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形而上的问题很没意思，作弊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生活在适者生存的野蛮时代

包括学生和老师在内的很多人，都很讲“面子”，“面子”时常比“道德底线”还重要。———考风不好，很大程度在监考上。

我参加过几次自学考试巡考工作，———巡视员通常由大学派出的。监考者往往对作弊者的行为是“熟视无睹”的，即便是不认识。有巡考员来了，咳嗽一声，考生都会自觉收敛些，只要考场不混乱（下位和大声喧哗），监考者大都两眼往外看，或低头作休息状。我曾问过他们，考生你们认识吗？答曰：不认识；问为什么不管，答曰：你让他难堪，他会找机会让你难堪。大学考试则更难，或自己认识，或经常可见面，不愿过于认真，顾面子。

如果下狠心惩治，当从监考者抓起，如果是当老师的自己都会清楚，只要自己监考时真心抓违纪而不是应付，考生考试作弊很难成功。

曾记得本世纪初时，面对教育学术腐败现象，南京大学16位年轻博导共同发表“反腐宣言”，大意是坚持学术自律，严格遵守学术研究规范，坚决杜绝丧失学术道德的抄袭剽窃行为，向假冒伪劣学术宣战，还象牙塔以圣洁坦荡的本色。

那么这个道德的底线，应该定位在我国民俗学泰斗百岁老人钟敬文先生留下的这样一句语重心长的话：“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社会的良心。

由此，我想到了前不久香港某大学教授将大陆内地考生行贿事举报到反贪局，致使考生面临刑事审判的案例。

这是件很多内地人以为是“小题大做”了的事，但反映的是制度文化差异。如果我们今天听任其作弊，作弊者不必承担作弊成本——那么，我们整天抨击的贪污腐败、整天声讨的不讲诚信行为就有了形成的“肥沃土壤”———贪官就是这样环境中“炼”成的。社会诚信的荡然无存也是这样条件下“长”成的。

教育的过程是一个道德参与的过程。

对于教师来说，教育的过程是一个道德影响的过程、是一个价值影响的过程，对于学生来说，受教育的过程是一个道德建构过程。所以说，教师这个职业与其它职业相比较，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因此，其工作的价值取向是，使人在你的教育之下思想上发生变化，人格得到升华，境界得到提升。如果教师不能围绕这点工作，其底线也就发生了偏移。

要想没有作弊。除非这个世界没有考试这种东西了。

说到底还是个人的各种心理最终造成了联合骗的局面。学生骗老师。老师骗学校。学校骗教育部。

我一直认为，即使一个社会道德出现了整体的滑坡、很多人也迷失了精神的家园，但知识分子应保持自己特有的一分宁静、一分清贫、一分矜持。教师作为教育者是智慧与道德的坚守与传播者，对得起这个“师”字，至少不能做“负道德的榜样”——见学生堕落而不管不问。

说得很好。我们呼唤道德的回归与人的社会人格的升华。

问题在于，正在运行的机制中对“坚守道德与良心者”予以了什么激励与保障？对“违背社会良心者”予以了什么制约与谴责？

公平是一条铁的准则,人人必须维护,违反者则必须要承担后果,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我们不应该为了替违规者考虑其心理上的负担而牺牲其他人的公平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自从西汉罢黜百家,读书与仕途相联系,读书的功利性就越来越大,对某些人来说,跨越道德的底线所带来的惩罚与其通过作弊所能获得的好处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作为一个"理性与自利"的经济人而言,这种道德越轨就容易发生.再加上现在考试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了社会上的心理扭曲,一个高考状元所受待遇不比当年科举时中举要差,这样作弊所带来的收益就远在其成本之上,作弊现象自然就不绝如缕.既然作弊的"收益"越来越大,目前只有提高作弊的"成本"才有办法减少作弊的现象.而提高这个"成本"的办法不外就两种:一是监管人员加强监督;一是考生自己提高道德的底线,加强意识.但后者无法强制提高,只有依靠考生的自觉,所以缺乏普遍的适用性,故现在只有提高监督,这也就出现了现在监考与作弊者的一番"大斗法"了.

只要考试的功利性与人们的心态不改变,这种作弊的现象就不会消失,种种严厉的监管办法就会不断出台,如果真的像<山居笔记>中描写的清代考试要士兵监考的那种场景一样,那只能说这是我们文化人的悲哀,也是我们诚信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