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动的阿拉伯青年英国《金融时报》 鲁拉•卡拉夫 报道

穆罕默德•布阿齐兹(Mohamed Bouazizi)的生命里，最不平凡的一点就是他十分平凡。他是一个典型的26岁的阿拉伯年轻人，在突尼斯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城，靠贩卖蔬菜水果努力维持生计，理想是攒够钱买一辆汽车，他每天微薄的收入都用于补贴家用。不过，谁也不知道当他买了一瓶汽油，惨烈地点燃自己时，心里在想什么。他在2010年12月17日早上的自焚，是为了讨回被警察没收的小推车的一场卡夫卡式的抗争。

他被一个政府机关打发到另一个政府机关。终于，他的愤懑在省政府门前喷薄而出，一场痛苦的个人抗争爆发了。尽管布阿齐兹在烧伤后两个星期就去世了，但他一直都会作为引燃阿拉伯之春的星星之火，被人们铭记。他以自己悲壮的举动，把整整一代阿拉伯青年，从漫长而不安的睡梦中唤醒，改写了阿拉伯世界的历史。
布阿齐兹在西迪布济德(Sidi Bouzid)这个鲜为人知的小城点燃的火焰，不仅导致了突尼斯独裁者的倒台，还迅速蔓延到埃及、利比亚、也门、巴林和叙利亚。这场由青年人领导的起义，打破了延续几十年的专制秩序。在一些地方，民众的愤怒仍在继续。他还打破了世界大国制定中东政策时，以及金融市场进行分析预测时一贯作为根据的信条，即认为专制是稳定的关键。
即使在阿拉伯世界最富裕、最漠然的角落，政府也必须深刻自省，不得不慷慨地派发福利，驯服可能的社会动荡。青年人涌上街头，以基本上和平的方式汇集成勇敢而愤慨的人浪，蔑视坦克和子弹，也不畏惧他们在残暴的警察面前可能会遭受的虐待。他们表明了自己与西方的同龄人并无不同，一样渴望拥抱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

布阿齐兹象征着社会大势和阿拉伯语中称作“ihbat”的极度失落情绪——它是整整一代人困厄的根源——的结合体。事实上，他的自焚完全有可能无人注意，他完全有可能成为这个警察国家虐待下的又一个牺牲品。这个警察国家以为，在它的竭力压制下，社会都已经麻木了。然而在突尼斯表面上显示出的，西方误以为真的平静之下，许多年轻男性和女性正等待着一簇火苗。布阿齐兹的自杀，被一群年轻而聪明的失业大学毕业生们抓住不放，他们在Facebook上传播消息，还向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提供示威的图像和画面。
不到一个月，示威就蔓延到首都突尼斯市，突尼斯总统扎因•阿比丁•本•阿里(Zein al-Abidine Ben Ali)和他腐败的家庭逃往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埃及青年满怀崇拜地关注事态的进展，他们问自己，我们为什么不？本•阿里下台后11天，在埃及这个中东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年轻人们就把革命带到了阿拉伯世界的中心。
阿联酋学者阿卜杜勒哈利克•阿卜杜拉(Abdelkhaleq Abdulla)指出，布阿齐兹的困苦处境之所以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回响，是因为他代表着阿拉伯青年身上两项缺失的关键需求。“首先是人们在过去四、五十年中一直努力追求的尊严。布阿齐兹告诉他们，必须奋起反抗，才能夺回尊严。”他说，“其次，他代表着数千万需要工作、想要工作，有工作能力但找不到工作的阿拉伯青年。他想要的只是能当一个卖水果的小贩，可是他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的确没有人预见到阿拉伯世界的爆发会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发生。然而学术界、商业界、多边机构、甚至专制政府自身，都已经年复一年地诊断出青年们的忧患症状。

统计数字能够反映部分问题：超过半数的人口不满30岁，然而年轻人失业率却属于全球最高水平。即使是那些寻求接受高等教育者（这些人的数量正在增加），进入劳动力市场也没有用武之地。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布阿齐兹悲剧发生几个月前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警告：“不对年轻人进行投资，尤其是不为他们创造所需的就业岗位，将会使青年更加脆弱，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从而造就一代代懒散无所事事的公民……容易受到负面社会现象的影响，这需要远远多得多的投资才能够恢复。”
然而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人已经被异化到了那种地步。在那些领导人准备使出极端的羞辱，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孩子，延续独裁政权的国家，青年们的愤怒和怨恨尤其尖锐。28岁的叙利亚示威者哈立德(Khaled)说：“布阿齐兹点燃了已经存在很久的情绪，从失业到无法自我表达，从年轻人移民到国家压制等问题之上积累已久的失落感。”叙利亚的革命已经持续了十个月。
他说，叙利亚政权，以及其他政府，没有觉察到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人正在通过社交媒体网站，在相互之间建立起有益的联系。他们在这种虚拟的联系渠道上传播大量的信息，交换革命的建议。一些年轻男女还参与了和平抵抗的讨论会，将学到的经验应用到了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上，并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示威者进行分享。在叙利亚，示威者使用 Skype 进行沟通，他们通过向外界发送手机录制的视频，打破信息封锁。

