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自由派”资本利用“国富民穷”论兼顾攻防


　　对于“自由派”来说，面对此情此景，一如既往肯定不行，采用鸵鸟政策也不行，单纯防御也不行，能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的上上策是什么呢？其思路就是要让火山喷发时不朝向自己，而是朝向别人，由别人充当替罪羊；或者说，承认问题的存在，但是却歪曲解释造成问题的根源或原因，进而让大众接受认可有利于自己的解决办法或出路。具体说来，那就是承认贫富分化的事实，但是却避开劳资根源，将之全部归罪于ZF，这就是“自由派”的对策。


　　“自由派”的官民矛盾论在这一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细化，其最具代表性的口号就是“国富民穷”，即资本不仅要继续冒充民间，还要装穷。该论的核心内容大致如下：血汗蓝领白领们，你们与公务员、国企员工干得都一样，凭什么他们挣得那么多？你们的日子过得太惨了，不过这不能怪老板对你们榨取得太狠了，老板与你们其实都一样，都是民，都受官的欺压；你们穷，老板们也不富，他们都要被国企垄断利润和重税给挤垮压垮了，哪里还有本钱给你们涨工资？富的只有官老爷，只有公务员和国企职工。


　　血汗白领蓝领与你们的老板联合起来，杨白劳与黄世仁联合起来，去争取民主宪政！


　　比如秦晖教授，一方面抱怨工人“缺福利少自由”[11]，但是却不承认资方因此而受益，反而要求工人与资方一起去追求宪政，去“做民主化的动力”[12]。最近孙立平主持的清华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一面哀叹贫富分化以至于“断裂失衡”，一面又抱怨“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这与秦晖玩弄的是同一花招。


　　天塌下来，让个大的替咱们顶着，咱们趁机当家，这就是“自由派”的如意算盘。“国富民穷”论一面让“自由派”避开了白领蓝领的怒火，一面又把这把火引向官方和国企，“自由派”借此坐收渔利：实现“宪政”、瓜分国企。矛与盾集于一体，效果可谓是攻防兼备，一举两得。


　　过去“自由派”以先做大蛋糕再谈分配来为资本榨取劳动服务，如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余年，蛋糕已经做得巨大无比，便改口说蛋糕全让ZF和国企通过重税和垄断利润切走了，老板与你们打工的只能吃残渣了。


　　如前所述，中国的现状是资富劳穷，哪有什么国富民穷。国企吸纳的劳动力仅占劳动力总数的一至二成左右，绝大多数劳动力都受雇于私企和其他成分的企业，贫富分化自然应该由这些企业的老板们来负责。怪到国企员工头上，大谈“行业差距”，这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嘛！另外，你们抱怨干同样的活，国企员工挣得比私企员工多，那么你们干吗不主张向国企看齐，让私企老板将员工工资涨到国企的水平呢？（国企问题笔者即将有专文论述）


　　笔者并不否认国企存在着问题。现在国企其实跟私企一样，都是靠提高劳动效率降低劳动成本来赚钱。国企内部的高收入者只是少数人，众多的基层员工收入一般，更不用提那数量庞大的临时工、派遣工了，这跟私企没有两样（相对而言，还是好过私企）。中国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私企，他们现在在全球竞争中具备的优势，首先受益于那些价廉物美的白领蓝领工人。这些白领蓝领做出了长期巨大的贡献，理应让他们共享增长的成果。改善员工待遇，国企私企都是责无旁贷。


　　再看时下流行的另一概念“国进民退”。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现实明明是国进资进，哪里有什么国进资退、国进民退？本来是你捞你的，我赚我的，一起发财，何必闹得有你无我、水火不容？这些年来，“自由派”赚大便宜上了瘾，稍不如其意，便大呼小叫吃亏受苦了。


