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工商时报 郭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普遍改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然而，不能忽视这样的一个事实：过去26年的发展是以“牺牲局部利益”为代价换来的。比如，长期以来政府的政策是倾斜的：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向外资企业倾斜；国企与民企之间向国企倾斜；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向城市居民倾斜；这些局部利益的暂时牺牲是完全必要的，但它毕竟不是和谐的，积累起来就形成了我们关注的“弱势群体”。

两会代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反映了中国立法机构的前瞻性和民意性。我认为，为保障中国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重新审视和制定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新标准不仅非常必要，而且恰逢其时。

应该说，过去评价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GDP等硬数据，而很少关注人民大众的切身感受等软数据。缺少对人的直接感受，如“幸福指数”等软指标的关注，就会常常发生大家不愿意看到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

要不但关注经济硬指标，而且更要关注人的软指标，并把它和经济硬指标挂钩，互相促进，协调发展。说到底，经济发展的最后目标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而日子过得好不好其实是“个人的感觉”！

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非常关注“幸福指数”这一软指标。美国联邦政府和英国内阁最近都拨巨资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聘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等专家坐镇，计划在明年设立衡量人的幸福感的指标，使它与GDP一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也许“幸福指数”还会改变人们对经济增长指标的看法。比如美国的研究发现，近几十年来美国经济产出的显著增长并没有让人们觉得比以往更幸福。于是美国有人提出，如果GDP的增长不能让人们更幸福，政府为什么还要致力于GDP的增长呢？“幸福经济”一下子成了经济学家和政府的热门话题。

盖洛普从1994年起开始在中国进行全国性的消费者调查。数据说明，中国消费者的总体满意度(相当于“幸福指数”)在过去十年内呈先升后降的趋势：按100分为满分，1994年的“幸福指数”为69分；1997年最高，达到71分；十年后2004年的指数却降到了67分。盖洛普的数据还表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段时间，中国农民的“幸福指数”高于城里人。我认为，中国人的满意度数据至少说明两个问题：首先，人们的“幸福指数”并不随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同步改善。我们在注重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创造精神生活，仅用GDP衡量经济发展的水平是不充分的。其次，国家未来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弱势群体”，即被改革开放的政策“牺牲了”的那部分企业和人群，如私企、农民等状态的改变。

如果各种所有制经济和谐发展，各阶层人民和谐相处，则中国人民幸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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