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理论研究综述 张 良1， 戴 扬2 （1.南开大学经济学系；2.南开大学政治学系，天津 300071） [摘要]经济转型理论是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就如何理解转型，经济转型理论的不同学派，经济转型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趋向进行梳理和评论。本文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理论研究需要在中国的特殊性、历史的重要性、借鉴和吸收海外中国研究的优秀成果、理解演化博弈思想、制度和制度变迁五个方面继续深入。 [关键词]转型 历史 演化博弈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6）06-0093-03 [作者简介]张良（1978—），山东邹城人，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理论经济学；戴扬（1979— ），女，重庆人，南开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经济学。 一、如何理解转型 国内外学者一般把“转型”理解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认为转轨是一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从基于国家控制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经济，后社会主义转轨就是以市场经济替代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过程。并且认为转型与改革根本不同，应当将市场化改革与向市场经济转轨区分开来。改革的焦点是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而转轨是改变制度基础的过程，是要通过完全的制度替换和建立新型的经济关系来废除以前的制度。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一般囿于经济层面，即经济转型。但也有某些研究对“转型”的理解要宽泛得多，他们把转型理解为“大规模制度变迁的过程”（Roland，2002a；2002b），制度转型意味着“从一种国家或政体被转变或转变为另一种国家或政体”（Kasper and Streit，2000）。“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Sacks，2000），而科尔奈（Kornai，2005）则认为“转型是一个大概念，不能仅仅简单归结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转型并不仅仅只包括经济的转型，还包括了生活方式、文化的转型，政治、法律制度的转型等多个方面，因此必须多维度的考察转型”。 本文认为转型不仅仅包括制度变迁，还应该包括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发展，制度规则的选择须与技术经济的基础相匹配，两者之间有着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中缺一不可，不可偏废。发展和制度变迁二者合并即为转型过程。“转型”的概念不仅仅包括制度变迁，还应包括发展。因此，可以把转型定义为“大规模的演变”，即在相对集中的一段时期内，集中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影响和作用、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发展与制度变迁，中国经济转型则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跃迁的总称和概括。 二、经济转型理论几个不同的学派 就现有文献来看，经济转型理论大致分为两种，华盛顿共识和演化—制度学派。华盛顿共识源于人们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普遍信仰，其基础理论为一般均衡理论，货币理论，比较经济体制和公共选择理论。华盛顿共识认为转型有三大重要支柱（所谓“三位一体”）：价格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的宏观经济。华盛顿共识对于转型持非常乐观的态度，认为一旦转型引进市场改革，就可以立即有收获，效率立刻得到提高。因此，转型是大爆炸式的、激进的、休克式的。大爆炸式的转型意味着所有的重大改革都应该同时引进，不能有先后顺序。这种学派以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ks）为代表人物。华盛顿共识在转型国家的实践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失败。这说明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应该有充分的制度基础作为支持，有产权、信息、交易、交易费用等经济范畴，不同国家、不同的初始条件有不同的制度演化道路和方式，这导致了演化—制度学派的兴起。 演化—制度学派的理论基础来自于：（1）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所提供的新制度经济学（确切地说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学）；（2）经济学的演化理论（尼尔森和温特以及哈耶克的演化博弈思想）；（3）哲学上的怀疑论（哈耶克和卡尔•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认为结果的不确定性是转型的关键特征。