与路径大相径庭，即便是今天欧美知识界，也鲜有人能够在时尚与思想两个领域中穿梭无碍。
我一直是喜欢甚或有些追捧韩寒的。这可能和我一向只把自己当成一个从事媒体行业的专业人士有关，因为我不必去和韩寒攀比知识程度的高低与粉丝的多少。媒体专业人士的责任是旁观和观察，看客的成分多一些，做评论的时候喜好则可以明确一些。
从方式上来讲，像韩寒这样拥有巨大的粉丝群的人来谈一个中国人所普遍缺乏的常识问题，我觉得是好的，而且就中国而言，这种人是少了而不是多了。比如另外一个拥有巨大粉丝群的小四郭敬明，他的东西我从来就不看，不听，不感兴趣。对于一个关心个人利益多于公共利益的人，有什么好评论的呢？泯然众人而已。
至于韩寒的论述本身，有我喜欢的，但也有我不赞同的。我从来都是一个赞同改良而反对革命的人，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我是认同韩寒这三篇文章的主旨的。我以为，如果概括韩寒这三篇文章的主旨，无非是：反对革命，争取民主和呼唤自由。但是在路径和方式与对现实的分析上，我却无法认同他的看法。
在三篇文章中，韩寒用了大量的篇幅谈及国民素质。可惜的是，他对于素质的分析，却颇有些自相矛盾。在《谈革命》中，他以为要国民素质到了一定地步，一切便自然而然；而在《说民主》中，他又说好的制度是高素质的保证。
在国民素质这个问题上，我自然联想起龙应台。在她的笔墨中，20年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台湾。1984年，在名噪一时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中，她几乎以痛心疾首的方式，痛斥台湾人在广布的罪恶之中噤声乃至同污。而在20年之后的《你不知道的台湾》，却给出了一个“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的台湾。如果我们看1984年的台湾，他们与今天的我们所痛斥、痛恨与痛心的中国大陆国民素质何其相似；而看2005年的台湾，却俨然已经与我们在两个世界之中。
尽管20年中，许多人老去逝去，许多人新生新长，可还是这个人群，还是这个民族，为什么人的素质相差如此之大？
我又不禁想中国的古代人。在王朝的体制下，中国人谈温良恭俭让，乡绅贵族。除了在改朝换代的时段之外，中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温柔体面，何曾如同今日这般面目狰狞？难道他们的素质比我们今天的素质要高？

反对革命也罢，争取民主也罢，或者呼唤自由也罢，一切均与素质并无关系。柏杨曾经写过《丑陋的中国人》，可是日本也有《丑陋的日本人》，美国也有《丑陋的美国人》。我赞同韩寒的看法，人性乃是一致的。可是素质其实也是一致的。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今天的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国民素质，无论的个人素质、民主素质，还是自由素质，都尤其令人憎恶。何以如此？
我以为今天我们可以重温法国伟大的政治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一本旧书《旧制度与大革命》。其中有几个章节，读起来如此地符合中国的现状：《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所有国家的变革几乎都是一致的，在政治崩溃之前，都是社会的崩溃。而社会的崩溃乃是以人民的全面沦落为前提的。国民素质的丧失与社会伦理的沦落，都是在旧制度的高压之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国民素质与社会伦理，并非民众素养的问题，而乃是制度的塑造。
好的制度，并不是高素质的保障，而是高素质的前提。这就是20年间，龙应台所看到的不同的台湾的原因。在一个坏的制度中，人的自私基因得到充分的施展，从而每个人都在愤怒之中，每个人都是制造愤怒的因素；而在一个好的制度之中，人的自私基因受到抑制，每个人都展现善的一面，于是每个人都在制造善的因素。因此，革命也好，改良也好，如果以民众的素质改造作为先决条件，不过是缘木求鱼。
中国现在的确处在一个夹层之中，既不能再一次暴力革命给那些政治投机者以机会，又不能等待政权良心发现给与天赐的变革。谈素质改变，呼唤自由，不如谈社会改变，倒逼变革；谈公民社会，实行自治；谈法律斗争，推动宪政。一切都在框架中，一切又都是框架外。
《旧制度与大革命》所告诉我们的，乃是一场社会革命，如何导致了一次悲剧。这也是朱学勤先生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所教导我们的。任何妄图一蹴而就的革命与改良，都不过收获一场以大破坏、大颠覆与大退步的镜花水月。变革我们这个尾大不掉的国家，需要的不过是耐心与寸进的社会进步。尽管缓慢与痛楚，但是扎实而永续。
韩寒1月8日又写了《我的2011》，他说，他既要杀戮权贵，也要杀戮群众。我觉得他长大了，而且从一个愤青，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韩寒是很好的，他从来不缺乏权利意识。而我要说的，也就是，国民素质中，最重要的是权利意识。当中产阶级全都具有权利意识了，这个国家就要改变了。当农民们全都具有权利意识了，这个国家就要改变了。权利意识，也就是常识，乃是我们这个国家所最缺少的国民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