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学院出路和企业人才战略走向

作者：张维迎 转贴自：经济观察家报

商学院知识与人才培训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1999年6月20号，《北京青年报》在头版登了“北大二十万元招聘教科书作者”的新闻。四年多过去了，非常遗憾，这个计划还没有实施，因为收到的方案没有任何一个能达到我心目中希望的那样一个标准。为什么？我感觉到，最关键的是中国商学院教授、学者并没有真正地从事有关中国商业实践、管理实践的研究。

我深深感到，中国商学院不缺乏教书匠，缺乏的是真正有水平的、懂得现代管理知识的研究者，真正的学者。很多人也在不断地批评，说中国的商学院最大的问题是商学院的老师不懂管理实践。我一直对这样的批评持不赞成的态度。我说中国商学院的老师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不懂管理实践，而是没有管理的理论，没有真正的研究管理问题的分析能力和构建模型的能力，所以在课堂上他们所讲的这些东西不能被很多具有管理经验的管理者认同，反过来被批评为不懂管理实践。所以光华管理学院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一直致力于做的事情就是打造一个真正的研究型的商学院。我们有一个口号“知识创造财富”，我们加一句话 “光华创造知识”，衡量光华成败的标准，或者说衡量大多数商学院成败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究竟对人类的知识，特别是对人类的管理实践所积累起来的知识能够有多大的贡献，这是光华管理学院这几年努力想做的事情。 首先，我想谈一下师资队伍的建设。光华管理学院从1999年开始，花了很大力气做的就是师资队伍的建设。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招聘了40多位新的教员，使我们教师队伍的素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我们的招聘程序是透明的，我们选人主要是看学术标准，看你的研究潜力有多大，研究成果有多少。更重要的是看你是不是优秀的学者，是不是能够创造出知识来。我们现在只招两类人，一类是有成就的，另一类是刚刚毕业的，当然这是风险投资，也许你会失败，也可能你会成功。在这个管理之下，我们光华管理学院最大的变化就是师资质量的变化，过去我们很多老师都是教书型的，现在转变为研究型为主的，每一个老师在自己的专业里面都有很好的造诣。 在招聘教员方面，大家可能都会关心光华管理学院怎么吸引人，待遇很重要煹是最重要的还是学术环境、氛围牎９饣管理学院从海外招聘的讲师的报酬已经超过我们在这里工作几十年的教授，超过厉以宁教授，包括超过我本人。一开始，我们有一些老的教员有一些想法，我承认，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同样的，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在不同的工资待遇下工作，这也是我们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方面，我们确立了一个好的学术标准。应该说，我们国内整个学术界比较混乱，究竟什么是优秀，什么是不优秀，没有一个标准。我们在提升教授、副教授的过程中，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学术思想不能由学生评价，应由老师自己相互评价。我们要解决学术思想界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得每一个学者欣赏更优秀的学者。 同时我们也特别注重引入外国的评价，我们很多评价，包括招聘教授、招聘教员，一定要请外边的优秀的、在国际上有知名度的人写评语。 我们的评价也是公开、透明的，光华管理学院在提教授、副教授的时候，程序都是所有申请人给所有的教授做报告，对你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说明，然后进行讨论，进行不记名投票，这个投票并不决定最后的提升，但是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在教授投票当中，这个人得票很低，提交到学术委员会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反过来有一些人，最初并不是首选的，但是在教授的评价中非常高，可能就把他列为最优先考虑的提升对象了。 在建立学术标准方面，我们非常注意核心期刊的认定，政府搞了一些社会科学的核心期刊，光华管理学院对其中的大部分是不认同的。我们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标准制定出在哪些杂志上发表论文才可以作为申请晋职的资格。我们对有些教授在很糟糕的杂志上发表论文，认为不仅不应该奖励，而且还应该罚款，是给我们丢人。 在实施评价体系中，光华管理学院的学术委员会也是不断调整的，越来越年轻化，自1999年以来，一半以上的学术委员已经调整了，新进的学术委员会的人员都是在这个领域里出类拔萃的学者。 