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对冲基金吧！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塞巴斯蒂安•马拉贝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写道，一想到为欧洲外围国家纾困所需的庞大资金数目，他就有一种“奇怪的倒向奥地利学派”的感觉。在想到银行问题的时候，我也有同感。多德-弗兰克(Dodd-Frank)法案获得通过已有18个月，其拜占庭式繁复规则的四分之三仍未得到实施，同时，一个基础问题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只要银行仍然“大到不能倒”，它们就会继续拿纳税人的钱去冒过度的风险。与此同时，这剂奥地利学派的“解毒药”却没有引起多少注意。如果你看不惯有ZF撑腰的大到不能倒的银行巨头，那么，拥抱“小到可以倒”的对冲基金吧。

对现代金融的大部分批判都没有命中靶心。比方说，指望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大批执行者会让金融变得真正稳定是毫无意义的。金融是一个关于不确定未来的承诺体系；除非出现某种神奇的预测机器，否则监管不可能改变这一点。汇率有涨有跌；利率浮动不定；一些公司获得成功，一些则灰飞烟灭。一个好的金融体系能够吸收这些风险，而无需纳税人收拾残局。但风险将继续存在；金融公司仍然会破产。
金融可以分为牢靠、“老派”的活动，以及疯狂、赌博性的活动，认识到这一点也不容易。实际上，传统的银行贷款非常不牢靠，这也是为什么ZF有义务通过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的安全网为之提供支持。实际上，传统银行贷款经常落得既要靠补贴、又没有竞争力的地步。公司通常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更有效地筹集资本。
如果证券市场对非金融公司是有用的，那么时下流行的对交易员的鄙视就毫无道理。市场需要支取报酬的专家来判断证券的价值，从而提高社会中稀缺的资本被配置到能最好地利用它的公司的机会。市场也需要买方和卖方，这样证券持有者才能在需要现金的时候随时清仓。如果没有一个活跃的交易市场，以供抛出新技术公司的股票，投资者就只会在折价的情况下购买这些股票。资本成本的提高将意味着技术公司和创新的减少、增长的下降。

一些批评人士承认，交易员或许是有用的，但他们抱怨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了太多交易员。根据这种观点，我们需要足够的交易员，来每隔5秒（比如说）为市场重新定价一次；但从事高频“洗牌”的交易员大军则是对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但这种批评也是无的放矢。ZF应该插手决定我们需要多少建筑师或医师吗？时尚设计师的社会最优人数，显然只是在米兰时尚四边形(Quadrilatero della Moda)设计纽扣的人数的一小部分。
事实是，我们需要交易员，而市场是决定应该有多少交易员的最佳机制。当然，市场扭曲的情况除外：大量交易发生在获得ZF隐性支持的大到不能倒的银行巨头内部。如果你为交易风险提供补贴，风险自然会大量产生——并且更糟糕的是，它会变得危险。这正是为什么，2008年的灾难集中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机构。问题不在于交易；而在于发生交易的金融“大卖场”的腐化激励。
对冲基金至少为这种扭曲提供了部分解决方案。对冲基金的兴衰完全不会威胁到纳税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是半个例外，它引起了监管者的注意，但仍然没有获得ZF纾困。由于它们的设立和终止都没有受到补贴，它们在承担风险方面通常更加谨慎——在危机爆发前几年，在大投资银行陷入狂热之时，对冲基金降低了杠杆。即使真的出现问题，对冲基金也一般不会给债权人带来什么风险，这降低了金融问题的蔓延风险。失败的对冲基金几乎总在净值跌成负值之前终止。债权人可以拿回所有的钱。
然而，尽管有这些优点，对冲基金仍然不受欢迎，这一现象极好地体现了富裕世界对于资本主义爱恨交织的评价。是的，对冲基金大亨富得不合情理，毫无疑问应该提高他们的税负——仅就税收问题而言，这就像应该对曼联(Manchester United)的韦恩•鲁尼(Wayne Rooney)增税一样。但经济增长成果分配不公的问题，必须与如何实现增长的问题区分开来。说到后一种挑战，富人也可能是好样的，不管这听起来多么奇怪。
本文作者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著有《富可敌国：对冲基金与新精英的崛起》(More Money Than God: Hedge Funds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Elite)一书
译者/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