最著名的代表者有雅诺什房贫奈（Janos Kornai）、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格泽戈尔兹稺房评盏驴耍℅rzegorz W.Kolodko）、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z）等。 目前，这两种经济转型理论出现了向演化—制度观的汇合。 斯蒂格利茨同时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运用不完全和非对称信息理论“左右开弓”，批评了“社会主义的尝试”，认为“从目前的历史趋势看，社会主义在处理公有与私人财产之间的均衡时，给这个古老命题提供的答案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多年尝试的结果显然是失败的”，“社会主义70年尝试的最大教训就在于他们放弃了探索其它的道路”，从而肯定了转型的必要性。同时他也质疑和批评了以标准新古典模型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定理，认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最终是站不住脚的”，误导了许多转型国家的决策制定。在政策建议方面，他坚持“向市场经济过渡并不是要弱化而是要重新定义政府的作用”，否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首要任务是使国有资产私有化”，强调激励和竞争的重要地位。 但斯氏似乎过于模型化，思想性略显不足；另外他强调竞争而轻视明晰产权，给人以盲人摸象的感觉。值得一提的是，斯蒂格利茨（1998）给予中国的价格双轨制改革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价格双轨制具有帕累托改进的特性”，是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 科勒德克作为一个学者兼政府高级官员，特别注重政治在转型中的作用，认为“转轨最具有挑战性的方面是与政治的联系更甚于与经济的联系”，“转轨既是一个经济过程，也带有政治特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开明的政治领导以及改革派人物的坚定决心”。他认为“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要有良好的宏观管理……政府应当重新定位，而不是被抛弃。政府不应从经济活动中退出，而是应当转换角色，在适度管理、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罗兰、科尔奈都把“转型”看成是一个综合性和一般性的社会科学流派，不属于任何传统的分科，其重点是研究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罗兰认为“单纯作为自身的领域，转型研究是难以成功地发展的，转型研究必须在与经济学其它领域的相互作用中发展，从不同的专业领域提供的不同视角中受益”。对此，罗纳德.H.奇尔科特认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已经以若干重要方式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凸显的一些新问题和新思想将会延续到21世纪开始的新千年”。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则建议重新界定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把“所有经济制度都作为社会结构来理解”。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间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经济转型理论强调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作用，而非经济本身。在转型研究中，不同学科是从不同的角度讲述着同样的故事,诚如哈耶克所说：“经济学是个必要但不充分的工具。” 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理论发展趋向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目前经济转型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或不足主要有： 第一，忽视或者说对中国的“特殊性”重视不足。科尔奈（2005）、秦晖（2003）指出“‘认为中国走的是渐进道路，而苏东国家采用的是所谓的休克疗法’这种贴标签式的论断过于简单”。而且中国和欧洲可能原本就是循着不同途径发展的。虽然斯蒂格利茨（1998）、罗兰（2002a）都强调“把现代经济学的工具与某一个国家具体的背景，与对这个国家的深层结构把握深刻地结合起来”，但显然他们所作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对“历史的重要性”重视不足。历史是重要的，不懂历史的人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戴维（David）在路径依赖方面所作的开创性工作迫使经济学家们去认真对待历史。我们有必要深化对阿瑟（Arthur,1989）提出的“路径依赖”概念的理解，强调历史的重要性，认识历史对于现在和未来的巨大影响，以便“有效地利用历史”。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与经济史学家之一，布罗代尔（Braudel）把他对于历史事件相互联系的深入见解，一种特殊的综合能力融合在一起。他的著作代表了一种在时间与空间最广阔的视野上与相邻学科相结合研究历史的方法。布氏的模式强调人类行为的制约条件，而不是容许条件。他始终强调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毕竟都是工业化以前的历史。