第三方面，创造一个研究型学院文化氛围。过去教授平时都在家里，只是在上课的时候来学校，和学生见一面，这不像一个学校。一个真正的研究型的学校，教员应该是用大量的时间和学生一起交流，包括吃饭可能都在讨论问题。看一个学校的教育水平，你可以看在饭桌上大家谈论的是什么话题。光华管理学院在这几年做了很多工作。从1999年开始，我们开始进行“午餐研讨”。国内的学术会议比较少，非常可怜。我们鼓励我们的教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当然前提是在这个会议上有论文进行演讲。我们也在不断加强与国外商学院研究方面的合作。走出去，请进来。 第四方面谈谈我们的博士项目。中国大学的博士项目已经搞了20多年。我有时候在想，中国博士项目是不是引进得太快了？当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准的时候，我们却在培养博士。 我们知道在中国人文科学界经常招在职博士，有官位，或者官位比较高，这样导师脸上有光，或者有钱，可以给导师研究经费，这是文人自己贬低自己。 我们从1999年开始，第一步，50岁以下的博士生导师不能招收在职博士，这在国内当时还是比较超前的；第二步，录取的时候不再确定博士是哪个导师。这样在招生这一关就杜绝了很多不正之风，保证招生的质量；第三步，我们在去年开始不再招收在职博士。 同时我们也设立了新的项目。这些项目是全英文教课的项目，第一年我们招收了7个人学习市场营销、组织行为专业，这是需要精心打造的。这个博士专项，我们请的都是国际上有名的教授来授课。 下一步我们要全面废除博士生导师制度，博士生导师制度在中国是特殊的现象。在我们国家教授、副教授水平参差不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选择教授当中的一部分当博士生导师。光华管理学院有十几个讲师，带博士生水平绰绰有余。同时有一些教授并没有足够的水平带博士生。我们以后要废除博士生导师制度，根据论文的方向选定导师，实行双向选择。 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在中国很多的学校里面，一些导师，一个人带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博士，不知道这个老师怎么带这些博士，放羊都要有一个数量，太多都管不了，何况是带博士生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 第五方面，博士后制度问题。在国外，博士后找工作，找不到工作就给别人做研究助理，或者做一些研究，主要是研究者。在中国博士后已经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制度。在念博士后的时候可以提副教授，念完一个博士后以后又申请到另外一个地方念博士后，两年可能就提教授了。光华管理学院过去也有这样的情况，现在有严格的规定，博士后期间，任何人都不要想从我这儿提副教授、教授，有本事到哪儿工作到哪儿提。现在我们放得更开了，如果导师有钱、有项目、有研究经费，就可以雇、招博士后，作为研究助理。但是有一条，就是这个人必须有学术前途，不能随便找一个博士后就可以，而且不能找在职博士后。 另外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们在行政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中国传统的商学院完全是内向型的，这是行政管理方面，所有的行政人员，按照传统的观念讲就是国家干部。一个人一旦抱上这个铁饭碗，他工作的积极性就大打折扣。我们过去有一些行政人员，没有什么水平，但是他敢对教授发脾气。从1999年开始，光华管理学院大部分行政人员是从市场上招聘来的。　 最后一点，就是商学院要跟传统的计划经济下高度集中的政府体制进行斗争。过去的政府部门评价体系应该废除，否则对中国的商学院发展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市场，就应该自然形成一个评价体系。政府要真正放权，不要对学校管那么多。政府应该相信，学校会为自己的品牌、名声去做努力的。 如果政府在这个方面采取过多的干涉，中国要办成一个商学院真是比较难。我这几年亲身的经历感觉，如果没有过多的政府的限制，我想花三分之一的精力就可以达到现在同样的效果；如果我花三分之二的精力，可以达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 我们要创造一个研究型大学，要形成一个专业化的学术队伍。

商学院知识与人才培训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1999年6月20号，《北京青年报》在头版登了“北大二十万元招聘教科书作者”的新闻。四年多过去了，非常遗憾，这个计划还没有实施，因为收到的方案没有任何一个能达到我心目中希望的那样一个标准。为什么？我感觉到，最关键的是中国商学院教授、学者并没有真正地从事有关中国商业实践、管理实践的研究。

