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守主义者峰会”报道三则

文化保守主义峰会现身阳明精舍 　　李琴 　　（原载《东方早报》2004-07-29） 　　现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以一种相当偏激的姿态出现，中国文化优越论，是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 　　文化保守主义者宣称，中国目前存在着道德危机，而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足以和西方文化抗衡。 　　而在一些学者看来，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左派、自由主义一样并没有涉及中国最大的问题。他们之间的争斗构成了学术界新一场“圈地运动”，但在本质上可能又是一场“茶杯中的风暴”。 　　日前，儒学专家蒋庆邀请陈明、梁治平、盛洪、康晓光等著名中国保守主义人士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贵阳阳明精舍，这次会讲也被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峰会”，亦称“龙场之会”。 　　之后，与会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陈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立场已日趋明晰，这次碰头会议应视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首次公开亮相，意在使“保守主义”这一名词在社会上辐射开来。 　　文化保守主义高举复兴大旗。 　　会议之前，一向有些沉默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便已经陷入了一场唇枪舌战之中，争论缘起于蒋庆编撰的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这次媒体眼中的“读经运动”引来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薛涌的强烈批评（《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蒋庆的读经运动》，他形容蒋庆此举是“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是“一种文化蒙昧主义”。之后，皮介行、秋风、刘海波等知名学者也纷纷卷入其中，对这场“读经运动”或声援，或批驳，莫衷一是，而“文化保守主义”也成为一个热门词汇。 　　“事实上，他们一点都不保守，甚至是很偏激的。”当代儒学网站站长柳河东说，现在的文化保守主义应称为“新文化保守主义”，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实际上是以前强势群体对于明显处在弱势地位的新儒家第一代梁漱溟、第二代徐复观等人的一种称谓，而现在只是将这种称谓延续下来了。 　　如其所言，现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是以一种相当偏激的姿态出现的，中国文化优越论，是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仅可以相通甚至可以互补，而且优于西方文化并在未来引导世界。 　　蒋庆将文化保守主义定义为对儒家文化价值的认同，而文化保守主义的沉寂也应与儒家地位的衰落联系起来。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日益走向穷途，五四时期，激进的学者极力主张学习“德”、“赛”二先生，国学地位不复以前；1949年之后，“破四旧”、“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再次将国学打入冷宫。 　　改革开放之后，国人继续将眼光放在有助经济发展的西学，传统文化依然是批判的对象。70年代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儒学研究开始重新在西方的文化界抬头，这次复兴被称为“儒家的第三次浪潮”。受西方“新儒家”思想的影响，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转向了国学，“儒学复兴”的口号越来越响亮，文化保守主义随之浮出水面。 　　这期间，最需要提及的事情就是1994年陈明主编的《原道》辑刊的出现，这是一本以宣扬国学为主旨的刊物，主要讨论“传统与现代”、“中体西用”、“文化重建”、“知识分子”、“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等话题。之后，陈明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个代表，而《原道》则被誉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一面旗帜”，并在今年度过了10周年的盛大生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范亚峰，将《原道》看做是90年代最重要的民间刊物之一，“《原道》代表了90年代知识分子经过诸多努力所产生的一种比较健康的思潮。”范亚峰说。 　　文化保守主义左右逢源？ 　　《原道》声势日益壮大，“读经运动”持续争论，这一切都达到了“吸引眼球”的目的。蒋庆说，在涉及国家政策走向上，文化保守主义已经缺位百年，儒家的主导地位已经让位给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外来思潮。新儒家第一代、第二代只能守住儒学命脉，却不能有很大的影响，而文化保守主义者需要站在更高层次上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平等对话。 　　9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足鼎立，且渐由理论之争转向路线之争，两派都意在为中国政府出谋划策，影响中国政策走向。两派多针锋相对，一来二去，有人便将这场又称“口水战”的论证归结为“学术界的一场圈地运动”。 　　