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z辛苦了！

所谓的币利即为投资收益，或者说货币利润。

阿梁你的币利是指企业中自由现金流的增量么？

央行借钱给普通银行。虽经济单位不同，但都是向外放贷，在这个层面上，它们是一致的。经济衰退时，并非只有商业银行不能扩大放贷，央行同样也是烂帐一堆。而央行可以在政策支持下，扩大放贷，放贷给商业银行，然后商业银行再放贷给企业。实质上，你可以把央行和商业银行看成合伙人，共同去放贷，按约定来分成。当然也可以在这个合约中，也可以把企业拉进来，它们共同获得投资收益，按约定分成。所以在本文中，央行不必与商业银行做特别有意义的区分。要关注的是社会宏观上有多少买？多少卖？形成多少债务？有多少无理债务。这些是关键指标。

币利指一个生产周期中，获得货币值与支出货币值的差额。
由于不能入不敷出，所以企业必须产出大于支出，能否卖出去，则不一定。如卖出去了，币利为正，如卖不出去，则为负，称为币损。
全社会总的币利与币损应该对等。这就是盈亏恒等。如果没有足够的币损，而币利却存在，则必然有对等的债务。债务是币损的替代。债务还不起则就是币损。经济上升时，债务支持着各经济单位获得币利，但债务不能无限大，到社会承受不了债务规模时，经济就衰退，因为没有新债务来支撑新币利了。衰退会引起降价，结果币损就真实发生。有了币损，债务规模就会减少，于是社会逐渐可以忍受债务规模了，新的币利才可能形成。有了币利，经济单位就会蜂拥而上，导致新一轮上升。这就是经济周期的实质。

从这样的理解可以看出你还是一个微观主义者，无法理解真正的宏观。

央行永远在发钞票。央行不会烧钞票，最多是通过提高准备金率来暂时的紧一下存款相对钞票的倍率，然后降准还是要把存款还给社会的。

我们指的央行，专门指发钞票的央行和管理准备金率的央行。

央行从来不会分银行的利润，恰恰相反，央行通过准备金的利息和国债的利息，把多印出来的钞票发给社会。

从这个意义讲，央行是货币的永恒供给方，也就永远的提供币利。

不是投资收益。投资收益是税后所剩，但这是相对于投资额而言。
币利指的是投资收益减去企业的消费、捐赠等后所剩。请参看20楼。

商业银行向央行付利息，叫做贴现率，所以，央行是分利润的。
央行可以永恒供给货币，但不能纠正买卖差。货币数量多或数值大，根本不解决问题。比如发行100美元和发行600多元人民币，数值虽相差，但不解决买卖差问题，光有数值变化，本质都一样。
希望能就着本文数学逻辑来展开讨论，除非非常必要，请不讨论概念。本文创作之前，就因沿用传统概念，所以一再陷入困境。

央行要向社会生产提供货币利润，并且不负债，理解了这点才能谈宏观。

你的币利和币存概念是围绕商品为中心的对不对？
就是

企业未分配利润=币利-币损

更确切的说 企业现金增量=币利-币损

你是说可以不用盈亏恒等吗？请举例。

不是这样。币利、币存是现实存在的现象。币利是货币收入-货币支出，（如为负则称为币损）。
以一年为一个生产周期，一年中，企业共支出100元，包括投资50元，捐赠10元，纳税20元，所有员工旅游等消费20元，而产出商品为105元。因此，币利为105元-100元为5元。如果当年产品卖不出去，比如只卖了80元，则发生币损为80-100=20元。
如在账面上，币利则是年末余额-年初余额，也就是现金增量。不是币利-币损。
盈亏恒等指的是全社会，发生了多少币利，将肯定有对等的币损。当然，币损也可以以债务形式出现。如果全社会要所有单位都获利，其实是不可能的。但是货币流转，获利是各单位轮流获得，但债务同样存在，所以大家把轮流欠债与还债不与社会的币利联系起来。结果，问题是悄悄地积累的。以往理论未涉及这一点。

在每一时点上央行的盈亏要相等，意味着它要抛光所有的债券，不管是国债、企业债、消费债，社会不崩才怪。

央行的盈亏永远是等的，发货币的同时就记录它对社会的债务。不过这只是个文字游戏。

有点像资产负债表理论

你的意思是无论何时央行有债权，即债务，可以匹配币利和币存。看起来仿佛可以。其实不是。这些债务是有理债务与无理债务的集合。无理债务的量相当于币利与币存之和，这是数学推导的结果。由于无理债务的累积，所以社会才会发生债务规模大得难以承受。无理债务是不能清零的。一般来说，某单位还清债务，仿佛债务能清零。但肯定有无理债务转移到其他单位，即没有新债务的支持，该单位是不能还清债务的。旧债还清了，新债留存了，而且规模更大（占社会总支出的比例更大）。这是问题的关键。望重新思考。