　　普通人都明白，缩小贫富分化、改善广大工薪阶级生活水平的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涨工资。但是只要一提到涨工资，“自由派”们就立即反对，撕下救民于水火的面具，暴露出资本代言人的真相。比如，当前“自由派”热捧的已故的法学家蔡定剑，要求中国学习罗斯福新政，让工会自主，但是对新政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最低工资标准，却坚决反对[13]。至于韩寒，更有高论：工人待遇不好，不能怪老板，只能怪ZF，因为老板想给工人涨工资ZF却“禁止”[14]。再如，热衷于宣扬国富民穷论的门户网站“网易”，最近甚至专门制作专辑，宣称“过劳死没有科学依据”[15]http://discovery.163.com/special/karoshi/。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国富民穷”论的一些具体案例。

　　五、“国富民穷”论的典型案例

　　2011年7月，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女士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指责国企作为“共和国‘长子’，家里的穷人你们管过吗？那么多农民工，你们看在眼里了吗？”[16]张女士心怀庶民令人钦佩，不过怪罪到国企头上就令人不解了。请问张女士，“穷人”与“农民工”之所以害穷，那还不是因为他们的付出与回报不相称嘛！还不是因为老板给他们的工资低嘛！黄口小儿都能一清二楚的事情，堂堂的副主席怎么就犯起糊涂来了呢？您这位副主席心里要是真的装着那些穷人，怎么不去要求老板给他们涨工资呢？富士康十三跳，人家郭台铭并没有去怪宝钢与中石化呀！刚入职普华永道的年轻的女硕士过劳死了，难道要赖铁道部和发改委？杨白劳上吊了，您鼓动大春喜儿去跟孔乙己祥林嫂拼命，黄世仁穆仁智得多感激您呐！

　　再看张女士对提高工薪阶级的收入的具体建议：“初次分配调整的核心是ZF减税、企业让利、劳动所得提高，促使三者之间利益分配结构趋向合理。”[17]这哪里是增加工人收入，这分明是扩大企业的利润嘛！ZF给企业减税后，企业得利是板上钉钉的事，可谁能保证企业会把这部分利拿去给工人涨工资呢？名为为穷人造福，实为为老板谋利。美国自里根时代以来就一直倡行对企业和富翁的减税政策，理由是这可以促进企业改善员工收入并刺激消费。可是三十多年下来，老板们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是将政策优惠全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以至于造成了1%对99%的贫富分化极度悬殊的社会局面，并引发了现在的社会动荡。减税论在美国现已沦为过街老鼠，“自由派”当前却如此热捧，理由何在？

　　2009年以来，网上广泛流传着一篇文章《白领陨落，黑领崛起》，是“自由派”理论的典型表述，影响很大。此文首先指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九十年代以来白领梦已经破灭了。那么怪谁呢？“黑领阶层”，即“就职于ZF和官有垄断企业的那个庞大群体。”这纯属诡辩。黑领阶层的收入到底如何我们暂且不论，有受损的，就有受益的，白领是陨落了，挣得少了，那么此消彼长，长的是谁呢？当然首先是白领的老板了，哪能直接怪到黑领头上呢？与白领整天打交道的，并非黑领，而是他们的老板。该文还刻意压低老板们的地位，称中国的第三等级“是由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垄断国企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顶级白领阶层等这些群体中的人员组成。”托“自由派”的福，中国广大的中小学教师们已经跟黄光裕们平起平坐了。

　　吴敬琏虚构了这样一个两难选择：你只要一去批评富人，那就是纵容腐败分子。我实在搞不明白，这种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从何而来呢？难道为了反对腐败，就只能任由资本对我们压榨吗？既不让腐败分子为所欲为，又不让资本集团为所欲为，这有何不妥呢？这哪里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呢？

　　其实，对这种只批权力不批资本的“国富民穷”论的荒谬之处，“自由派”是心知肚明。比如，这两年茅于轼在一贯“为富人说话”，也开始借“国富民穷”论为穷人“说话”了。最近有记者采访茅于轼时问道，“您有没有对政治特别迷茫的时候？”茅于轼坦承，“最近迷茫的就是这个社会的矛盾的原因，到底是贫富分化原因，还是特权的原因，还是机会不平等的原因。这个问题我还是在琢磨，没有太大的把握。”这段话无异于说，对于“权力”与“资本”，到底谁是主要矛盾是吃不准的。可是话音刚落，茅于轼的“迷茫”就不见了，又一口咬定责任在于权力了：“现在市场中不好的事，是有权势的人用自己的权势去侵犯别人的私，这是最大的祸害。”[18]政治需要压过了真实判断。揣着明白装糊涂！