正如中山大学学者袁伟时在选编两派之争的资料时提出，尽管双方都努力想介入政治，影响中国改革走向，但两派之争并没有涉及中国最大的问题，双方代表人物都是学者，代表着民间学术语言的性质，与官方意识形态无关，也与国际政治势力无关，其充量是“茶杯中的风暴”。 　　但显然，文化保守主义者同样想插入到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争中来，将两军对垒的局势改变，虽然目前的态势是沿着三军鼎立的局势发展，但一统天下才是其终极目标所在。 　　复兴仍待政府支持。 　　蒋庆说，不管是倡导读经，还是展开会讲，文化保守主义者已经不是简单的一种情绪上的诉求，而是要积极地参与到中国文化的创造之中去。 　　蒋庆不同意所谓“跑马圈地”的说法，他说，文化保守主义并不是与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在争夺地盘，而仅仅是一种复位。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掌握话语权，但后来被自由主义等外来思潮赶走了，从此，中国思想界步入歧途，现在则需要重新回到正轨上来，即儒家文化从缺位回到原来的主导位置之上，这也应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共识。 　　陈明则将自由主义以及新左派比喻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左邻右舍”，新左派和自由主义都是从西方而来，掌握着强大的话语权，但他们都不属于内生文化，无法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生根发芽。 　　日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提出了“儒家宪政主义———仁义礼智信的宪政主义”的概念。而著名学者甘阳，也开始提倡“复古”，他认为，成功的改革必然顾及到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中国新闻周刊》对此评价说，中国思想界对传统思想伸出了橄榄枝。 　　采访中，陈明援引了这一说法。他表示，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新左派都开始向传统摇晃。蒋庆说，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显然是道德危机。而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只涉及到政治思潮，不能解决道德问题，解决道德问题只能依靠儒家文化，除此之外，儒家思想中的王道政治也应成为中国今后政治制度的重要资源。文化保守主义已经拥有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足以和西方文化抗衡。 　　而这套“最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目前还只是在民间引来争议无数，并没有进入政府视野。蒋庆说，他们最大的诉求便是政府能够认同这种价值观，并且能够予以行政支持。比如，政府教育部门将传统经典纳入到全民教育体系之中，或者，在公务员考试书目中加入“四书五经”，他设想着。 　　传统文化的一阳来复——阳明精舍儒学会讲的思想史意义 　　王达三 　　（原载《读书时报》2004年7月14日头版） 　　（编者按：2004年7月，蒋庆先生邀请陈明、梁治平、盛洪、康晓光等著名学者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阳明精舍。这次会讲被学界称之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峰会”。本报特邀请王达三先生撰写《传统文化的一阳来复》一文对该会的时代背景及历史意义做一简单介绍。本报还将陆续刊出与会学人专版，敬请读者朋友们关注。） 　　2004年7月10日至17日，当代著名大儒、阳明精舍主人蒋庆先生邀请陈明、梁治平、盛洪、康晓光等著名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人士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贵阳阳明精舍。此次会讲，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在中国思想史上必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辉煌灿烂的儒家文化与天崩地裂的动荡时代 　　巍巍东方，昭昭华夏。维系华夏吾族五千年统绪相连、绵延不断的，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厚重博大，自有其历史的一贯性和思想的内在性。这种一贯性和内在性，集中表现为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体主流主干。儒家文化不但形塑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和生命世界，也形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特征和文化个性，引导和规制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行程。 　　中西交通之前，儒家文化一直是圆满自足的，无须参照任何异类别样的思想文化即可通融无碍，获得自身合法性。几千年来，中国人无论是欢娱喜悦还是悲苦忧愤，中华大地无论是太平安和还是混乱纷争，都离不开儒家文化，都是在儒家文化的模式和范型之中酝酿积聚、转化更生、生生不息的。非但如此，儒家文化还一直领亚洲文化之风骚，创世界文明之辉煌。 　　中西交通以来，短短百又五十年间，儒家文化的历史命运急遽改观，迅速萧条失落，乃至有全盘崩溃和坠于万劫不复的征兆。西方列强外披科学理性之文化罩衣而内挟船坚炮利之铁血强力，先是温情叩关，继而暴肆侵掠，致使中华大地狼烟四起，烽火不断，大好河山风雨飘摇，社会形势诡谲多变，中国人民困苦不堪。更为严重的是，华夏吾族大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一个天崩地裂、天塌地陷、天昏地暗的时代。 　　