我深深感到，中国商学院不缺乏教书匠，缺乏的是真正有水平的、懂得现代管理知识的研究者，真正的学者。很多人也在不断地批评，说中国的商学院最大的问题是商学院的老师不懂管理实践。我一直对这样的批评持不赞成的态度。我说中国商学院的老师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不懂管理实践，而是没有管理的理论，没有真正的研究管理问题的分析能力和构建模型的能力，所以在课堂上他们所讲的这些东西不能被很多具有管理经验的管理者认同，反过来被批评为不懂管理实践。所以光华管理学院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一直致力于做的事情就是打造一个真正的研究型的商学院。我们有一个口号“知识创造财富”，我们加一句话 “光华创造知识”，衡量光华成败的标准，或者说衡量大多数商学院成败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究竟对人类的知识，特别是对人类的管理实践所积累起来的知识能够有多大的贡献，这是光华管理学院这几年努力想做的事情。 首先，我想谈一下师资队伍的建设。光华管理学院从1999年开始，花了很大力气做的就是师资队伍的建设。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招聘了40多位新的教员，使我们教师队伍的素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我们的招聘程序是透明的，我们选人主要是看学术标准，看你的研究潜力有多大，研究成果有多少。更重要的是看你是不是优秀的学者，是不是能够创造出知识来。我们现在只招两类人，一类是有成就的，另一类是刚刚毕业的，当然这是风险投资，也许你会失败，也可能你会成功。在这个管理之下，我们光华管理学院最大的变化就是师资质量的变化，过去我们很多老师都是教书型的，现在转变为研究型为主的，每一个老师在自己的专业里面都有很好的造诣。 在招聘教员方面，大家可能都会关心光华管理学院怎么吸引人，待遇很重要煹是最重要的还是学术环境、氛围牎９饣管理学院从海外招聘的讲师的报酬已经超过我们在这里工作几十年的教授，超过厉以宁教授，包括超过我本人。一开始，我们有一些老的教员有一些想法，我承认，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同样的，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在不同的工资待遇下工作，这也是我们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方面，我们确立了一个好的学术标准。应该说，我们国内整个学术界比较混乱，究竟什么是优秀，什么是不优秀，没有一个标准。我们在提升教授、副教授的过程中，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学术思想不能由学生评价，应由老师自己相互评价。我们要解决学术思想界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得每一个学者欣赏更优秀的学者。 同时我们也特别注重引入外国的评价，我们很多评价，包括招聘教授、招聘教员，一定要请外边的优秀的、在国际上有知名度的人写评语。 我们的评价也是公开、透明的，光华管理学院在提教授、副教授的时候，程序都是所有申请人给所有的教授做报告，对你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说明，然后进行讨论，进行不记名投票，这个投票并不决定最后的提升，但是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在教授投票当中，这个人得票很低，提交到学术委员会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反过来有一些人，最初并不是首选的，但是在教授的评价中非常高，可能就把他列为最优先考虑的提升对象了。 在建立学术标准方面，我们非常注意核心期刊的认定，政府搞了一些社会科学的核心期刊，光华管理学院对其中的大部分是不认同的。我们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标准制定出在哪些杂志上发表论文才可以作为申请晋职的资格。我们对有些教授在很糟糕的杂志上发表论文，认为不仅不应该奖励，而且还应该罚款，是给我们丢人。 在实施评价体系中，光华管理学院的学术委员会也是不断调整的，越来越年轻化，自1999年以来，一半以上的学术委员已经调整了，新进的学术委员会的人员都是在这个领域里出类拔萃的学者。 第三方面，创造一个研究型学院文化氛围。过去教授平时都在家里，只是在上课的时候来学校，和学生见一面，这不像一个学校。一个真正的研究型的学校，教员应该是用大量的时间和学生一起交流，包括吃饭可能都在讨论问题。看一个学校的教育水平，你可以看在饭桌上大家谈论的是什么话题。光华管理学院在这几年做了很多工作。从1999年开始，我们开始进行“午餐研讨”。国内的学术会议比较少，非常可怜。我们鼓励我们的教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当然前提是在这个会议上有论文进行演讲。我们也在不断加强与国外商学院研究方面的合作。走出去，请进来。 第四方面谈谈我们的博士项目。中国大学的博士项目已经搞了20多年。我有时候在想，中国博士项目是不是引进得太快了？当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准的时候，我们却在培养博士。 