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梁慧星先生《忧思》一文的共鸣和回音

杨海坤2007-1-18 16:01:50　　

拜读梁慧星先生1月14日在《法制日报》发表的《我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忧思》一文，忍不住拍案叫绝。这确实是一篇针砭时弊、实事求是、击中要害的好文章，梁先生忧国忧民的情怀跃然纸上。

　　梁先生谈到了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中不尊重教育规律、不尊重学术规律等关键性问题，谈到了大学合并之风、教育产业化之风、科研成果量化之风，都非常到位。梁先生身在国家科研机构，对高校存在问题的观察可谓是独具慧眼，“旁观者清”，吾辈身在高校，感觉反有些迟钝，大约应验了古人所谓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情景，讲得再透彻些，恐怕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这鼻子没有梁先生敏感了。但是梁先生所指摘的现象中似乎漏缺了一个近年来蜂拥而起而带来众多问题的重要现象，那就是扩大校园、争相建设新校区之风。

　　其实梁先生文中所批评的现象早为有识之士所批评，也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界的共识，广大人民群众也都知悉，但像梁先生那样言之凿凿并大声疾呼的文章并不多见。况且“认识世界的目的是改造世界”，我们更重要的使命是要通过这些现象来找原因、找教训、找对策，举一反三，以防止类似情况蔓延和重演。

　　我想，首先要挖掘之所以出现这些高校值得忧思的种种现象的深刻原因。当然，原因是复杂而且多方面的，但主要责任还在于各级领导，特别是负责教育决策和管理的领导。第一是我们的决策机制出现了问题，有些领导只“唯上”，不“唯实”。中国古代有诗句，叫作“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也就是说，在我国具有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体制和文化背景下，各级领导习惯于“一级跟一级”，习惯于揣摩上级意图，不用自己的头脑考虑问题，因此，并校风虽“起于青萍之末”，而越刮越烈，以至一发而不可收，至今有些省份还在那里继续不顾实际情况生拉硬套搞所谓的“并校”。

　　第二是政风不健康。某些高校领导习惯于“跟风”，往往多的是盲目性，缺少的是自觉性和独立思考。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者还属表现平平，更有唯恐落后而推波助澜者刻意追求所谓“政绩”，因此，圈地风此起彼伏，争相攀比，愈演愈烈，新校区就越搞越大，罔顾财力物力和人力；并校风也如是，有些城市到处是该某大学校牌，照此下去，中国也该办成一所大学就行了。

　　第三是决策者缺少哲学思维，缺少实事求是精神和辩证法。有些问题的提出初衷是好的，有些举措也不无道理，但往往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只见其利，不见其弊；不看时间，不看条件，搞“一刀切”。例如，通过提高高校教师的科研能力来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育质量，本无可厚非，但是不顾实际情况，千篇一律提出要求，甚至层层加码，搞形式化，以至制造了许多科研垃圾，把学风也搞坏了。

　　第四是缺少法制。一些高校的改革，往往除了缺少科学论证、科学规划之外，还缺少必要的法律准备，包括起码的法律框架和相对完备的配套措施，往往出了问题才去找依据、找法律。

　　第五是缺少保护讲真话的良好环境和法律保障。高校出现的种种怪现象，不是没有人发现，但很少能得到及时反映。有的领导口口声声号召人们“思想解放”，提倡讲真话，但论者真的思想解放，真的写出反映真实情况的文章，却往往被打入冷宫，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叶公好龙”。

　　提出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针对这些值得忧思的现象和问题，我们无疑应该拿出对策。首先要坚定不移进行体制改革，完善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的民主资源很多，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专家论证制度等等，可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特别是涉及全国性决策问题上就缺少充分的论证、协商和表决，往往是“长官意志”凌驾一切，谁权大，谁说了算。没有集思广益，没有专家论证，仅靠首长个人的经验和智慧拍脑袋迟早会出问题。

　　第二，要积极地总结经验教训。付了学费，不能汲取教训，还会犯同样或者类似的错误。毛泽东曾经批评冥顽不化的主观主义者比猪还蠢，说猪撞了墙会拐弯，而这些主观主义者撞了墙还不知道拐弯，后果不堪设想。当然，对于存在的问题也要辩证地分析，不能搞全盘否定，特别要注意向前看，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例如不能说不需要对高校教师提出适当的科研要求，还应该要加大对有益科研成果的奖励力度。又如，已经并校的地方如何做好并校后的消化工作，协调好各方关系，使正面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不能搞“翻烧饼”。那些由于政府“瞎指挥”造成的损失政府理应买单，学校应该承担的部分还有关根据合同予以偿还。目前要紧的是解放高校的领导，使他们不被债务压得透不过气来，而要轻装前进，抓好当前的教学科研工作。

　　大学是精英会聚、人才辈出的场所，是思想解放、理论发源的基地，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催化剂，高等教育不能等闲视之。同时，大学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高校的弊病往往是社会弊病的缩影。因此，治理高校也如同研究治理整个社会一样要对症下药，综合治理。切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作者系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

文章列举了当今社会不尊重教育规律，采用行政手段管教育的种种表现，其中之一是大学的合并。结果是“人为造成许多超级大学、巨型大学。简直像大学的航空母舰。”，“必然造成教育水平低下，教育质量滑坡。” 这种大学对教学资源根本就没有起到优化的作用，倒造成管理混乱。

就我所知道的一所学校，老校区外有五个学院，和最远的新校区相隔25公里。你如果找这所学校问学校在什么地方，走在大街上十有八九人是不知道的，有一二个知道的，还会给你指错路，谁知是哪能个校区？！除了遇见本校的老师（或许也只有80%的老师知道得清楚）。

学校的合并，师生没觉得有什么便利，到是增加了许多的额外开支。班车一趟趟地发，班车上还注明了往哪能个校区去的，主要是怕你上错了车。老师上课、开会则把时间都浪费在了路上，真是既劳民又伤财。

大学有多大算是合适？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的话道出了大学的精神所在，“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我们培养的许多学生不符合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标准。已经出现了一批没有吃苦耐劳精神、缺乏坚定信念的人。”

谁之过？！

是教育工作者？是学校？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共同责任？还是……

现在还并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是在“找准病因，对症下药”。

但我以为，是管理体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