这也是一个需要中华儿女决然奋起，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风云激荡的时代。中华民族不愧为一优秀民族，时局艰险而挺立不屈，处境困危而百折不挠。中华儿女直面血淋淋的残酷现实，奋起自卫以救亡图存、保国护种，其实也烈，其情也悲，其为也壮，其功也千古而不灭，其名也万世而不朽。 　　一阳来复的儒家文化与悲壮艰难的守成抗拒 　　近世中国由一个四方来服的“天朝大国”迅速没落为一个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其原因相当复杂。但积久厚重的儒家文化由于各种原因而不能有效应对社会和时代的激烈变化与严峻挑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虽国难当头时“外拒强权、内惩国贼”是紧中之急，但中国人对于自身文化的反思批评也一直紧张地进行着。 　　中西交通之始，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警惕，多是出于防范“以夷乱夏”的考虑。随时间推移，特别是随多次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失利，中国人才渐渐明白，原来西方人之所以能磨牙吮血是因为其文化自有长处优点。由此，中国人开始把眼睛瞄准西方，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一股脑地学习，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舞台成了西方各种主义思潮文化学术的跑马场。 　　然而，中国人能学的都学了，该用的都用了，可国家民族的形势却仍是一日坏似一日。这迫使中国人抽身而返，衡量中西文化之优劣，并把“生元”当“病元”，以为中国不堪之局面皆为儒家文化所造成，进而把儒家文化作为批评质疑颠覆解构的对象。因此就有了“打倒孔家店”、“不读中国书”、“拼命往西走”。文化批判又与社会批判“双轨同步”进行，导致儒家文化节节败退，最终是几乎是销声匿迹。 　　当此儒家文化不绝如线之际，一批富有远见卓识和勇于担当精神的中国文化人士，直面惨淡现实，坚守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最后底线，苦苦冀望儒家文化一阳来复，使得中国文化尽管自中国近代社会肇造以来命运多舛步履维艰，但却是斩之不断，挥之不去，如丝如缕，绵绵不绝，文脉得以延续，薪火得以相传。这种守望，同样是其实也烈，其情也悲，其为也壮，其功也千古而不灭，其名也万世而不朽。 　　一阳来复的儒家文化与重新振起的历史机遇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儒家文化的守望，由被称谓港台新儒家或新儒家的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钱穆、方东美等先生及其诸弟子来挑大梁。而在大陆，被称为第一代新儒家的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马一浮等先生，或过早花果飘零，或被迫退出言说场域，儒家文化一度不见踪迹——即使出现，也多是作为被讽刺嘲笑愚弄侮辱的对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陆在所谓“新启蒙”的意识诉求之中，先后出现过“美学热”、“文化热”、“国学热”。进入九十年代，先是学术与思想分道扬镳，进而新自由主义、新左翼与新文化保守主义先后浮出水面，由此出现了一些自觉信奉体任儒家文化的中青年学人，如蒋庆、陈明、梁治平、盛洪、张祥龙、康晓光、鞠曦、邓小军、傅谨、张祥平，等等；还出现了一些相当同情了解儒家文化的中青年学人，如陈来、郭齐勇、郑家栋、黄玉顺，等等；此外，老一辈学人，如庞朴、李泽厚、张立文、余敦康、蒙培元、罗义俊、牟钟鉴等先生也开始自觉地对儒家文化进行反思梳理和宣扬重建。这些都表明儒家文化已在大陆重现一线生机。 　　儒家文化在大陆生机重现，自有其内在原因。一种历史悠久、厚重博大的文化，是一活生生的生命体，正如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抹杀记忆，割裂传统，会使这个生命体得失忆症和分裂症。一切情语皆境语也！迷失之乱世，为迎接挑战应付危机而对儒家文化采取激进态度和激烈措施，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安平之治世，续接儒家文化以建设新文化，则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儒家文化重新振起的历史机遇还在于：其一，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尚未解体的当代世界，文化民族主义是应对全球化冲击和实现民族认同的有效途径；其二，在工具理性扩张泛滥的现代社会，文化保守主义是应对现代性吊诡托寄身心性命的有效途径；其三，文化兴盛未必带来民族强大，但民族强大必然带来文化兴盛，特别是会带来传统文化的信仰回归与价值认同——试问，作为中国人，又有谁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不抱有极大信心呢？ 　　转换更生的儒家文化与呼之欲见的光明前景 　　“文化保守主义”原本是一中性词汇，指涉为一个国家民族对自己既往历史文化传统经验的理性审视，而非心无定准，盲乱迷失。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保守主义不是反对发展和进步，而是反对盲目发展和意义迷失。但百年中国，以变为主，造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评判标准，遂导致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成为一个十分暧昧乃至贬义十足的词汇。这是一种极大的不解、误解，乃至是曲解。 　　事实上，近代中国以来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言行举止和动静语默，与其说是顽固保守、食古不化、全盘复古，毋宁说是对儒家文化的承而保之、守而望之。他们所冀望的是在理性秩序的前提下熔铸新传统、建设新文化，培育调护中国的文化生命，而不是抛弃割裂儒家优秀传统而横断众流以凭空来移植外来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直是在“贴着地面步行，不在云端跳舞”。 　　