我们知道在中国人文科学界经常招在职博士，有官位，或者官位比较高，这样导师脸上有光，或者有钱，可以给导师研究经费，这是文人自己贬低自己。 我们从1999年开始，第一步，50岁以下的博士生导师不能招收在职博士，这在国内当时还是比较超前的；第二步，录取的时候不再确定博士是哪个导师。这样在招生这一关就杜绝了很多不正之风，保证招生的质量；第三步，我们在去年开始不再招收在职博士。 同时我们也设立了新的项目。这些项目是全英文教课的项目，第一年我们招收了7个人学习市场营销、组织行为专业，这是需要精心打造的。这个博士专项，我们请的都是国际上有名的教授来授课。 下一步我们要全面废除博士生导师制度，博士生导师制度在中国是特殊的现象。在我们国家教授、副教授水平参差不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选择教授当中的一部分当博士生导师。光华管理学院有十几个讲师，带博士生水平绰绰有余。同时有一些教授并没有足够的水平带博士生。我们以后要废除博士生导师制度，根据论文的方向选定导师，实行双向选择。 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在中国很多的学校里面，一些导师，一个人带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博士，不知道这个老师怎么带这些博士，放羊都要有一个数量，太多都管不了，何况是带博士生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 第五方面，博士后制度问题。在国外，博士后找工作，找不到工作就给别人做研究助理，或者做一些研究，主要是研究者。在中国博士后已经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制度。在念博士后的时候可以提副教授，念完一个博士后以后又申请到另外一个地方念博士后，两年可能就提教授了。光华管理学院过去也有这样的情况，现在有严格的规定，博士后期间，任何人都不要想从我这儿提副教授、教授，有本事到哪儿工作到哪儿提。现在我们放得更开了，如果导师有钱、有项目、有研究经费，就可以雇、招博士后，作为研究助理。但是有一条，就是这个人必须有学术前途，不能随便找一个博士后就可以，而且不能找在职博士后。 另外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们在行政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中国传统的商学院完全是内向型的，这是行政管理方面，所有的行政人员，按照传统的观念讲就是国家干部。一个人一旦抱上这个铁饭碗，他工作的积极性就大打折扣。我们过去有一些行政人员，没有什么水平，但是他敢对教授发脾气。从1999年开始，光华管理学院大部分行政人员是从市场上招聘来的。　 最后一点，就是商学院要跟传统的计划经济下高度集中的政府体制进行斗争。过去的政府部门评价体系应该废除，否则对中国的商学院发展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市场，就应该自然形成一个评价体系。政府要真正放权，不要对学校管那么多。政府应该相信，学校会为自己的品牌、名声去做努力的。 如果政府在这个方面采取过多的干涉，中国要办成一个商学院真是比较难。我这几年亲身的经历感觉，如果没有过多的政府的限制，我想花三分之一的精力就可以达到现在同样的效果；如果我花三分之二的精力，可以达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 我们要创造一个研究型大学，要形成一个专业化的学术队伍。

附读者评语摘录：

研究型商学院，路漫漫其修远兮 大学总是自以为是地把自己视为万事万物的追问者，各种秩序的原始缔结者。当中国的大学涨红了脸略带一丝羞涩感要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其实这种呼声的高音段位来自商学院，脖子最粗的也是商学院的教授。仅仅有 不到二十年的商业发展历程，多少给这场商学院的歇斯底里的狂想蒙上了一层浮躁的烟云。失望和愿望的高度从来不二。北大光华的张维迎副院长在《商学院的出路和企业人才战略》一文中提到：“最关键的是中国商学院教授、学者并没有真正地从事有关中国商业实践、管理实践的研究”，“我说中国商学院的老师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不懂管理实践，而是没有管理的理论，没有真正的研究管理问题的分析能力和构建模型的能力。” 为什么商学院的教授不真正从事中国商业实践的研究呢？ 且不谈论精英和草根商学院的姿势。把精英埋在草根间固然可恶；但是把草根硬往精英中拽，未免费力不讨好。商业社会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贵州农民、核电站和中关村并存的幼稚的商业社会，更是对精英和草根的界限的模糊不遗余力。正像二十 世纪末期那场惊心动魄的.com运动的末班车上，挤满了各色两眼除了欲望和自欺外一无所有的青年人——他们休学甚至退学来发泄被各种机会搅得不知道北京是在黄河南面还是北面的不安。这样的模糊同样在雨后春笋般成长的商学院中蔓延。除了光华这样中国的领袖级的商学院，其他压根不过是“大学，也需要大楼”的忠实的信徒而已。 