历史在理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值得转型研究借鉴。 第三，中国经济转型研究应该注重借鉴和吸收海外中国研究的优秀成果。中国经济转型研究应该注重借鉴和吸收海外中国研究的优秀成果。海外中国研究的杰出代表有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汤因比（Toynbee）、费正清（Fairbank）、狄百瑞（De Bary）、史景迁(Spence)等。 第四，深化对演化博弈思想的理解。演化论在达尔文的谦逊的心目中，仅仅是科学上的一种学说，此学说或者可以用自然选择的假设加以部分的解释。但后来演化论竟变成一种哲学，甚至在有些人看来成为一种信条。演化论的生物学给予一般思想界的真正教训是：任何事物都有其连续不断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在与环境不合的方向上走得很远，可能就有某种淘汰去加以制止。作为主张群体选择理论的演化经济学家，哈耶克主张“文明取决于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米塞斯（Mises，1927）和哈耶克（Hayek，1944）让我们认识到，苏联式社会主义在其形成阶段就已显露出了其最终崩溃的全部特征，极权主义是追求经济计划努力的无意识后果。哈耶克（1948）还指出，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威具有本质上的缺陷性，中央指导的经济不能象市场经济那样利用个人的常识，这些观点都非常深刻。 人类社会作为复杂系统，许许多多独立的因素在许许多多方面进行着相互作用。而且，这些无穷无尽的相互作用使得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产生了自发性的自组织。人们在力图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的过程中，通过无数个人的买卖行为，无意识地将个人组成了某种经济体制。这并非是在有人负责或有意识地计划下发生的情形。更进一步的是，这些复杂的、具有自组织性的系统是可以自我调整的。在这种自我调整中，它们并不仅仅只是被动地对所发生的事件做出反应，而是积极试图将所发生的一切都转化为对自己有利。而且每一个自组织、自调整的复杂系统都具有某种动力。 第五，对“制度、制度变迁、制度比较”的研究有待深化。制度、制度变迁是一个古老而又历久弥新的命题。“关于制度的前沿问题构成了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科进步的核心”。通过将经济过程类比于博弈过程，不同的经济学家分别将制度看作是博弈的参与人、博弈规则和博弈过程中参与人的均衡策略，即组织（Nelson,1994）、规则（North,1990）和博弈的结果（Schotter,1981）三种制度观。而尤以后两种观点最具代表性。 诺斯（North，1990）通过定义把握“制度”概念，“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正式地说是人类设计的、构建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它们由正式规则（成文法、普通法、规章）、非正式规则（习俗、行为准则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以及两者的执行特征组成”。科斯和诺斯早期都认为“制度决定经济绩效”，“交易费用是解释经济绩效的关键”，而这与经验事实不符。 肖特（Schotter,1981）将制度定义为一个潜在的社会博弈中的均衡，哈耶克（1948）认为制度是人之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之设计的结果。制度并不是设计出来的，设计出来的只能称之为“原制度”，人与人、人与自然演化博弈的结果道出了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制度概念化的有益成果。 制度的本质特征是演化，而目前制度研究的一个弱点是把制度仅仅看作个体均衡的结果，不研究制度的演化过程。制度变迁命题较之对“制度”的理解而言，更加复杂和模糊。V.奥斯特罗姆（Ostorm，1992）认为制度变迁是依存于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政治经济事件”，一方面表现为有意识的试验过程，同时又在多方面表现为自发的不可控制的过程。制度变迁与时间密切相关，复杂的制度变迁需要时间来演进。 诺斯按照“规则”理解“制度”与“制度变迁”，“一个社会的变迁其实就是一种正式规则、行为的非正式习俗、惯例和它们实施特征变迁的混合体”， “在稀缺性和竞争的经济环境中，制度和组织之间连续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一种制度机制的规模经济、技术互补性和网络外部性，使得制度变迁不可抗拒地具有不断累积和路径依赖的特性”。 青木昌彦（Aoki）探索性地运用博弈论表述了制度变迁问题。他坚信，建立在博弈论上的思考框架最适合用来分析社会科学问题，制度变迁“沿着博弈均衡点演进”。制度变迁实质上是一个复杂的动态非均衡过程，演化是制度变迁的实质。制度变迁的路径只能是制度边际上实现创新的演化。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是在“同时前进与后退”中完成的。先要有连续的变化和新奇，然后才能达到“不变”、“既定”的目标。 因此，建立制度变迁的动态理论，仍是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最大挑战。 综上所述，经济转型理论需要在（1）中国的特殊性；(2)历史的重要性；（3）借鉴和吸收海外中国研究的优秀成果；（4）理解演化博弈思想；（5）制度和制度变迁等五个方面继续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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