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几年，传统大热，《论语》很火。这背后的因果耐人寻味。什么才是孔子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我相信，李零先生的这篇文章会给大家很多启发。此文选自李先生马上要出版的《我读论语》(在北大的《论语》讲义)之总结部分。
　　

李零　　经典阅读 　
　　现在读古书，有个坏毛病，就是束书不读，光问有什么用。孔子离我们很远，距今2485年，他做梦都想不到(他只梦周公)，我们会拿他干什么用。
　　后人说，《论语》有大用，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可以治天下，一条是可以学道德，被治天下者治。这两大用途，也可以说是一个用途，用道德治天下———不但救中国，而且救世界。
　　神圣化的孔子和道德化的政治，是传统的“中国意识形态”。
　　
　　【一】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吗？
　　
　　孔子最神气，是宋以来。
　　赵匡胤是丘八，朱元璋是农民，元代和清代，都是以骑射夺天下的异族王朝。“宰相须用读书人”，他们比以前的帝王更明白。
　　现在讲孔子，主要是程朱陆王；说《论语》，主要是道德修养，根子是宋学。宋代是尊孔的黄金时代。
　　宋代有个著名传说，赵普，宋太祖、宋太宗的宰相，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他是以“半部佐太祖(宋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宋太宗)致太平”，二十篇，全能派上用场。据说，普平生只读一本书，就是《论语》。他是马上学，马上用，24小时内，立刻见效(“次日临政，处决如流”)。
　　洪业，小时候读《论语》，也碰到过这一传说。他说：家塾老师教我开始读《论语》，大约在我十岁左右。当时老师说：“这是了不得的好书。宋初的宰相赵普用了半部治天下。”我觉得很兴奋；没有几个月，全部《论语》，竟能背诵。稚年自豪的思想：赵普才得半部，而我有其全；一匡天下，敢不勉乎！
　　但是，此说见于南宋中叶的《乐菴语录》，上距赵普200年，更早的线索，似乎没有；洪业考证，“半部《论语》治天下”，只是后人的传说。他说，此说就像小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不过是后人的想象和编造，根本不可信(洪业《半部〈论语〉治天下辨》，收入《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2005年)。
　　《论语》是部杂乱无章的书，赵普怎么用半部定天下，半部治天下？谁也不知道。原书也没法按用途一分两半。但很多人还是乐于相信，《论语》一书，肯定可以治天下。
　　崔述，顾颉刚推崇的崔东壁先生，他就说过：孔子答门弟子问政多矣。而答仲弓之语(《子路》13.2)，最为精要。……昔人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果能熟读此章而力行之，即为宰相，亦绰乎有余裕；岂待半部也哉？(《论语余说》)
　　洪业虽绝不相信，赵普说过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但《论语》可以治天下，他却深信不疑。他相信，夫子之言，哪怕一章一节，一字一句，也足以治天下。他举《论语》的许多名言佳句为例，说光是一个“信”字，已经足够。
　　宋以来，学者好疑古书，但疑心最重的学者，对这类效果却深信不疑，因为什么都可怀疑，圣人是不能怀疑的。
　　孔子的神圣受到挑战，是到了“五四”运动。
　　全盘西化论的代表胡适，他的话，即使放到今天，也很公允：我们要废黜的只是孔子的神圣性，恢复的反而是孔子的本来面目：作为先秦诸子的一员。
　　《古史辨》是这一运动的直接产物。胡适的学生顾颉刚，他连圣人(孔子)的圣人(三皇五帝、尧舜禹)都敢怀疑。
　　中国的意识形态第一次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天风扑面，风从海上来。