币利积累所以说必然发生偿债危机。

也就是必须要赖掉旧帐，才能再欠新帐，是这个道理吧？

你这个道理好。

比如德国对希腊。德国不断出口顺差得币利，希腊不断向德国借钱构筑无理债务。

最终得赖帐。

这里懂宏观的没几个。

宏观不解释经济周期。

对。但旧账不一定全是赖掉的。
通货膨胀时可以赖掉一部分旧账。
衰退时出现的币损是被迫的。比如倒闭，所有债务就一笔购销了。但这是被迫的。全社会币损多了，相应债务规模就会减少（占社会总支出的比例）。规模小了，所以才可以借新债。这和打麻将一样。有人总是欠钱，欠的太多了，大家就不再借给他，于是大家就不打了。也就是经济衰退。

很好，很有新意！

经济周期恰恰是宏观的主要研究内容。

凯恩斯框架是怎么解释周期的？

流动性陷阱引发投资不足。

　　伯南克的成名之作，是《金融危机之非货币因素如何加剧大萧条之蔓延》，发表于1983年6月号的《美国经济评论》。透彻理解大萧条，是伯南克长期为之着迷的重要课题。他说：“理解大萧条是经济学者一直梦寐以求的高远理想。大萧条不仅催生了宏观经济学，让它成为一门独立独特的学问，而且1930年代的经验依然深深影响着经济学者的信念、政策建议和研究策略。此影响究竟有多么深远，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撇开实际运用价值不谈，解释1930年代颠覆全世界的大萧条，依然是我们面临的巨大学术和知识挑战，令人激动不已。”
　　
　　
　　
　　一点儿不错，宏观经济学源自解释大萧条的不懈努力，凯恩斯《通论》应运而生。时至今日，经济学者、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对大萧条的根源，依然没有达成共识。以经济学而论，
　　
　　解释大萧条的理论假说层出不穷，不可胜计。仅以导致大萧条的直接原因而言，相关的理论假说就有：（1）支出的崩溃或急剧下降（凯恩斯学派和计量经济学的观点）；（2）货币供应量的崩溃或急剧减少（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3）1929年股市崩溃的负财富效应；（4）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国会通过该法案的消息于股市崩溃的前夜到达股市（朱迪•万尼斯基的观点）；（5）货币紧缩和价格水平下降引起的高额实际利率（梅泽的观点）；（6）战争赔款和债务问题；（7）资本主义最后阶段不断加剧的垄断趋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8）资本主义走向成熟之后，投资机会的下降和长期停滞的来临；（9）世界大战引起黄金价格低估，后者造成巨大的通货紧缩压力（流动性不足或流动性短缺理论）。
　　
　　
　　
　　面对众多解释，要提出令人信服的崭新假说诚非易事。科学创新的灵感经常出自对前辈大师著作的深入解读，以及对事实的重新审查。1963年，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发表《美国货币史》，立刻成为货币理论实证研究最权威的经典，亦是解释大萧条最权威的经典。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解释大萧条的重心是银行危机。银行危机经由两个渠道导致总体经济全面萧条。一是银行危机导致股东财富下降，自然降低股东的消费和投资（财富负效应）；二是银行危机导致货币供应量急剧减少，触发严重通货收缩。
　　
　　
　　
　　伯南克首先发现二师之“货币主义”解释有重要不足：其一，货币供应量下降影响真实经济之渠道究竟是什么？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没有阐释，亦即他们没有“货币传导机制理论”（Moneta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其二，伯南克利用统计分析技术，发现货币供应量之下降，数量上不足以解释大萧条期间总产出的持续下降。
　　
　　
　　
　　很自然，伯南克将透视焦点转向“货币传导机制”。他提出一个新的假说：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全，好些类型的贷款者和借款者之间，若要完成金融交易，必须借助市场创造(market-making)和信息收集(information- gathering)，此类服务所费不菲。1930－1933年，金融体系全面崩溃，市场创造和信息收集之效率急剧下降，真实融资成本大幅度上升，许多借款者（尤其是家庭、农场主和小企业）发现融资非常昂贵，获得信贷极其困难。1929－1930年的经济下滑不是史无前例，然而，信贷紧缩却将经济下滑转变成大萧条。