六、破绽百出的“国富民穷”论只能靠谣言来支撑


　　多年来，企业利润增长速度像法拉利，工人工资增长速度像拖拉机，老板们的趣味都已经由玩跑车玩越野升级为玩游艇玩飞机了，还要让人相信他们与自己的白领蓝领雇员一样穷，哪里可能？[19]国富民穷论，无法说圆。摆事实，讲道理，不管靠哪一样，“自由派”都不能把资本家变“穷”。于是乎，在摆事实和讲道理无效的地方，就只好依靠谣言了。只有捏造出来的“事实”,才能完全符合他们的理论。谣言盛行的大背景，就在于此。


　　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自己黑不要紧，不要去为自己辩解，而要去把别人抹得更黑，抹黑别人就是洗白自己，贬低别人就是抬高自己，这是政治宣传艺术的核心秘诀，“自由派”深谙此道。谣言的核心或重点，就是制造政府把钱都捞走了因此我们大家都受穷的舆论共识，如此一来，也就减轻了资本对贫富分化应负的责任。


　　本文开头所提到的“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就是这类谣言的一个典型。相似的例子还多的是，其基本共同特征就是：打着学术调查或报告的幌子，冒用国内或国际权威机构的名义，来杜撰符合国富民穷论的事实。


　　2009年6月29日《时代周报》刊登记者韩洪刚的文章《贫富分化急遽加大的危险》。文中称“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其实这是一则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在网上传播的谣言，现在经此报采用后，舆论大哗。直到此时相关部门才出来辟谣，指出这一所谓的“联合调查报告”根本就不存在。


　　另外，该文中还有如下内容：“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这一说法肯定也有问题。


　　2010年6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夏业良教授在《财经国家周刊》发文《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称“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此论一出，反响强烈。但是该数字的统计者却迅即指出夏教授有误，原报告中“不是1%的人口占有41.4%的财富,而是10%的人口占有了41.4%的财富”。[20]夏教授下笔有灵，别人统计的中国财富集中程度一下子就扩大了十倍。如此看来，夏教授倒不是在传播谣言了，而是有制造谣言的嫌疑了。至于财富集中的原因，夏教授也不过是在重复“行业差别”的老调，资本因素丝毫不见。


　　就在撰写此文期间，笔者发现一篇新的谣言文章正在被大肆传播。该文章的标题各异，但内容相同，首句话为“2010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其实这也不过是一条老消息，造谣者现在只是将原来的“2006年”改为“2010年”，并与时俱进加了些新料罢了。


　　该文的内容跟前面列举的谣言大同小异，一上来就是“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然后拉大旗作虎皮：“2010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与笔者前面列举的《时代周报》文章的内容相比，这段话只是把“2007年”与“波士顿咨询公司”换成了“2010年”与“世界银行”，其他数字结论基本一样。


　　该谣言还称“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那么原因何在呢？因为“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先富者手中了。因为中国公众除工薪之外极难有其他收入，只有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


　　拥有“非工资方式”的收入难道只有“贪官污吏”的“非法收入”吗？给工薪阶级开工资的人难道就不是了吗？依靠占有资本来获取利润的人就不是了吗？他们到哪里去了？


　　给官方设套，给资方解套，这就是众多谣言所遵循的共同原则。


　　七、谣言为什么能够盛行？——“自由派”已掌控中国媒体


　　谣言为什么会产生？这是支撑“国富民穷”论的需要。谣言为什么能够盛行？当然是因为媒体人与学界乐于此道，否则怎能盛行？这从本文所列举的几则谣言被揭穿后媒体的反应即可见一斑。


