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2006我的书单（非经济类读物）

　　梁漱溟的“乐观”
　　2006年1月，艾恺对梁漱溟的访谈首次全文发表(《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这个访谈或可算作梁先生留给人世的遗言。目前这个书名是否出于梁的本意，笔者没有把握。从内容上看，这个题目所透露的忧虑气氛恐怕更多地属于采访者艾恺。他对现代性的各种征候——包括当时已在美国出现的以及他预言将会在中国产生的——忧心忡忡。令他惊奇的是，这种典型的西方保守主义情怀，在20世纪中国最出名的“保守主义者”梁漱溟那里，没有得到一点儿共鸣。在对话中，这位曾在“十几二十岁”两次郑重考虑自杀的老人，不止一次地向他的西方同情者表示：“我很乐观”——这个在录音里多处留下笑声的梁漱溟，凭什么那么乐观呢？
　　在访谈中，梁漱溟将自己一生的探索归结为两个方面——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梁少年时代的苦恼，主要是针对人生问题所发；而艾恺之所问，则关涉社会历史的趋势问题。换言之，前一方面是问：人生好吗？后一方面则是：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调和儒佛，遂在青年时代以不住涅?、不离世间的大乘精神将人生问题做了安顿。之后孜孜奔走数十年者，则无不为了“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中国问题”。故梁之所以乐观，当从他对于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基本判断来看。所幸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也有2006年及2005年的印本。这就是《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后一种偏重于所谓“认识老中国”，前一种则是在特定认识基础上的建设方略。
　　为什么要建设新中国？因为近代中国社会的贫弱崩溃均可归于老中国“缺乏团体生活”这个缺陷。如何救治？通过乡村建设为民族重建一组织构造。在梁那里，这才是“乡村建设真意义所在”。乡村建设无非是从土地开始的国家建设而已———梁生平与不同政治集团的一切纠缠，都同这个基本主张有关。梁并不符合我们心目中“保守主义者”的一般形象，他和当时的激进派一样看到了老中国的缺陷，甚至组织化、政治化的解决方案都是一致的。他的保守不过表现在，坚持必须从家庭伦理着手进行“团体生活”的礼俗建设。这是梁一以贯之的信念。
　　新中国实际的国家建设并未按照这个信念进行，从这方面看，梁是失败了。他爽快地承认“引进团体生活”——固然以不同于梁的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大贡献之一(《全集》第3卷，页339)。但在艾恺面前，梁漱溟并不认为现代化会让中国社会变得面目全非——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还是那样，再新的“团体生活”道路，都还得从家庭开始。梁先生表现为儒家的这一面，或者就是他乐观的原由吧。
　　梁先生“建设新中国”的可贵尝试是失败了。单从思想史角度而言，应当反省的首先还是他对“老中国”的认识。梁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看法可以凝练为这样一个表述———从家庭(而非团体)出发的理性早熟的伦理本位(而非理性晚启的宗教本位)社会。在几个要害的地方，这个表述仍然是值得检讨的。2006年出版的其他一些新书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那些关节。
　　首先，“家庭”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上升到所谓“天下”？这是基层社会组织如何与代表“天下”的中央集权实际发生关系的问题。对20世纪处于大变化之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化趋势，梁似乎没有科学的考察与全面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梁的缺陷。梁对基层社会教化礼俗的担当者当然也给予了一定的注意。但无论就篇幅还是地位而言，这些都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传统社会中“家庭”之间以什么样的习俗与制度发生关系；对于传统社会中皇权与绅权的双向制衡关系，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不断加强的国家权力对这种“双轨式”相互关系的破坏及造成的问题，费老在上述著作中有非常清晰的揭示。关于中国基层社会的重建，费似有把传统社会中的士大夫政治与英国宪政结合的倾向，并因此直接与梁的有关见解发生论战(《乡土中国》页159)。但总的来说，与笃志力行的梁相比，费对传统绅权的态度是暧昧矛盾的。
　　费孝通考察的那个社会，当然属于“老中国”的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梁仅用《礼记》上的材料去描述当时社会的特征就是合法的。“老中国”并不是同质的东西。从“家庭”到“天下”靠的固然是宗法制度，关于宗法制度的确切内涵，特别是它在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上所起的作用，似乎应该多听听中国古代史学者的意见。杨宽先生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之一。他的论文集《先秦史十讲》(高智群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对于周代的政权、中央地方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礼制教育，都有丰富的阐发。我们要特别注意反映“国野”对立或者“兵农分治”的乡遂制度。杨先生关于这个制度的论述，对于纠正我们关于中国古代政治的如下简单偏见有极大的好处：由宗法制度维系的家－天下的政治体是低于城市－国家的政治体的。同时也可参看古郎热的《古代城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这部140多年前的名著，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城邦自足”、“城邦生活高于家庭生活”之类亚里士多德神话，在前几年还被危机感特别强烈的欧洲学者拉出来消毒。梁漱溟既然主张家庭生活－团体生活之偏重决定中西差异，如欲对之作进一步的研讨，此书自然不可不读。
　　最后，关于梁漱溟所谓中国文化理性早启，亦不可等闲视之。按照一些学者的考证，这个形象的中国文化，恰恰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2006年重印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朱谦之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以及新出的《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张国刚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都是这方面出色而信实的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