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还不知道有什么重庆模式，前一阵看新闻听到的，上网一查竟然煞有其事的有很多关于“重庆模式”的内容。
       所谓“重庆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大规模）打黑反腐”、“唱红”、“建立公租房”、“官员下基层同吃住”（三进三同）、“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行业的犯罪行为”、“启动户籍制度改革”、“贫困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绿化重庆”；除了唱红和打黑还可圈可点，剩下的每个省份都在干，如果这样都算是个模式的话，陕西模式、河南模式、江苏模式·······层出不穷！ 薄 有点夸大自己的功绩了
       与“重庆模式”齐名的还有“广东模式”  ：思想解放，赋予“深圳模式”以政治、文化与精神、内涵，东莞的“腾笼换鸟”、广州的财政公开、顺德大部制改革与深圳的权力制衡试验等等。
       相比之下，“广东模式”还确实有些东西，不像“重庆”干巴巴的，像是吹牛逼！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肖滨教授：重庆模式短期占优势，“广东模式”更具生命力
　　近日肖滨教授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认为，“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均可视为中国模式下的典型范本，短期内，基于各种原因与气候，“重庆模式”可能在中国大陆占据某种优势，但长远来说，“广东模式”将更具有生命力。肖滨认为，重庆模式重视“对体系的维系与巩固”，广东模式则“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在经济领域，重庆与广东都重视经济发展，也关注民生问题，但前者突出经济发展中的ZF作用，后者则更重视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机制；在涉及意识形态的价值领域和舆论空间，肖滨表示广东一直尝试在体制和价值中增添法治、民主、公民权利等新元素，当局也确有一些具体工作，包括广州近年推进依法治市，实已产生一定效果。另外，在全国各地的媒体中，广东媒体的表现有目共睹，最能体现开放、理性、宽容、竞争与批评的态势。重庆则强调价值重建中的红色话语，试图以“唱红歌”之类的活动来重建民众的价值观；重庆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社会控制中主动出击，集中体现在重庆近年的强势“打黑除恶”。而广东模式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体系机制的不断改革，一直在为中国的城市治理与改革开放提供具有创新意义的选项，包括广州ZF的预算公开化、顺德的“党政联动”大部制改革、河源与惠州的网络问政、深圳党内民主的试点以及广东各地推行社会管理中的多元共治等。“广东这些试点可能会连成线，最后连成面，为中国政治改革探路”。
　　肖滨认为，“目前看来，‘左’的势力与声音确实是在放大。”不过，他强调说，迄今为止并无证据显示中央最终肯定哪个模式，虽有重量级人物对重庆给予肯定，但也无事实表明有谁在公开否定广东模式，目前作出判断为时过早。他也指出，距中共十八大（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还有一年多时间，关于两种模式的争论，不仅为十八大的人事布局埋下伏笔，也将影响中共高层对下一步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和确立，为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发展方向、发展节奏的调整提供选择空间。
　　秋风：欢迎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的竞争
　　在中国模式这个宏大框架之下，同时运行着两套治理机制，其一是ZF控制和使用资源的大ZF管理机制，这是从前三十年传承而来的。其二是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的治理机制，这是前一个统治机制有所松动，而在过去三十年中逐渐生成的。总体上而言，这两套机制处于某种胶着状态，也可以说是某种平衡状态。在这种混合的体制下，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但同样是在这种混合体制下，这种快速经济增长也伴随着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都试图对目前的混合体制的内部紧张作出回应。区别在于，重庆模式准备通过部分地回归原有体制，缓解当下的社会冲突。广东模式则因应市场和市民社会的扩展，推动制度变迁。对于重庆模式、广东模式，以及其他可能存在、只是没有被人总结出来的模式，人们不必忙于下结论，更不应刻意压制。无论如何，这样的制度竞争本身是一件好事，它有助于发现最有助于解决当下中国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方案。
　　杨恒均：“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重庆模式的本质是用红歌“教育”人民，用打黑对付不听话的少数人民。而广东模式，自从汪洋提出思想解放，到几乎每年一次与网友交流，以及每年两会等在各种ZF部门会议的讲话，汪洋书记几乎从来没有直接面对广东民众“发号施令”过，更没有以任何方式要“教育”广东人民(当然包括我在内)。他一方面同网友平等交流，另外一方面却向官员声嘶力竭地灌输执政理念，他的很多讲话，都能够成为教育党员干部的经典(例如诸如“官员认为老百姓不听话，老百姓认为官员不像话”等等)。自始自终，汪洋始终避免扮演一个“教导”民众的导师角色，在广东的民间，你几乎听不到有人会提起汪洋如何如何，而在重庆，民众常常提起“我们的薄书记”……
　　网友谢旭楠：从劳资关系看“重庆模式”与“广州模式”
　　从两个地方处理劳资关系方式的不同着手，尝试比较这两个模式。并指出，用“广州模式”来代替“广东模式”会指代更加明确。在国家治理方面，广州ZF表现出理性官僚和受民意约束的一面，如番禺垃圾焚烧场在强大的民意前搁浅就是一例。在媒体上，广州媒体的自由、宽容是有目共睹的。在缓解社会矛盾上，广州ZF已经开始能较好使用疏导的方式来解决，如南海本田罢工和南沙丰田电装厂罢工事件都被定性为劳资纠纷，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并不是整个广东省都有体现这样的一种模式。广东省其他城市，特别是珠三角以外的城市，依然在遵循着旧的国家治理方式，如ZF与黑社会勾结、无视民意的“大气”规划、封闭无独立性的媒体等。肖滨教授认为，党对权力的垄断逻辑和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存在内部紧张性是中国模式的困境。笔者进一步认为，对这种紧张性的不同处理方式体现在“重庆模式”和“广州模式”对劳资关系的不同认识上。重庆在劳资关系上是一种ZF通过行政权力来干扰市场运行的做法，而广州在对待劳资关系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这从南海和南沙罢工的妥善解决都可以看出。当然，我们不可忽略这样养一种进步是在多年来牺牲了许多农民工的利益后换来的，而且广东省其他各地的劳资关系依然没有显著的改善。当我们用对待劳资关系的态度来看“重庆模式”和“广州模式”时，更加清晰看出两者的不同。一是用国家权力控制社会来满足资方的要求，以此获得经济增长来换取合法性；另一个是从偏袒资方到帮助劳方，以牺牲一定的经济效益来换取合法性。这两者的不同显示了处理党对权力垄断逻辑和市场经济竞争逻辑的不同方法。笔者认为“重庆模式”还是没能走出中国模式中经济和合法性互动的旧逻辑，而“广州模式”的尝试更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