　　我在北大讲《论语》，讲完最后一课，问学生，“半部《论语》治天下”，你们相信这个说法吗？如果相信，请具体告诉我，你怎么用《论语》治天下———用哪些话，怎么治，治什么？当然，假设前提，是他已经当了国家领导人。他们都答不出。只有一个学生说，我爸爸从小跟我讲，夫子之言不可违。
　　“半部《论语》治天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用《春秋》断狱，用《河渠书》打井，都是老故事。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小红书，人人背。它的万能，大家都领教过，当年是绝无异辞。
　　治天下是谁的事？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8.14)。你又不是宰相。做百姓的治于人，责任只在配合(学道德)———除非准备往上爬，全是咸操萝卜淡操心。
　　文雅的说法是“干卿底事”，不文雅的说法是“关你屁事”。
　　
　　【二】周公之梦是乌托邦，浮海居夷是赌气话
　　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鲁迅说，如果翻成现代话，除了“摩登圣人”，实在没有更好的词。“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死后，总是被人当作“敲门砖”。
　　活孔子是乌托邦，死孔子是意识形态。
　　孔子的时代，礼坏乐崩，不理想。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古代的理想主义，往往是复古主义，道理很简单。古代虽为过去，毕竟有文献记载和故老传闻，实实在在；将来是什么玩意儿，虚无飘渺。古人才不会“相信未来”。更何况，他们都是循环论者，古往今来，治乱盛衰，有如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一轮接一轮。冬天太冷，人们会怀念夏天，很自然。生于东周季世的他，一心要回到西周盛世，也顺理成章。
　　先秦诸子，是持不同政见者。共同点，只在不满现实。当时是乱世，谁都批，批是绝对有理。
　　批判现实，古代是利器，当时的诸子，几乎都用它，谁都以古非今。
　　以古非今，古是什么古？不是远古是近古。
　　孔子的“古”分两层，大同社会是一层，小康社会是一层。唐虞盛世，过于遥远，他夸归夸，并不追；夏、商、周，三挑一，他从周，也不是越古越好。他所从的周，不是东周是西周；西周，不是晚期是早期。他生于鲁，长于鲁，谁都说，周礼尽在于斯。他做的是“周公之梦”。
　　可惜，这个理想是幻想，从来就没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
　　孔子的现实目标，是挽救东周。
　　但这个世界，上下陵替，叛变成风：诸侯执天子之命，卿大夫执诸侯之命，陪臣执卿大夫之命，头顶长疮，脚底流脓，怎么救？
　　他的原则是：天子和诸侯，我尊天子；公室和大夫，我尊公室，顾头不顾腚。
　　理想主义者的脑瓜，总是善恶分明。然而困境在于，如果举世浑浊，并没光明黑暗可以对着干，你将做何选择？比如鲁国，周礼最多，但当时的上流君子，谁都很无礼：鲁公是大坏蛋，三桓是中坏蛋，阳货是小坏蛋，你该跟谁对着干？
　　他这一生，到处奔波，鲁国不行奔卫国，卫国不行奔陈国，楚国他也去过，全都令他失望。
　　如果放弃选择，只能当隐士，他又不肯。
　　周公之梦是乌托邦，浮海居夷是赌气话。
　　
　　【三】孔子的因祸得福
　　校园里有句名言：学生是靠老师出名，老师是靠学生出名，但归根结底，是老师靠学生出名。
　　孔子的时来运转，就是先例。
　　孔子死后，学生很出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汉书·儒林传》)。知识分子，全都朝从政的大道狂奔。这条道，是他老人家指出，后人趋之若鹜。
　　从政提高了儒学的影响，也改变了儒学的方向。
　　战国晚期，儒学是显学，韩非这么说(《韩非子·显学》)。《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也把儒学摆在头一位，出土发现，儒籍最多，都可证明这一点。
　　但他们离现实越近，离理想越远。
　　儒家也不是一成不变，从子夏居西河到李斯为秦相，他们的归宿是法家。
