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出生在浙江东阳的吴英，只有中专文化，以每万元每日35元、40元、50元不等的高息或每季度分红30%、60%、80%的高投资回报为诱饵，从俞亚素、唐雅琴、夏瑶琴、徐玉兰等人处集资达1400余万元。吴英在已负债上千万元的情况下，为资金链的延续，于2005年下半年开始，继续以高息和高额回报为诱饵，大量非法集资，并用非法集资款先后虚假注册了多家公司。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被告人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339.5万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8426.5万元。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吴英的辩护词是只要不抓我，就一定能还上钱。这不是一时头脑发热与感情激愤，而是切实可行的：只要能说服中央银行全部购买。
　　查尔斯·庞兹是一位生活在19、20世纪的意大利裔投机商，1903年移民到美国，1919年他开始策划一个阴谋，骗人向一个事实上子虚乌有的企业投资，许诺投资者将在三个月内得到40%的利润回报，然后，狡猾的庞齐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的人，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由于前期投资的人回报丰厚，庞齐成功地在七个月内吸引了三万名投资者，这场阴谋持续了一年之久，才让被利益冲昏头脑的人们清醒过来，后人称之为“庞氏骗局”。
　　雷曼兄弟、贝尔斯登、房利美、房地美、通用汽车纷纷倒下，希腊、西班牙、爱尔兰、冰岛、葡萄牙、主权债务危机此起彼伏，美国日本的国债日积月累，越滚越大，严格意义上也已经破产。
　　如果说，次贷危机是不良银行家向世界输出的有毒债券，加强监管成为理论与现实的主流托辞，那么，面对正贷危机、主权债务危机，总不能将集体犯罪再次扣到这些曾经风光无限的企业家ZF首脑头上吧？
　　这是市场的普遍现象，是制度设计缺陷，是央行价值管理的巨大漏洞所致。
　　现在的企业与项目价值评估的基础是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值，这就产生了极大不确定性，既有自我夸张美化的成分，比如中国的创业板三高问题；也有自身估算的难度。依据商业银行的信贷原则，根据这种潜伏巨大不确定性的收益模型即可放贷，这包括项目规划书、融资计划书、个人以往收入水平证明、ZF税收预算等，事实上，它们都是对未来时点的收益加总，而不是现今时点的清算，这意味着总市值大大扩张了，以此来放贷势必导致信贷膨胀，然而，因为它们都源于商业银行的有限存款，故总额必然是有限的。所以即使申请人都具有吴英的营销水准，但获批者寥寥。
　　可怕的是中央银行可以混同普通商业银行，可以买进金融机构票据、企业债券、国债，从理论上说，没有数额上限，这必然刺激无数个吴英在世，鼓吹无与伦比的泡沫，然后抛给中央银行，让整个社会负担。
　　事实上，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存在巨大区别，前者负责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决定了总体价值量，物价水平，而后者的放贷仅仅依靠的是货币存量，有严格的数量约束，它的破产倒闭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总体货币量，只是发生了产权转移；但中央银行的量化宽松则增加了整个系统的货币供应量，势必导致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尤其是它的数额完全是几个足不出户的银行官员拍脑袋的结果。而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于原有货币持有人形成份额挤压，导致价值缩水，权益被掠夺侵占。
　　如果说，现在已经意识到有的商业银行因为大到不能倒，那么中央银行则是绝对不能倒，同时，商业银行是有牟利要求的，而中央银行没有，它的主要职责是确保币值的稳定。
　　因此，央行不应持有任何债权，因为它不是中介结构，不需要牟利，更无须界定相关市场主体的微观权益；也不应持有任何债务，即所谓的央行票据，因为一要发行费用，二是对于解决通胀不是根本办法，毕竟这些货币还是要还的。如果不给与相应收益，比如利息，那么势必导致流拍，只能通过行政手段发行，强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自愿平等原则，而它却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对于通缩，央行只需通过市场招标买进质优价廉的铁矿、煤炭、原油、粮食、重大专利、荒漠绿林。
　　对于通胀，央行只需反向抛出实物，回收货币即可。
　　如此，物价波动既小，又效果明显，同时，也不会危害现有产权人利益，没有后遗症。最后，它改变了消费需求为唯一最终需求的传统观念，储备需求横空出世，不再依赖出口导向，避免了以邻为壑的贸易战，替换为可持续发展的改善社会成员整体福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