　　伯南克假说之思想来源有三：其一，费雪“债务－通货收缩”机制的启发。伯南克认为，费雪解释大萧条的“债务－通货收缩”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思想，可惜当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他“复活”了费雪的思想，引以自豪。其二，假说直接来自“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启发。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开拓者，亦即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开拓者，譬如阿卡诺夫、斯蒂格利兹、斯宾塞，三人共同荣获2001年诺贝尔奖。他们从信息不对称角度解释宏观经济波动。其三，假说否决新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的“金融市场完美模型”，即著名的尤金•法玛模型。它假设金融市场完美运转，信息或交易费用被完全忽略。如此世界里，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仅仅是资产组合之被动持有者。如此完美的、信息或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里，银行之资产组合选择行为和银行体系之规模，对总体经济没有任何影响。[4]
　　
　　
　　
　　假说一旦提出，关键是如何验证。伯南克采取的验证办法是直接或正面验证。第一步，验证金融危机是否大幅度提高真实融资成本；第二步，验证真实融资成本之提高是否能够解释总体经济之萧条。
　　
　　
　　
　　经济学假说之验证，时常会面临一个困难：那就是相关的成本无法直接准确量度。为尽可能准确验证假说，经济学者必须寻找间接量度或替代量度成本的办法。伯南克的真实信用融通成本（CCI）之定义是：“银行将资金从最终储蓄者或贷款者手上，融通到好的借款人手上，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它包括识别、监督、会计或审计成本，以及预期坏的借款人所造成的损失。”“假若能直接量度CCI，此成本理念将大有用场，不幸的是，我们没有找到实证上满意的CCI量度。”
　　
　　
　　
　　伯南克的解决办法是替代量度。替代量度CCI 的指标是“信用等级为Baa的公司债券收益率与美国国债收益率之差额”。利用此替代量度指标，伯南克令人信服地完成了第一步验证：即银行危机的确大幅度提高CCI。
　　
　　
　　
　　第二步验证理念上简单，方法上复杂。关键是如何凸现出“信用融通真实成本CCI”与国民产出之关系。影响国民产出水平之变量众多，要计算出每个变量对国民产出的贡献度绝非易事。伯南克通过改进巴罗(Robert Barro)的两步法，成功证实信用融通真实成本之上升的确导致产出水平持续下降。
　　
　　
　　
　　至此，伯南克完成了解释大萧条之假说的理论分析和事实验证。
　　
　　
　　
　　然而，验证理论含义最可靠的办法是以事实反证：即若要验证“若A发生，则B发生”（A→B）之假说，最可靠的办法是反证“若B不发生，则A必定没有发生”(非B→非A)。伯南克的假说是：若银行危机导致真实信用融通成本上升（A），则真实国民产出持续下降（B）。验证该假说最可靠的办法是要证实：若我们没有观察到真实国民产出的持续下降，则必定没有发生银行危机和信用融通成本的大幅度上升[5]。
　　
　　
　　
　　《金融危机非货币因素如何加剧大萧条之蔓延》的重心不是反证，而是直接验证。然而，伯南克引述多项观察事实，说明产出下降幅度相对较小的国家，其经历的银行危机或金融危机程度亦相对较小。伯南克和其他众多研究者的深入研究，进一步肯定了上述假说的解释力。1995年，伯南克发表综述性论文《大萧条经济学：比较研究》，系统总结大萧条之实证研究成果。全球范围的广泛比较研究，再次确认“金融危机－信用成本上升－真实产出持续下滑”之假说，基本厘清大萧条时期各个宏观经济变量的内在逻辑联系。
　　
　　
　　
　　个人之见，《金融危机之非货币因素如何加剧大萧条之蔓延》是伯南克最重要的论文，决定了伯南克今后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向。

