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应开征土地税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塞缪尔•布里坦

“公路建好了，街道建好了……电灯把夜晚变成了白天……土地垄断者对所有这些改善完全没有……贡献，然而它们中的每一条都提升了他土地的价值……”

你认为是谁说了这番话？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还是我自己在心情不好时候说的？正确答案是，它是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一战前任自由党内阁大臣时说的。他说这番话，是为了支持富有争议的1909年《劳合•乔治预算案》(Lloyd George Budget)，该预算案遭到上议院(House of Lords)摈弃，但最终却促成了永久性削弱上议院权力的《国会法案》(Parliament Act)。
该预算案最富争议的部分，不是引起历史学家注意的所得税或社会保障措施，而是关于征收土地税的提议。现在，土地税又被再度提起，尤其是在英国的政治圈子内。在1909年，关于这项税收的准备工作曾有序地进行着，包括对土地所有权进行的必要调查。但这项工作被战争打断，再也没有重新启动。同时，劳合•乔治(Lloyd George)被赶下台，丘吉尔也转投保守党。
1945年，工党政府曾尝试对“土地开发价值”采取折中的征税政策，但因法律上的障碍而放弃。现在，英国联合政府中的少数党自由民主党大肆吹嘘的豪宅税(mansion tax)，只不过是现有地方税的一个调整。
不过，土地税绝非什么骇人听闻的布尔什维克思想。相反，它是最古老、争议最少的经济思想主张之一。其理论基础是由极受尊敬的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19世纪初提出的。许多大臣都表示，如果一种税对劳动和企业没有抑制性影响、却有着强大的再分配作用，他们会迫不及待地接受它。问题在于，大量的必要准备工作需要不止一届议会来完成，而征收土地税赢得的任何赞誉，都将记在最终出台这一举措的那届议会头上。
有一类话题会使评论者分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由大多数人组成，他们对该话题闭口不谈；另一个阵营由少数人组成，他们只谈论这个话题。土地税就属于这类话题，基本收入也是。其结果是，土地税的支持者们会显得很古怪。即使你只是提了一下这个话题，也会让来自两大主要政党的大臣们露出无聊的眼神。
一个基本情况是，土地的供应量是固定不变的——除了极少数像荷兰那样填海造陆的例子。但由于土地具有稀缺性，因此，土地所有者除了能靠建立在土地上的企业获得正常水平的回报，还能获得一笔额外收益。英国非金融和非石油企业的营业毛利为每年2000多亿英镑，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20%。其中一部分——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多少——并非真正的利润，而是土地回报。
可用土地的供应量在一种情况下会增加，那就是地方政府把过去禁止开发的土地释放出来，以供开发。一些土地税的支持者指出，土地开发后出现的增值是由“社会”创造的，因此社会有权分享部分增值。但如果持这种观点，土地税的适用范围就被缩窄了。即使是对过去一直处于可供开发状态的土地、或现在仍用于农业的土地，土地税也依然是适用的。
伦敦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委托其他方面针对税制所做的《莫里斯评估》(Mirrlees Review)，认可征收土地税的观点，但担心难以区分土地价值与其上建筑物的价值。这一困难被夸大了。英国《金融时报》大楼方圆一英里内的房地产开发商告诉我，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丝毫困扰。毕竟，如果两座特点非常相近的建筑的售价差距很大，其差额可以很合理地归于土地价值。《莫里斯评估》建议，应该用土地税取代营业房产税。
这是一个合理的起点，但不是终点。经过深思熟虑而制定的土地税，应该能令两大主要政党都满意，更不用说背弃原来信仰的自由民主党了。不论人们怎样看待财政紧缩，即使仅仅出于人口趋势的原因，政府在未来也都需要新的收入来源。在大部分西方国家，老年人相对于就业人口的比例预计都将上升到可怕的程度。一些国家已经拥有温和的土地税，但其产生的税收收入还远不足以像19世纪改革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设想的那样取代所有其他税种。只有在它成为主要税收来源的情况下，才值得做出如此重大的调整。
毫无疑问，一些小报会把土地税写成对拥有一个小花园的普通住宅所有者的威胁。我们必须预先为此做好准备。就像所得税有征收门槛一样，土地税也必须设置类似的门槛。如果政客们真的打算像他们有时声称的那样“想人之所不敢想”，就应该从这里着手。
译者/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