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宁二 原创   

摘要：5月6日下午四点，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图左）参观了广州丰景大厦社区。一整天紧张的演讲、讨论和会见活动并没有使这位年近8旬的思想者露出半点疲劳神态。奥斯特罗姆教授对中国城市的社区治理模式显然抱有很高的兴趣。   编者按：     5月6日下午四点，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图左）参观了广州丰景大厦社区。一整天紧张的演讲、讨论和会见活动并没有使这位年近8旬的思想者露出半点疲劳神态。奥斯特罗姆教授对中国城市的社区治理模式显然抱有很高的兴趣。  事实上，中国的社区工作者们对奥斯特罗姆教授的公共池塘资源理论所包含的多中心治理和自主治理理论并不陌生。对于丰景大厦业委会主任周活宁来说，自2004年开始，他的社区便在实践奥斯特罗姆教授的“自主治理”模式。然而中国的社区自主治理道路并不顺利，各地社区成立业委会的道路充满了艰辛，中山大学政务学院何艳玲教授便认为，几乎是“一部血泪史”。   自主治理在中国的可能性究竟在哪里？在ZF和市场之外，真能找到一条“多中心”的道路吗？本报对奥斯特罗姆教授的独家专访，以及何艳玲教授和周活宁先生的对谈或许可以提供新鲜的启示。   生于1933年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评审委员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奥斯特罗姆教授“对经济管理的研究，特别是在公共选择方面的研究，证明了用户组织如何成功管理公共财产”。  作为一位制度分析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与她的先生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共同开创的布鲁明托学派（Bloom ingtonSchool），在研究方法上以理论关怀和现实关怀并重而著称，并以跨学科交融而别具魅力。她经常做的是，在系统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她用来进行实证研究的案例来源非常广泛，不仅有美国案例，也涉及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案例。她与她的团队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制度分析网络，即便是中国的案例，他们都有涉及。

    现在就职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中心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儿时家庭环境并没有学术背景，她本人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当埃莉诺早年考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后，她的母亲起初并不是很支持，埃莉诺是通过在大学里教游泳课来赚取学费的。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同样出身于贫穷之家，自己生活极其节俭，对于客人却堪称慷慨，自中学起就捐款为他人助学。这些年来，他们夫妇将一生积蓄投入了其所建立的“托克维尔基金会”中，正是这个基金会，资助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和学生，中国学者更是受益匪浅。  在与丰景大厦业主交流会的最后，一位业主请奥斯特罗姆教授对所有业主们说一句激励性的话，这位毕生研究公共参与与公共治理的老人沉吟片刻说：“你们在现在和未来都有能力成为自主治理的中流砥柱！”

    集权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南方都市报：您和您的先生都非常关注中国，您也曾经做过中国的个案研究。您为什么会如此关注中国？

    奥斯特罗姆：很幸运，我们在印第安纳大学有不少中国的访问学者和学生。我们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很多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发生的剧烈变化，那就是我们感兴趣的原因。从我们的中国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那里，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南方都市报：在公共管理的制度层面，通过你的比较研究，您是否发现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有一些特殊性？

    奥斯特罗姆：对于公共利益而言，它是可以分享的，譬如可以和你的邻居分享。但另一方面，就像公共池塘资源，很多人有搭便车的心理，按照传统的理论，治理之道要么是交给ZF，要么交给市场，但对我来说，是可以在这二者之间找到公共参与进而同样实现公共资源的好的管理的，这是我一直在研究的课题。我在全球的很多地方都用这样一种实证的理论方法来进行研究。我丈夫和他的中国学生则更喜欢对自主管理进行理论的哲学性的思考。我之前曾和我丈夫一起到中国来，那次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但是因为我不懂中文，我没有办法进行研究，不过我的学生在进行研究，他们有一些很好的发现。

南方都市报：比如哪些发现？

    奥斯特罗姆：比如在中国的农村地区，由很多农民进行自主管理的水利灌溉设施。透过他们的管理，他们对水资源的分配非常合理，而且他们也可以种植更多的农作物。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这是成功的一方面，也有失败的例子，这些失败的例子可能会让一些学者对这种自主管理的看法非常负面，但透过不断的研究，他们的观点是会发生改变的，就是集权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的方法。

    南方都市报：在您最近十年的对“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中，您引入了人类学的研究思路，大量搜集和论证“乡土知识”和“传统文化”，对于公共治理而言，这些“乡土知识”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是什么？

    奥斯特罗姆：是的，这些年我非常关注社会生态的资源系统，因为如果我们再不重视这些，再不控制资源的使用，地球会非常危险。我非常尊重传统文化，但很多人并不如此，但我喜欢。一些传统知识是非常糟糕的，不能说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是好的。但是很多政治家和学者认为传统是很幼稚的，是完全错误的，我的研究就是要挑战这些。

    我们需要耐心，再耐心

    南方都市报：在中国，常常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传统生活是基于家庭和家族的，人们对公共生活普遍并不热衷，我们的文化心理中对公共参与一直有强烈的排斥心态，作为制度分析学家，什么样的制度建设可以推动文化心理的转变？

    奥斯特罗姆：这不是一夜之间能改变的，像今天我们来参观的这个丰景社区的模式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在广州还有其他的类似的组织。对于公共的治理而言，这些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慢慢地，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扩大到更大的范围。但是，如果ZF对这类组织有很强的控制，很多人就不敢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这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像今天这样在没有ZF力量介入的情况下，我们的讨论才是非常开放的。另外，如果父母一辈人总是教育孩子不要随便发言，这样就会使得这代人养成不参与的习惯。所有这些的改变，其实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需要耐心，再耐心。

    南方都市报：在今天中国的社区自我管理的道路中，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来自ZF的压力之外，另外一种压力来自于地产商和物业管理公司，对于抵抗资本力量，您有何具体的建议？

    奥斯特罗姆：这方面的情况，我想可以请更多的媒体介入报道。虽然媒体中也有不负责任的媒体，但如果他们更多地参与报道，那么可以推动更多的人合作，比如，一个社区和另外一个社区就可能联合起来，这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矛盾和压力。但如果ZF那边的矛盾，就非常困难，很多时候，需要坐下来具体地谈我们的矛盾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进行自主管理的话，我们就会被那些物业管理公司所管理。像这个社区就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虽然非常困难。

    南方都市报：丰景小区无论是早先的维权，还是现在的业委会自主治理，都是比较成功的个案，您相信这种个案能在中国普遍地推广开来吗？

    奥斯特罗姆：哦，需要很长时间，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步一步来。在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是要记录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而我们又是怎么解决的。像这样的社区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困难，他们都会面临挑战，有的社区的解决之道可能比较容易，但我们也要意识到，要真的参与进去，是要花大量的精力的，但正是这样持续的进步才能让我们最终达到目标。   如果有一个好的作家，能够把这当中的困难和问题的解决记录下来，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像当年有一个法国人托克维尔去到美国，他一开始并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是这样的制度，而这个制度还能自我运转起来，然后他一点一点地学习和研究，最后把这个过程记录了下来，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他们能够从完全不理解逐步了解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和社会是怎样运行的，所以，写作是一个反映现实的手法，像这样一个社区，你们除了撰写需要公开的财务报表之外，把你们的故事记录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