　　其一，该文将大萧条根源之考察，从表面的货币供应量彻底转向金融制度安排。“破解大萧条悖论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体系之制度安排，绝非‘一层面纱’，它们深刻影响交易费用，从而改变市场机会和资源配置。正常情况下运转良好的经济制度，一旦外部冲击或政策错误迫使经济脱离正常轨道，经济制度就可能成为经济恢复的制约力量或障碍。”易言之，伯南克否决了古典经济学“货币面纱或货币－真实经济二分法”的老生常谈，直探经济现象背后的制度约束条件。其二，该文启发他从金融制度角度，探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其三，该文启发他高度关注资产价格波动对真实经济的巨大影响。其四，该文启发他开始探索金融或信用市场摩擦如何改变总体经济，最终发现“金融加速器机制”。其五，该文启发他修改IS-LM 模型。
　　
　　
　　
　　二 修改IS-LM模型，凸现信用市场之重要性
　　
　　
　　
　　1936年，凯恩斯发表《通论》，开启现代宏观经济学。《通论》立意深远，取材宏富，却绝非易读之书，初读者往往如坠五里云雾，难以体察其精华[6]。《通论》之影响迅速波及世界、宏观经济学急速崛起成为显学，盖得力于希克斯将《通论》“模型化”之功。1937年，希克斯发表著名论文《凯恩斯和古典经济学》，首次将《通论》简化为IS-LM模型，遂不胫而走，迄今依然是经济学最重要、最常用之模型。
　　
　　
　　
　　希克斯从一般均衡角度看整个经济体系，将其划分为两个市场：产品市场或真实经济市场（IS曲线）；货币市场（LM曲线）。此乃经济学古老相传之“货币－真实经济二分法”之运用。自IS-LM模型诞生之日起，批评或修正它之努力就从未停止过。基本的批评是：该模型过于笼统，没有深入考察经济体系内在调节之机制。譬如，LM曲线旨在描述货币市场，那么货币究竟是什么？货币市场究竟包括哪些资产或市场？此乃牵涉着货币供应和货币需求之重大问题，不可不深入考察。Alan H. Meltzer and Karl Brunner很早就指出：“对货币需求的深入分析必然要求我们区分货币和银行信用。一旦区分货币和信用，我们就必须分析公众愿意持有的债务总量、决定ZF债务总量的市场过程、决定货币和信用均衡量的各种力量。将银行信用纳入货币和产出分析，必将超越IS-LM模型，超越凯恩斯经济学之范式（Keynesian Paradigm）”。[7]
　　
　　
　　
　　1988年，伯南克和Alan S.Blinder合作发表《信用、货币和总需求》，追随 Meltzer －Brunner之思维路线，成功地将信用市场纳入总体宏观经济模型，并推导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含义或假说。Bernanke-Blinder模型的关键点是将经济体系区分为信用市场和货币市场，从一般均衡角度考察信用市场冲击对总体经济之影响，实乃伯南克大萧条实证研究之模型化。根据Bernanke- Blinder模型：“伯南克（1983）对大萧条为何旷日持久的解释，就可以看做是信用供给曲线向下移动，根源则是贷款风险不断提高、银行面临挤兑危险而大幅度增加流动性资产。根据本文之模型，信用供给向下移动，则减少信用总量、降低GNP、降低ZF债券利率，同时提高贷款利率。”
　　
　　
　　
　　该模型对货币政策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货币政策终极目标都是维持货币稳定、产出和就业的持续稳定增长，为达此目标，中央银行究竟是应该致力于稳定货币总量、还是应该致力于稳定信用总量？此一重大问题，与今日中国货币政策之控制目标选择有极大关系，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三 以微观决策和观察事实为基点，探索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之核心。数百年来，围绕货币理论和政策的一切争论，皆可以归结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同学派或学者对传导机制之认识各持己见，加上经验事实极其复杂多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至今仍然可说是未解之谜。
　　
　　
　　
　　古典经济学所理解的货币传导机制，乃是著名的“货币长期中性”（即经典货币数量论）：货币是所谓的名义变量，无论货币供应量（通常被认为是外生变量）如何变化，其他名义变量（名义利率和名义价格）皆随之等比例变化，真实经济变量不会有任何改变。后世货币理论之创新，基本上就是要证明或否决“货币长期中性”之命题。
　　
　　
　　
　　费雪是从实证角度系统研究货币数量论的第一人。他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区分名义利率和真实利率，预期通货膨胀率则是联结二者之变量，此乃著名的费雪公式，是现代货币理论之基石。显然，根据费雪等式，只要名义利率跟随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又跟随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等比例变化，真实利率就不会有任何变化，“货币中性”成立。费雪的重要创见是：他发现名义利率变化之幅度，经常并不等于通货膨胀率（原则上，应该是预期通涨率，但预期通涨率无法观察，事后通涨率可以近似描述之），其中的关键是公众不能完全预期到货币供应量之变化。易言之，费雪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基本渠道是公众预期的转变或不完全。
　　
　　
　　
　　凯恩斯完全否决古典经济学的“货币中性”命题。其一，名义变量不可能无限制变化，从而确保经济体系总会达到均衡。譬如，当投资需求小于储蓄之时，根据古典经济学之货币中性假设，名义利率总会持续下降，直至投资与储蓄相等。然而，凯恩斯指出“货币经济体系”（Monetary Economy）具有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名义利率不能为负数，即名义利率之下降总有一个限度。名义利率既然无法自由变化，以便经济体系实现均衡，那么真实经济变量就必然出现变化：当投资小于储蓄之时，国民收入则相应下降，最终迫使储蓄下降，直到储蓄与投资重新相等[8]。此乃凯恩斯著名的“投资－支出－收入”调节机制。其二，凯恩斯认为：经济体系有时会陷入一个非常特殊而奇怪的困境，即“流动性陷进”。此时，公众之货币需求弹性无限（LM成为一条平线），货币供应量无论如何变化，皆无法左右名义变量，亦无法左右真实经济变量。货币政策完全失去效力。其三，正常情况下，名义变量无法跟随货币供应量等比例变化（凯恩斯亦考虑到人们预期的不完全性和市场不确定性），真实经济变量总会相应变动。即货币供应量之改变，肯定可以改变真实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
　　
　　
　　
　　凯恩斯对经典货币数量论或“货币长期中性”假说的否决，石破天惊，震撼整个经济学术界，成为后来货币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然而不幸的是，凯恩斯的天才创见到了“新古典综合”或“凯恩斯学派”(Keynesian Economics)手里却完全走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演变成利率或资金成本机制：即货币供应量变化改变真实经济的渠道，乃是改变借款人的资金成本。