凌空蹈虚，总是要跌跟头的。事实证明，对于儒家文化，推倒重来和砸烂重建既是不可能的，也是豪无益处的。值得庆幸的是，大陆新一代自觉信奉体任儒家文化的中青年学人，正是以儒家文化必须与时携行为持准，既勇于对儒家文化进行自我反思，也敢于对外来文化进行借鉴融会，进而实现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此次阳明精舍会讲的百余议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儒家文化与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相一并育，与中国人的国家、民族、社会通体浑一，与中国人的生命、生存、生活息息相关。“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志士仁人，奋然而起，守望调护儒家文化，探索中华行由之大道，儒家文化必将由一阳来复演变成灿灿大光明。 　　阳明精舍儒学会讲的思想史意义，就在于它是信奉体任赞助褒奖儒家文化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公开集体亮相的标志，是批评颠覆解构置疑儒家文化的时代悄然退场的标志，是儒家文化历经惨淡经营百年失落之后重新振起的标志。 　　【附小资料】：阳明精舍：“精舍”，亦称“精庐”，出现于汉代，为当时儒家聚集生徒私家讲学的场所。东汉以降，佛教徒亦把自己传经授徒的场所称为“精舍”。儒家士人不愿与之同名为伍，随在唐代始将“精舍”改为“书院”，但也一直有少量的儒家“精舍”存在。蒋庆先生学宗明代大儒王阳明，故构阳明精舍于贵阳盘龙山，近王阳明“龙场悟道”处。 　　儒家会讲：“会讲”，亦称“讲会”，是古代儒家的诸书院、精舍之间举行的学术论辩会，往往事先约定时间、地点和论辩主题等，由书院或精舍师生共同参加，并吸引社会贤达与会。此制始创于南宋淳熙二年，由吕祖谦在江西信州主持，邀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等人与会，成为当时学界一大盛事，史称“鹅湖之会”。嗣后儒学会讲大为盛行。 　　新儒学之辩 　　秋风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8月2日） 　　一种思潮似乎正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界浮出水面，这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这样的论断来自下述事实： 　　1、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陈明前不久与南开大学的刘泽华教授的争论。 　　新儒家在八十年代曾在大陆获得广泛关注，但这股新儒家主要源于二十世纪前半叶及其后的港台。90年代以后，大陆则形成了一批本土新儒家，他们自称为“大陆新儒家”。其代表人物，南有蒋庆，北有陈明。 　　今年4月4日，陈明在天津南开大学作题为《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思想版图上的位置与意义》的演讲，对该校历史系刘泽华教授的某些观点表示了异议。刘泽华坚持的是现代以来历史学界的主流观念，即中国古代乃是王权专制制度，而儒家则是这一制度的支柱，他甚至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政治关系是“笔头对锄头的剥削”。 　　陈明则对此提出批评，试图重新评估儒家与专制王权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霸王道杂之。儒家固然为专制权力的正当性提供了论证，但是，它也对社会层面上的自我治理提供了价值支撑。而刘泽华及主流历史学界夸大了前者，而无视后者，没有看到儒学思想对于社会利益的表述与维护。 　　因为这样的批评发生于刘泽华所任教的学校，因而，引发了与其学生的言语冲突，并蔓延到网络世界。这场争论中不乏激情泛滥，但确实使文化保守主义关于儒家社会功能的认识，开始冲击主流观点。 　　2、龙场会讲，蒋庆、陈明、盛洪、康晓光汇聚一堂，研讨大陆新儒家学理和教义。 　　今年51岁的蒋庆大学时学习的是法律，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2001年申请提前退休，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讲习儒学。这个地方是明代大儒王阳明悟道之处，蒋庆的理想由此隐然可见。 　　今年7月10日至17日，蒋庆邀请陈明、梁治平、盛洪、康晓光等著名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人士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阳明精舍。康晓光致力于发掘儒家仁政思想，绳洪则倡导天下主义。不过，专门研究中国法律传统的梁治平未能到会。 　　会讲乃是儒学历史上一种讲学传统，通常是学业有成的儒学大师汇聚，切磋学问。会讲传统的恢复，标志着大陆新儒家已经具有了群体性从事文化学术事业的意识和能力。 　　3、读经活动及其所引发的争论。 　　近年来，在一些热心人士的奔走之下，在若干地区，悄然地兴起一股读“经”之风。有报道说，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有五百万个家庭、六十多个城市少年儿童加入诵读儒家经典行列。蒋庆则主持编辑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收入其中的是公认的体现儒家圣贤义理之学的经典，即六经、四书、诸大儒代表作以及具有深远影响的选本。蒋庆也系统地提出了其以背诵为主的教学方法。 　　这一现象引起激烈争议。《南方周末》2004年7月8日上一篇薛涌的文章相当具有代表性，该文题目即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他形容蒋先生的努力是“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似乎正在开始”，他径直将这称为一种“文化蒙昧主义”。秋风在《南方都市报》撰文提出批评。7月22日，《南方周末》刊出薛涌、秋风、朱国华和刘海波的四篇文章，对此进行了集中讨论，其中秋风、刘海波明确支持读经。