　　战国晚期，荀卿“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是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卿有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他们一边习儒籍，一边读《老子》，所学帝王术，所干秦王政。秦王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学生比老师讲实际，这是一般规律。
　　秦汉大一统，是政治家的杰作。
　　秦始皇，制度大一统、宗教大一统、学术大一统，头一条成功，第二条可观，最不成功，是第三条。
　　当年，秦始皇混一海内，尽收天下之书，悉召艺能之士，设博士之官，请他们献策献药兴太平，也有短暂的蜜月(其实也不短，有九年的时间)。他一心想跟知识分子交朋友，却不欢而散，跟身边的两种士，全都闹翻了。文学士(简称文学)，是文科的知识分子(以儒生为主的人文学者)；方术士(简称方士)，是理科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科研人员，也是迷信家)，大家都来凑热闹。
　　公元前213年，“备员弗用”的文学士终于有了用———他们给秦始皇祝寿。可惜，机会方来，他们就闹内讧，周青臣面谀，淳于越拆台，导致禁书和焚书，主意出自李斯，并非秦始皇。李斯是前儒生，最懂收拾同行。
　　方术士，占星候气的不敢讲话，求仙访药的携款逃跑。秦始皇大怒，非要查办他们，才殃及儒生。当时，知识分子窝里斗，互相揭发，导致460多人活埋。我们要知道，所谓“坑儒”，未必都是儒，其中还有方术士；没有活埋的也大有人在，汉初又被请出来。
　　古人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之天下也”(《六韬·文韬·文师》)。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秦灭六国，伤了六国的心，也伤了儒家的心：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史记·儒林列传》)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孔鮒(孔子的七世孙)投了农民军，死于陈下。他是反秦战争的烈士，也是秀才造反的先驱。
　　迫害成就英雄。
　　汉代大平反，一切翻烙饼。六国的后代，全都找出来，置守冢，血食天下，造反的陈胜也在其中，视同六国诸侯。孔子沾了这个光。
　　儒家作为受害者，终于打了翻身仗，重新扬眉吐气。当时的文化融合，物质文化主要是楚文化和秦文化的融合，精神文化主要是齐鲁文化和秦文化的融合。山东人都往陕西跑。
　　汉高祖吊封孔子，孔子故居，成了博物馆。司马迁访之，流连不忍去。
　　汉唐以来，孔子拟于王侯，从一介布衣，变世袭贵族。皇帝还改朝换代，他却是万世师表。
　　当初想不到。
　　
　　【四】孔子与大一统
　　古往今来，全世界，统治者治天下，都靠三大法宝，一是国家(管制度)，二是宗教(管灵魂)，三是学术(管思想)。中国也不例外。各大文明，取径不同，只是配方不一样。
　　大地域国家，行政效率高的国家，中国最典型。它是大国家，小宗教，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还有后来的罗马帝国，都不如它命大祚长。与之相反，中世纪欧洲，小国林立，至今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唯一统一，是基督教。历史上的草原帝国，还有阿拉伯世界，也都是宗教大一统压倒国家大一统。翻毛大衣里外穿，结构不一样。
　　中国没有宗教大一统，但有学术大一统。国家大一统，是靠学术大一统。
　　学术大一统，宗教大一统，秦始皇都试过，汉武帝是继承者。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大一统；整齐六国宗教，是宗教大一统。前者可安定社会精英，后者可安定天下百姓，全是为了收拾人心。
　　先秦六家，传到汉代，主要是两家，儒家和道家，墨家绝无后，其他三家，名、法、阴阳，都是技术和工具(名、法是刑名法术之学，阴阳是数术方技之学)，没有独立地位。战国晚期，道家融名、法、阴阳于一身，势力相当大，汉初仍如此。汉武帝整齐学术，两者换位，名、法、阴阳被儒家接收(酷吏是法家的嫡脉)，如同剪其羽翼。但道家仍有余威，不绝统绪，后来发展为道教，成为长期的竞争对手。这是学术大一统。