　　1950年代，弗里德曼发起“货币理论反革命”，旨在复苏古典经济学的“货币长期中性假说”。理论上，他有《货币数量论之重新表述》；实证上，他和施瓦茨合作完成了煌煌巨著《美国货币史》。他和众多追随者的不懈努力，只是为了证明：货币供应量之变动，乃是经济波动（主要是价格水平之波动，或通涨通缩）的基本力量。为了稳定经济，首要任务是稳定货币供应量。弗里德曼才华盖世，学究天人，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古典经济学大同小异。大同者，即“货币长期中性”；小异者，即货币供应量之变化，短期内亦导致真实产出之变动。货币供应量变化导致真实产出变动的主要渠道，则是投资和消费支出之改变[9]。
　　
　　
　　
　　理性预期学派或新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继承弗里德曼的基本思想, 从预期不完全或信息不完全角度，深入讨论货币传导机制，进一步确认“货币长期中性”假说。他们当然承认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亦承认短期内，货币供应量变动之经济波动的重要力量，但他们的基本命题是：货币供应量之所以会改变真实产出，原因是公众之预期或信息不完全。[10]
　　
　　
　　
　　伯南克是新凯恩斯货币理论之领军人物，重心自然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之新发现。伯南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新颖之处有四。其一，他仔细考究了货币政策变动之后，真实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那是说，他研究的出发点不是逻辑推理，而是迷惑不解之事实。他重视的是真实世界之证据。其二，他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乃是基于明确的成本理念。“只要存在市场摩擦，诸如信息不完全或合约执行成本高昂，我们就会观察到：外部融资成本（比如发行债券，此债券之抵押或担保无法消除一切相关风险）与内部资金的机会成本之间出现一个差额。我们称之为外部融资额外成本。” 外部融资额外成本是伯南克首创的一个成本理念，是其货币理论最重要的概念。其三，为量度“外部融资额外成本”，自然就要详尽考察经济决策者面向未来之决策行为，包括个人、家庭和企业。显然，金融制度或货币制度之安排，是外部融资额外成本之决定力量。因此，伯南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最终归结于对金融、货币制度之考察。其四，他用矢量回归技术，证实了“外部融资额外成本”假说的诸多推论。
　　
　　
　　
　　他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主要由两个渠道构成：其一，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其二，银行借贷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乃是基于显而易见的事实：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额外成本取决于企业的财务状况。特别是，企业净资产越大，其外部融资额外成本越低。银行借贷渠道亦然：货币政策改变金融中介机构之信贷供给总量，尤其是商业银行贷款供给总量，从而改变企业的外部融资额外成本。
　　
　　
　　
　　“外部融资额外成本”理念对于分析中国货币政策之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特殊的企业制度（垄断经营的国有企业和自由竞争的私营企业并存）和金融制度（ZF全权掌控银行体系之经营），造成中国企业外部融资额外成本之两极分化：国有垄断企业之外部融资额外成本非常低，极易获得巨额乃至多余之信贷资金；竞争性的私营中小企业则面临极其高昂的外部融资额外成本，极难获得信贷资金。此乃中国特色的“信贷配给”。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推导一系列有关中国信用制度、信贷资金流向、企业投资方向、货币政策的重要含义。

——向松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