“这些国家的政权还以为年轻人与政治是隔绝的，”哈立德说。“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年轻人当中存在相互联系，他们有雄心，他们有政治意识，而且他们的政治意识比传统的反对派还要强。”
由布阿齐兹自焚而引发的政治转型，实际上是青年们对包括传统反对派在内的政治精英群体的更广泛的反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对上一代辜负孩子们，让失落感持续存在的批驳。阿拉伯青年的父辈们曾经渴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不仅因为在军事上被以色列挫败而破产，而且还被独裁者用来充当政治压迫的借口。23岁的萨莉•扎赫兰(Sally Zahran)是埃及革命中的一名殉难者。最初据称她是在解放广场上被棍棒毒打致死的，然而后来发现，她是在与母亲发生争吵，要挟如果母亲不允许她加入抗议队伍，她就自杀时，意外坠下阳台死亡的。
在谴责旧秩序时，由于鄙视那些他们认为容易导致腐化堕落的权力形式，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人也不愿指定领袖。在专制政权与无法控制的大众对抗时，不存在领导者是他们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他们绝对不愿意做政治交易。就连因为在革命中遭到绑架而成为英雄的谷歌(Google)驻埃及高管瓦伊尔•高尼姆(Wael Ghonim)，在提议将权力移交到埃及副总统手中（这个做法并未涉及辞职）或许就能令人满意时，年轻人也对他表达了反对。解放广场上的反应是：“他（高尼姆）倒下了。”
青年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他们能够摆脱束缚上一代人几十年的恐惧。在西迪布济德和其他市镇的街巷里，白天的和平示威，到了夜间就变成了街头的打斗。埃及的转折点也是在1月28日，示威者不屈不挠地返回广场，与安全部队进行对抗。那一天，警察四散离去，至今也没能全员回到街头执勤。

热情洋溢、富有人格魅力的也门活动人士塔瓦库•卡曼(Tawwakul Karman)在今年早些时候说：“令人惊讶的是，示威者遭到暴力袭击后，反而有更多人加入示威。他们像是在对当局宣布，你能杀我们，但我们永远不会死绝。”卡曼是获得2011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三位女性之一。

利比亚的年轻人显示了最大的勇气，他们当中有许多从来没有见过机枪，更没有拿过枪，经过极其有限的培训之后，就冲上了前线。就连那些将近40岁，甚至40多岁的人们，也喜欢自称为“阿拉伯青年”，今年3月利比亚爆发革命时这个称呼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尽管阿拉伯青年在推动变革中的非凡角色没有人能够质疑，但是随着各国从革命走向政治转型，青年的最大优势也成为了他们的弱点。由于着眼于摧毁旧秩序，阿拉伯世界分散的青年运动在政治生涯面前的准备并不充分。
他们梦想能够在更公正的社会，更有尊严地生存，他们梦想能有份工作。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政治动荡造成的经济损失令他们的梦想落空了。随着政治精英重新回到台前，超越派别和意识形态，将青年人联合在一起的共同目标，已经出现松动。他们充满理想主义又缺乏耐心，在转型过程中，发生任何令人失望的转变，他们都会迫不及待地回到街头。“能量还在，可惜我们没能在政治意义上组织起来，大家都忙于革命进程，”埃及青年沙迪•加扎利•哈尔卜(Shadi al-Ghazali Harb)痛心地说道。“（通往政治的）道路堵上了。年长者，精英们，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伊斯兰主义者，都不允许年轻人占据领导位置。”

然而继承了布阿齐兹的事业的年轻人们，必须适应形势。正如阿卜杜拉教授所说，他们“推翻了旧政权，已经取得了胜利，这就是他们的历史角色。建立起新体制的不会是他们，那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承担的艰巨使命，是未来二、三十年的任务。”
安德鲁•英格兰(Andrew England)、赫巴•萨勒(Heba Saleh)提供补充报道
译者/王柯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