这样的讨论也蔓延到网络论坛。虽然反对读经者大有人在，但支持读经者的声音也并不微弱。 　　4、引人注目的是，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原来被认为属于自由主义的学者，比如刘海波、秋风、王怡、范亚峰，都明确支持儿童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包括儒家经典。他们在学理上受到哈耶克和苏格兰道德哲学影响，酝酿“中道自由主义”概念，这是一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宪政主义框架。在他们看来，建立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 　　与此类似，近些年来，在学术界，尤其是法学界，也已经有一批学者对中国传统的思想话制度，持一种同情的理解，比如，夏勇从民本思想发展出民权思想，武树臣从中国司法传统中发掘判例法（普通法）传统，杜钢建提出儒家宪政主义，萧瀚提出科举宪政主义，并主张恢复繁体字。还有，杨鹏从老子思想发展强调消极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 　　5、还有一批活跃在“朝圣山之思”论坛的年轻学者，主张重述中国古典的正统道德论述。 　　当然，在上述文化保守主义内部，差异和分歧也是巨大的。比如，在政治立场上，有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之分；在对待传统的心态上，大陆新儒家内部，蒋庆更多地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陈明则并不拒绝来自西方的制度资源。至于中道自由主义，则对中西思想和制度资源，均保持一种开放心态。 　　但是，在他们中间，确实体现了某种共性。那就是，不仅自觉地摒弃近代以来占据主流地位的反传统心态和思维模式，而且更进一步，对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古代思想与制度资源持一种正面评价，尽管程度不等；他们致力于通过学术上的努力，使古老的资源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而可以成为当代中国人的道德、生活及制度建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另一个视角有助于观念市场的平衡 　　自中国开始对西方世界开放之后，中国人的心态和思想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过，在每一波西化浪潮之后，都会出现一股文化保守主义的反弹。但是，这种反弹相较于西化的浪潮，显得非常无力。尤其是随着教育体系的彻底改观，随着五十到七十年代政治运动的冲击，中国传统已经生生断裂。在今天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中，普遍流行着一种心态、一种哲学观念，这种哲学观念，可以称之为“理性与进步的蒙昧主义”。 　　理性是宝贵的，进步是可欲的。但将启蒙绝对化的现代中国主流知识界却将这两者推到极端。他们相信，理性就是要怀疑一切，包括怀疑传统和经典。他们相信，只有通过怀疑，才能取得进步。但是，在他们那里，唯独理性、进步本身却是不可怀疑的，是至高无上的，甚至成为成为一种拜物教——法国大革命中间，就曾经出现过一种叫做“理性宗教”的怪物。由此，那些唯理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便在不知不觉间堕入了他们声称正在反对的“蒙昧主义”之中。他们宣布自己就是历史和文化的主人，已经居于历史的终点，因而可以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而一切不能经受他们的理性审判的东西，都应当被抛弃；一切据认为妨碍他们所追求的进步事业的东西，都应当无情地予以摧毁，好让今人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样的思想悖谬在欧洲大陆曾经上演过，在中国也上演过了：启蒙主义、理性主义从怀疑一切走向了唯我独尊。正是在这种哲学精神的指导和鼓舞下，人们以科学、进步、现代化的名义，对传统、对民间文化、对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正统道德观念，对城市的风貌，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讨伐，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摧毁。同样是这样的哲学观念，导致了很多以追求现代价值为志业的人士，对中国古典的思想与制度资源，不假思索地予以怀疑和拒斥，将儒家思想、甚至是中国古典的教学方式，与专制制度捆绑在一起，主张予以彻底抛弃。这一点，在近来有关读经的辩论，表现得非常明显。 　　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下浮出水面，其意义则在于，它或许有助于实现观念市场上的均衡。毫无疑问，我们的孩子当然应当阅读莎士比亚，阅读安徒生，也观看哈利·波特；但是，我们也应当把《论语》、把唐诗三百首放到他们的书桌上。我们的学者当然应当研究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洛克和孟德斯鸠，研究希腊民主制度，英国普通法，美国司法审查，但他们似乎也应当研究周易、老子，研究周的制度和中国古典判例法，研究古代的社会自治。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改变对于传统的心态。不需要人人都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尤其是那种原教旨主义的精神，也是非常不可取的。但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或者可以向我们演示另一种可能性：建设民主宪政制度的努力，并不妨碍我们同情、尊重和复兴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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