　　秦代有200个祠畤，西汉有700个祠畤，都是领国家津贴。汉武帝的郊祀系统，分东西两大块，西土以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和雍五畤为中心，东土以八主祠为中心。太一崇拜(太一加三一)是所有崇拜的中心，最像普世宗教。这是宗教大一统。
　　秦汉大一统，汉武帝是顶峰。到他为止，似乎万事大吉。
　　然而，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他最后的杰作，还会大翻盘。
　　汉武帝死后，贡禹、韦玄成毁庙，匡衡、张谭废祠，王莽用小郊祀代替大郊祀(只在长安四郊设祭)，是秦汉大一统的后续事件。他们推翻了汉武帝的宗教大一统。西汉的700个祠畤，被他们搞了个一风吹。这件事，意义非同小可，可惜史家不重视。
　　史家说，王莽行事，多凭幻想，他的改革全都破产，其实不尽然。
　　王莽有恶名。他以外戚篡汉，从王朝正统看，罪该万死。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可是正统儒生、大学者。他是根据孔子的梦想，来推翻武帝的宗教大一统。后世的郊祀，就是王莽的遗产。
　　王莽的郊祀制度，既解决了皇家祭祀大典的正统性，也确立了儒家对宗教信仰的领导地位，这是他的胜利。但他满足的只是上层精英，失去的却是下层大众。
　　东汉时期，民间信仰失控，导致借术立教，立教的结果，是宗教多元化，国家瓦解，社会颠覆。释之入，道之立，大教领小教，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这是结构性的大变化。
　　秦汉两朝，积400多年的社会剧变和制度创设，至此才画上句号。
　　上述背景，对了解孔子的历史地位很重要。
　　孔子的遗产，主要是三条：(1)它保留了孔子的古典教育，以人文学术为主的教育。后世读书人，读什么，怎么读，都和这种教育有关。
　　(2)孔子强调“学而优则仕”，读书一定要做官。他把读书人和中国的选官制度紧紧拴在一起。中国的文吏，都是阳儒阴法，产供销一条龙。科场不利，入幕坐馆、行医卖卜，都不是正途。
　　(3)孔子提倡忠孝，对中国的道德有影响，特别是孝悌，对民间的影响也很深。以德治国是中国的意识形态。
　　中国的意识形态是道德———不是哲学，不是宗教。
　　这三大遗产，决定了中国的文化结构：(1)重文轻武、重文轻理。这从图书分类可以看得很清楚。《汉书·艺文志》把图书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为人文类，兵书、数术、方技为技术类，还是各占一半；《隋书·经籍志》把图书分为四类，兵书、数术、方技沦为子部的附庸，连四分之一的地位都没有。所谓学术，是人文的一统天下。
　　(2)重当官，轻产业。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或所谓儒林，汉学家把它翻成official-scholar，他们是已经当官的学者，或准备当官的学者，机会不同，目标一致。读书人，拙于谋生，急于用事，除了当官，什么都不屑为。秦始皇还重视农战，虽有焚坑，医卜农桑之书不禁，但汉唐以下，宋明以来，士农工商，只有士(不是武士，而是文士)才是正经出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实用之学，一直走下坡路，始终处于颓势。
　　(3)重道德，轻宗教。中国的愚夫愚妇，和全世界的老百姓一样，对宗教的需求很强烈，但秦汉以来，从来都是国家在儒学之上，儒学在释、道之上，大教在小教之上。王莽以下，国家大典是国家大典，民间信仰是民间信仰，二元化；宗教本身，多元化。这一直是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孔子，地位虽高，和百姓有距离感，他们是敬而远之。道教、佛教和其他小教，对民间更有影响力。宗教是儒家的软肋。
　　
　　【五】“人造孔教”和“孔教乌托邦”
　　孔子不是工具，也不是道具。后学不仁，以“圣人”为刍狗。
　　西化派和本土派是欢喜冤家，表面上水火不容，实际上相互学习。
　　孔子的遗产，是人文主义，但受西化刺激，本土派的条件反射，首先是模仿西方，将孔子宗教化。如辛亥革命第二年成立孔教会，会长是康有为。他的《孔子改制考》，不但把儒家说成教，先秦诸子都是教。近代，国人目睹西方用武力传教，才有把儒学变成世界宗教(或准宗教)的强烈冲动。弘扬家，动言传统中断，其实这才是最大的传统中断。
