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常红晓）最近，湖南新邵县因被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而弹冠相庆，舆论侧目。常人看来，现在全国县委书记个个都像县级公司CEO，谁不想做大GDP？但如今，忽然有个县因带上贫困县帽子而“热烈庆贺”，确实有点怪。

   

不过，这事发生在中国还真不算怪。事实上，此前就有不少地方，因跻身“国家级贫困县”之列，每年获数千万甚至上亿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前两年还有报道称，全国“经济百强县”中，个别“国家级贫困县”赫然在列。

   

经济学家说，“一切皆有价”，诚哉斯言。“贫困县”帽子价值几何？从一些国家级贫困县申请、争取之难、付出代价之高，可见一斑。此前有媒体报道，国务院扶贫办掌握评定大权的官员因此被地方的“糖衣炮弹”击中，也是证据。

   

争当“贫困县”，算是中国当代政治生态一景。全国近三千个县市区，国家级贫困县只有592个。中央财政扶贫投入每年高达二百亿，只要入选，每个县平均可得数千万补贴，何乐而不为？而且，“贫困帽”一旦戴上，几乎是终身的，每年中央都给钱。

   

2009年前，中国农村没有低保制度，对农村贫困者的扶持主要靠“开发式扶贫”解决。而所谓“开发式扶贫”，就是中央财政用每年数百亿的资金去钓地方财政的配套资金，大搞所谓产业化项目，搞小工业，小企业，企望以“造血”替代“输血”。

   

但是，学者们调查研究发现，如此造血式扶贫，并未有效强化国家级贫困县的造血功能，反而激励了地方政府向中央部委要钱，而且财政扶贫投入的效率很低，浪费严重，甚至大量滋生腐败，一些地方扶贫办官员甚至为此而锒铛入狱。

   

2009年后，中央决定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按道理，农村有了低保，最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就没问题了，财政扶贫就可取消了。但是，所谓“设庙容易撵神难”，农村低保由民政部负责，而财政扶贫则由国务院扶贫办负责，两部门意见并不一致。

   

于是，有关方面就发明出一个新词，所谓让“农村低保与扶贫相衔接”。大意是说，扶贫办系统扶持“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依然是用财政的钱搞项目；而民政部则负责帮助“没有劳动能力的穷人”，发钱到户。这两个群体可能有交叉重复，于是政策要“衔接”。

   

这就是目前中国扶贫投入的现状。对近一亿的农村穷人，有两笔钱要花：一笔是中央拿的低保投入，由民政部系统掌握，各省都有份，各县负责，发放到户。2010年中央该笔投入是279亿元；一笔是国务院扶贫办掌握，分给596个国家级贫困县，主要用于项目开发等。2010年，中央财政投入为223亿元。湖南新邵县此次争取到的正是后者。

   

一年前，有两位柬埔寨学者到中国访问，曾问笔者，中国扶贫成效显著，有何经验？我说，1978年至今，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确实大幅减少。但论及经验，最根本的还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个人创造性的释放，主要还是靠经济高增长带来全民福利的改善，而非扶贫政策。

   

至于说，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和数千亿元的财政扶贫投入，绩效如何，减少了多少贫困人口，很不乐观。笔者当年采访国务院扶贫办官员，有官员就透露，中央每年贴息的扶贫贷款，八九成都贷给了盈利性项目，大量用于建机场和高速公路。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劳动经济学者蔡昉的观点。他基于实证研究指出，既然农村低保制度已建立起来，既然实践证明，“开发式扶贫”成效并不理想，而且效率低下，为何不把每年数百亿的财政扶贫资金直接发给贫困户？要真这样做，农村或许就没贫困人口了。

   

当然，这并不能为国务院扶贫办接受，而且也不能为当权者接受。或正因此，在过去投入了2000多亿元后，2011年，中国又颁布了新的“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并明确今后10年，财政扶贫投入还会稳步增加。如此看来，湖南新邵县父母官真是应该为带上“贫困帽”而庆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