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发帖，向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值得长久仰望的人——顾准致敬！
《顾准笔记》引发的思考：
中国曾在大约18世纪以前的一千多年里GDP居全球之首，但其后却衰落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什么会走过一长段大起大落的曲折道路？从《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里，我们看到，顾准在上个世纪中叶就以批判精神，博览群书，深刻思索这个难题，并得出了具有独立思考特质的答案。关于《顾
准文集》，已经有了许多读书界熟知的热评，在此不多谈；这里仅就个人近日读《顾准笔记》所作的笔记，择取片段，就教于众。
中国为何未能早日现代化？
700多页的《顾准笔记》分三大部分：历史笔记、西方经济学笔记、马恩全集笔记。其中重要研究课题之一，就是中国为何未能早日现代化。
开卷几页后，我们就看到顾准自问自答：“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基本条件的东西在中国并不缺乏，而资本主义却发展不起来？” “一切证据都足以表明，中国农村的交换经济，老早就超出了同时代，例如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农村的交换经济水平了。至于自由劳动力，中国是从来不缺乏的。停滞的原因，决不能从这里去找。原因就在于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绝对君权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顾准笔记》第7页)顾准在追溯历史上一些国家或地区资本主义、产业革命以及现代化的交互影响关系以后，又说：“‘现代化’有许多前奏曲，在某一点，由于各种条件的凑合，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原生地。一旦证明这是真正的现代化的道路之后，它就在不同环境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走现代化的路。”(27页)他认为：“一般农业文明都必定是专制主义的”。“而专制主义不打破，凌驾于资产阶级、手工工人、农民以及一切阶层之上的这个独裁权力，永远吞掉一切，窒死一切，障碍一切，在它下面，也就永远生长不起来资本主义。”(254页)这就是说，有现代化“前奏曲”，不一定就有现代化，还要看有没有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百余年来中国的革命或改革维新，归根到底是为了寻找一条现代化的道路。《笔记》的论述，是把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现代化这三者，看作在历史上同时发生，互相联系、同属一个范畴的事物，即世界近现代史所昭示的现代化之路。而这种论述，是与《共产党宣言》的论述相一致的。《共产党宣言》在距今一个半世纪之前就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又说：“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诞生以后到现在，再到可见的未来，资本主义文明是相对之下和现实之中最先进的文明。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现代化的统一，是近现代“一切”民族国家走向文明昌盛的路径。
走这条路径的第一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有明确论述。这本书认为，从1914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性质起了一个变化。“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就是说，即使如此区别了新旧两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也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不过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为了实现这一革命，《新民主主义论》强调：“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
但是建国后不过几年，我们在经济文化等基本条件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确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时没有什么改变的情况下，却匆匆宣布，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开始。好像执政者一变，一切其他条件，包括一时半会儿改变不了的生产力条件都不重要了。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强调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之分，明确肯定中国应大胆地走市场经济之路，无非也是要在中国当前特殊历史环境下，采用普适的经验来实现现代化。这件事之重要怎么说都不过分。这是重新回到了毛主席当初根据对中国正确的社会历史定位制订的正确发展路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
然而中国现代化的“前奏曲”很特殊很复杂并且很悠长，这个“前奏曲”应该开始于两千年以前。但是直到清朝中叶仍争议是否应“师夷之长技”，说明只有少数人(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知道，不仅是学习人家技术的问题，而是要改制。建国前后党内外不少有识之士明白“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而是太少”。但只是到了邓小平，“由于各种条件的凑合”，我们才终于认识到必须学习和实行市场经济，并命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却早在18世纪就说过，现代工业是依靠其产品市场的广泛化而发展的。为满足广大市场的需要，工厂制度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促使现代工业的规模和组织日益庞大和复杂。这里所谓现代工业，就是当时正在英国兴起的资本主义工业。亚当·斯密把市场的作用提到赖以维系资本主义生存、发展的高度。这一表述，是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一致化的。
而顾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是在他身体与环境都很差的时候，在《笔记》中斩钉截铁地说出了如下一段话：“不必惋惜中国‘从来不是资本主义民族’。历史上没有任何条件使中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人类文明总是互相传布互相渗透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可不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拿这种态度来学习，是什么也学不到手的。”(236页)
这就引出了下面的话题——
“坏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
什么叫“坏资本主义”？顾准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商人阶级、商业城邦(如伦敦)和一个民族国家紧密结合，使整个民族国家服从商业利益，使整个乡村服从城市，使全国经济发展的轨道纳入商业经济的轨道的结果。”(《笔记》30页)显然，这里所说的“民族国家”，是指国家机器，权力架构，涵盖整个上层建筑。顾准所强调的“使整个民族国家服从商业利益”，“使全国经济发展的轨道纳入商业经济的轨道”，无非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上层建筑必须与商业化、市场化的经济基础相结合、适应。
顾准又说：“阻碍资本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真正的封建主义是萎弱无力到不足以阻止资本主义的生长的(欧洲、日本)，它不过起一些绊脚石作用……真正足以阻止资本主义生长的是专制主义。”(27页)也就是说，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相适应的。若出现这种不相适应，其结果要么是“阻止资本主义生长”，要么是产生“坏资本主义”。
顾准紧跟着提出了不少例证：“中国式的专制主义，土耳其式的专制主义，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拿破仑的专制主义，彼得第一的沙俄专制主义，叶卡切林娜的专制主义。”(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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