林毅夫在回答中国人什么时候可以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说：“这需要中国有一批经济学者达到世界级水准。”真理往往过于朴实而被了无休止地遗忘。但是，它同样适用于商学院的发展。但是，像我这样的一介草根，不可能去幻想他们如何成为世界级的大师的。我只是隐约地觉得有一个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商业模式和理念的崇拜情结。可以极端的说，中国的商业社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根本就没有沉淀什么商业的传统和商业的精神；即使是有，也更多是经验性的，是打上了计划经济的色彩的。看看我们的青年和商业人士阅读商业书籍的过程——首先必须承认，商业是个实用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经商要学胡学岩》、《厚黑学》、《三十六计》等等铺天盖地的被盗版，完全可以看出转型社会的中国人面临的眩晕和不适应。当韦尔奇的自传以不可估量的速度在中国畅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根本没有商业管理传统的对一个极端个案的的商业人士的成功所表现出来的热情。而我们的商学院的教授或者是学者，由于见过了“真商业社会”了，所以稍微幼稚却在迅速成长的商业社会表现了难以置信的懒惰——美国的模式，就是我们的明天。事实上，反对者并非阒息无声。《萨缪尔森批判》的作者韩德强。还可以看看人民大学有个群体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它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失望。先什么也不问，把经济现象撇开，把西方经济学的不是在序言写几章，又在末尾写几章，这注意，那小心。先把意识形态的章盖了再说，姿态是极端有远见的——规劝下一代千万不要中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毒了——谨慎和保守僵化和顽固靠得太近了。即使聘请陈岱孙先生顾问，也不足以阻止它的空洞带来的被讨厌。美国模式的移植正在让这种声音变得无力，或者说被东西方基于同样拥有欲望和消费的的偶合所湮没。于是下面的道理就再也简单不过了，中国的主体经济学者当然是要研究中国的商业的，可是，中国的商业不过是五大湖、阳光加州的长江黄河版本，至多要关心的就是看看中国的商业的“美国化”的程度有多深而已，那么还有必要去研究中国商业的实践吗？倒不如把我们从国外的学习传授给下一代，让他们成为新规则和新伦理的忠实守卫者。于是，学术的动机就这样被掩埋了。 如果要说，中国的商业模式缺乏传统，没有人会反对。但是说中国的商学院也同样缺乏，未免也太挑衅了些。但是这是事实。诚然，传统不能够完全用成立的时间的长短来衡量。但是，我们被迫相信，商学院同样在经历中国跨越式发展、三级跳的心惊胆战。教授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商学院，在自身的管理和激励上缺乏勇气和建树。高智商人群同样需要领袖和激励。但是，更多的人在自觉地降低商学院教师的地位——他们不再是学问和智慧的化身，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就业岗位而已。我甚至不无偏激地想，一个个不是对知识和学生的未来而是对面包充满疯狂的渴望；他们不是市场上的失败者，就是市场的畏惧者，或许只有大学，这个急剧成长的粘稠酱缸还可以让他们在失落的对田园生活的浪漫化幻想中去寻找自己喘息的机会。当北大的某些教师把自己看做是弱势群体的时候，我就这样彻底的想了。而且，张维迎在强调部分的讲师的工资比自己和厉以宁高的时候，我唯一感受到的是激励的单一和世俗。 哈佛毕业生袁岳说商学院的毕业生缺乏战斗力，由此以为它应该是一个职业学院，应该讲究匠术的学院，（精英）商学院永远也不会像个纯粹的商人那样去适应商业社会的每个细节。或许商学院一方面企图成为中国商业传统的沉淀者，成为商业精神和人性契合的追寻者；另一方面，她的眼睛必须盯在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子的商业人才上来——或许光华会想需要的是商业精英和意见领袖，但是，我想说，战斗力不强或许（in turn）是太注重“匠术”的传递了。笔者所在的商学院至少是这样。大学与中学几乎缺乏了不同。商学院教给我们的应该是，在条件变了，假设变了，模型就变了，结论和行动也变了。“讲究匠术的学院”或许对草根商学院更加合适一些。 商学院开不开，要不要开社会学？至少像光华——志在培养中国的商业精英的学院要不要开？（对不起，我不知道她实际是否已经开了）一个企业人士在阅读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不无感叹的说：“这是一篇绝好的商业战略分析书。”商学院只教授经济学行不行？现在，我相当于在问废话，没有人会拒绝的。 当我想到当年敲打机械的泰勒工程师和现在我们衣装整洁的教授眼镜后边那氤氲的眼神的时候，我就知道，研究型商学院，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