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五〇后和七〇后。这并非原帖要点,但不少朋友们多次提及,我想在这里表明一下态度。对于老一辈学界同行,不论研究方法等有多大差别,我历来是心存感激、并有发自内心的敬重!我们不能苛求那个时代的学者同年轻人一样。当时资料奇缺,不是有没有免费电子版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东西可看;他们能够取得一些学术成果,会付出数倍于我们的努力。说实话,看到陈岱孙先生的毛笔小楷、看到老先生们拿着放大镜修改我们的稿子,我会感动地想哭。
就是在那个手抄时代,他们参与并推动了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不论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还是西方现代经济理论的引入、年轻一代的成长,他们可谓呕心沥血,他们是中国经济和学科建设的奉献者,我们是受益者。当然,他们用的方法可能有些旧,但他们的视野、阅历和胸怀,在某些问题上还是有一些真知灼见的。即使是我在经济学动态的同事,我都是非常敬重他们的——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我想,不同年代的学者之间,互补性应该远大于替代性!
也许朋友们据此看到了我同年龄不相称的保守。举个例子吧。1996年,在张维迎老师的微观课上,张老师讲了一个自身的例子:小时候在陕西农村,吃苹果不削皮;到北京后,别人说他土,因为不削皮脏,于是开始削皮;到英国后,英国见他吃苹果削皮,笑他土,因为维生素等多在苹果皮上。其实,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模型分析经济问题并不是绝对重要的。并且,各有所长,譬如马克思主义对物物背后人与人的关系、新古典宏观对长期市场机制、新凯恩斯对短期政策等。写文章,我们有自己的方法和主张;读书、编文章,所谓开卷有益,自己喜欢的方法和观点并不重要,越是同自己不同,反而越有启发性;正如我们更多地从别人的批评而非赞扬中受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