　　“200万干部长期请病假”的谣言被揭露后，2006年10月30日《广州日报》刊发卢荻秋的文章《谁给“200万名干部长期请病假”一个权威说法？》。该文竟然如此为谣言进行辩护：“人事部的表态只能说明‘这个消息的来源不是人事部’，并不能否认‘200万干部长期请病假、一年开支数百亿’的真实性。”我不明白，您既然知道“真实性”了，干吗还要利用假材料呢？即使真实性如您所言，难道造谣就有理了吗？医疗资源分配不公,是人尽皆知的事实,问题在于只有依据事实而不是谣言,才能发现问题的根源以及找准解决思路。


　　“高干子女占据亿元户的91%”的谣言被拆穿后，该文的责任编辑彭晓芸特在网上发文《关于时代周报〈贫富分化急遽加大的危险〉一文的非官方说明》来为自己辩白，丝毫没有对传播谣言——且不管其是有意还是无意，是一贯缺乏责任心还是一时疏忽——感到愧疚。正是这位彭晓芸，2011年7月还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名为《法制被阻隔，就会有暴力泄愤》的文章。中国当前“暴戾之气”弥漫，除了法制被阻隔，难道与您彭女士肆意传播谣言就没有关系了吗？


　　夏业良涉嫌制造“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的谣言后，《南方周末》（2010-06-17）刊发了评论文章《中国式贫富分化的数据之困》，该文非但没有对夏涉嫌造假的行为进行批评，反而抱怨研究“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最大困难是“数据缺乏”。就算是数据缺乏，你们就可以随便捏造吗？研究“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所最欠缺的，到底是数据还是严肃客观的态度？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中国是“集权国家”，政府对媒体严加控制。事实上，中国早已不存在“舆论一律”了，媒体的独立性早已大大加强，媒体对社会对政府的反作用力也越来越大。从传统的报刊到新兴的门户网站、微博，都是如此。媒体内部，也已经是自成体系并互相渗透。其中，诸多报系和门户网站被“自由派”所操控，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正如“自由派”人士许纪霖最近指出，近十几年来，“自由派”虽然在纯理论战场上“大败”，“至今没有建构出一套完整的全球化时代中国问题的说法”，但是，他们“降一个层面，换一个战场，转移到公共媒体去争取‘微观维权’……使得公共媒体的自由派声音占压倒性优势”。[21]这一“压倒性优势”，正是谣言得以泛滥的客观条件。


　　另一方面，官方的态度也促进了谣言的流行。王小东最近指出，“政府的问题是什么呢？你说他是强呢还是弱呢？说他弱了吧，在很多地方搞专制腐败，还什么都管。但要说强吧，他见谁都怕，总被别人绑架着，别人怎么踹他都没事。”[22]官方忽而“不容”，忽而“包容”，态度模糊不定。


　　面对公众对媒体放纵谣言传播的质疑，2011年7月3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的创办人之一和前总编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度世界新闻自由奖获得者程益中在其微博中高呼：“在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新闻媒体备受压制的国度，谣言其实就是存在于人心深处的真相，是群体表达意愿的一种方式，是大众对抗官方宣传和谎言的有力武器。它不是事实，但远比事实更真；它经不起推敲，但总比真理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挡不住大众深信不疑。目前谣言已无法止于智者，只能止于言论自由”。[23]


　　自由无罪，造谣有理！明明是主流，非得装作非主流。都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造谣了，何来“备受压制”？事实上揭露造谣的文章，才是备受压制。


　　戈培尔认为，谎言需要重复一千遍才能成为真理，程益中先生干脆认为谎言就是真理，谣言就是真相。与程益中先生相比，戈培尔可差远了。有恃才能无恐。“自由派”在谣言被揭穿后竟然毫无畏惧，仰仗的正是他们对媒体的控制。


　　2011年7月初稿


　　2011年11月改毕


　　附言：


　　本文为2011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论文，主要内容将刊发于《管理学刊》2012年第二期。


　　杜建国2012/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