　　中国的传统，是只取经，不传教。
　　孔子的学派，本来叫儒家。儒家是思想流派，并不是僧团教派，就像当时的道家或其他家，本来也不是教派。但孔子有一套救世主张，喜欢聚合徒众，到处宣传，还有点蒙难的经历，作为思想正统，作为意识形态，又颇有几分宗教的味道。特别是与道教、佛教并立，为了保持对称，也被称为教，而且很早就有这种说法。
　　儒家是宗教吗？这个问题，对宗教第一的西方是大问题。当年的礼仪之争，就是争这个问题。中国人，烧香磕头，拜天地君亲师，是宗教不是宗教？对罗马教廷是无法绕过的大问题。他们不但向中国传教，还把中国介绍给欧洲。我们要知道，最早输出“孔教”，不是我们是他们。他们引进孔子，前后反差非常大。这事，对反省中国有帮助。
　　中国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欧洲自己。
　　西方初遇中国，孔子是代表“中国形象”。这个形象，是由宋明理学塑造，有我们自己的标准，但在欧洲人的心中，却经常改变。17世纪，充满神秘；18世纪，狂热崇拜；19世纪，骂声一片；20世纪，臧否不一。中国制造的孔子，西方制造的孔子，都是人为制造的孔子，作为过程和连续体，有人叫“人造孔教”。
　　孔子的以德治国，曾经是启蒙时代的福音。有人叫“孔教乌托邦”(周宁《孔教乌托邦》学苑出版社，1994年)。
　　乌托邦的本义，是到处找不着又说不定在哪儿撞见的好地方。“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地理大发现，使他们逼进了这类幻想。
　　17世纪，传教士把遥远、古老的中国介绍给欧洲，西方突然发现，中华帝国，就是他们苦苦追寻的乌托邦。
　　乌托邦，是西方的古老传统。这个传统，可推始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以道德文章选官，君王也饱读诗书，曾使西人误解，这就是文艺复兴以来，他们朝思暮想，想在海外发现哲学王。
　　18世纪，启蒙时代，是“孔教乌托邦”的黄金时代：“哲人王(中国皇帝)统治下的人民最幸福”，“中国的儒教是令人钦佩的”，“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他们真是赞不绝口。
　　康熙皇帝、乾隆皇帝，被启蒙思想家吹上了天。与之并世的欧洲君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腓特烈大帝、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他们的游说下，皆奉中国为榜样。“孔教乌托邦”，一度成为反迷信和暴政的工具。
　　用孔子的理性哲学代替宗教，用中国的开明君主代替他们的专制君主，当时很时髦。
　　这是中国和欧洲的蜜月期，国人最乐道。
　　然而，好景不长。理性变成疯狂，哲学变成荒唐。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群众的激情，有如洪水猛兽，他们埋葬了启蒙时代，也埋葬了“孔教乌托邦”。
　　革命废止教会，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却创造了另一个专制君主，拿破仑。他不但恢复了法国的教会，还请罗马教廷加冕他为皇帝。这个“革命的皇帝”，把欧洲拖入了一场长达14年的血腥战争。
　　人们终于发现，欧洲君主，都是穷兵黩武，极端专制，美好的理想，只存在于哲学家的头脑中。中国的皇帝也一样。
　　19世纪，人们不再相信“孔教乌托邦”。康德说，不能指望国王变成哲学家，或哲学家变成国王。
　　虽然，法国恢复了共和，国王没有了，政教分离了，文官考试被制度化，但和最初的理想，完全不一样。
　　中国被西方打败，陷入长期的混乱之中，也暴露了真实面貌。真实的中国，让他们越来越失望。
　　他们宁肯呆在自己的浪漫幻想中，或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另外寻找新的乌托邦，也决不愿看到这个腐败、堕落、停滞、专制、邪恶、黑暗的鸦片帝国。
　　中国的形象跌入谷底。
　　幻想的孔子本不存在：道德不是政治，理想不是现实。
　　真实的中国平淡无奇：过去不是天堂，现在不是地狱(见上引周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