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中美物价的讨论引起了很多争议。其实，物价跟GDP或者其他任何的经济指标一样，两个大国之间的比较，总有一些虚妄的成分。这种困难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商品和服务的结构性差异。由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的不同，两个国家的消费习惯和产出结构有很大差异，一些在我们看来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商品，在美国可能只能去一些中国或亚洲商店才能买到，反之也是如此。这种差异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广泛存在。二是商品和服务和质量差异。购买商品和服务的目的在于从消费中获得效用，而消费是一个过程，除了商品和服务本身的质量会直接影响获得的效用以外，外在的环境也会有一些间接的影响。比如，即使在商品质量完全相同的条件下，恶劣的食品或药品安全环境仍然会让我们提心吊胆，这当然会造成额外的福利损失。完全的消除这些结构性的或质量上的差异，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至少需要一本书的篇幅才能较为有效的矫正这些偏差。我们只能暂时忽略这种困难，对中美物价作些简单粗暴的比较。

物价的比较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绝对水平，二是物价增速，即通货膨胀速度，三是消费结构，或者某类商品和服务占收入或支出的比重。从绝对水平来看，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总体水平要比中国更加昂贵。按照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所有的商品价格都是现在和过去投入的劳动成本的总和，再加上一定比例的利润。长期来看，工资水平是决定物价的最重要的因素。目前美国工资水平大概是中国的20-25倍，这意味着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要比中国工人高出20倍以上，才能使两国物价绝对水平大致相当。即使在一些生产活动中，可以以大量资本设备代替人工，比如在制造业或农业的某些环节，这样的生产率差异也是不易实现的。而且，在美国目前的生产结构中，农业和制造业的比例已经下降到30%以下，70%以上都是各种服务业。而在服务业中，难以以资本品替代劳动，这也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无论餐饮、理发等传统服务业，还是医疗保健等现代服务业，美国普遍的价格水平都要远远高于中国。

因此，一般而言，美国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应比中国更高。但是，两类重要的商品却不是如此，一是房地产，一是汽车，共同的原因是国内ZF或ZF企业的垄断。中国ZF对土地供给的垄断不断推高土地价格和房地产价格，而美国从建国伊始就明确了土地私有，土地供给灵活，土地价格可以长期保持稳定。国内汽车行业受到关税的保护，不能与国际市场充分竞争，使国内汽车价格高出美国至少五分之一，而进口汽车和高端汽车的价格差异会更大。国内垄断程度越高，垄断力量越强的行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越能和国际接轨，甚至实现赶超。

从物价增速来看，国内物价增长更快。美国一百多年来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3%，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很少变化，即使在出现所谓严重通货膨胀的七十年代，最高通货膨胀率也只有7%。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年均通货膨胀率约为5%，但是波动更剧烈，在九十年代中期曾出现增长率超过20%的恶性通胀。这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原因，一是ZF将货币政策作为一种廉价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在经济衰退时无限制的扩张货币发行，从长期来看，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率的上涨，而且破坏了社会信用关系的健康发展。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通货膨胀关系日常百姓生活，因此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但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民众对ZF有更强的约束能力，因而限制了ZF滥发货币的行为，而中国更多时候只能通过一些较为间接的或非常规的方式来表达利益诉求，对ZF的约束能力较为有限。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中国正处于快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工农业结构不断调整，工业生产率提高较快，农业受土地约束，生产率提高较慢，贸易条件更有利于农产品，使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由于食品在支出结构从而在CPI中占有较高的比重，这就从统计上表现为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也都表现出较高的通胀率，这应该被理解为经济发展特殊阶段的必然现象。如果剔除了食品价格的影响，我国从九十年代初以来的通货膨胀率只有2%左右。

即使美国物价绝对水平比中国高，但考虑到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很多的商品和服务占收入的比重却比中国要低，这也是很多人质疑中国物价水平的原因之一。这可以理解为由经济发展不同水平所决定的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的差异。最典型就是恩格尔系数，即食品类消费在居民支出的比重，按照各国的统计规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恩格尔系数越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入户调查，2008年我国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8%和44%，而美国仅为6.8%。与此类似，2008年衣着类支出占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10%，而美国仅为3.6%。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会大幅增加，这也是美国人消费支出比例最高的项目，占支出总额的近五分之一，而我国城镇居民在这方面的支出比重仅为7%。因此，用一种或一类商品和服务占支出或收入的比重，来比较中美的差异，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物价水平和增长速度决定了百姓手中存款和现金的购买力和实际价值的变化，是实实在在联系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公共品，不能作为廉价的政策工具，滥发货币既损害了ZF的公信力，也损害了正常的社会信用关系。保持国内币值的稳定，是ZF的重要责任，甚至是首要责任。常用的货币面值越来越大，分币和角币越来越多的退出流通，从长远来看，都不是健康经济体应该出现的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