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儿子、孙子从事与祖父相同或相关的职业，为什么富人的后代中富人的比率较高，为什么贫困人群的后代贫困的概率较高？上一代的职业和财富与下一代的职业和财富有什么样的关系？这就是社会流动的概念。社会流动属于社会学上的一个概念，早期大多是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代际关系进行研究的，如Galton（1869年）就对亲戚中的卓越人才以及子女与父母间的身高关系进行了研究，这个概念现在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

社会学家一般是把社会流动作为社会分层的一个内容进行研究的，在社会学家的定义中，社会流动指个体或群体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运动（吉登斯）。社会学家把社会流动分为两类：一种是横向流动，即社会成员从一种社会经济水平向同一水平的另一种地位移动，例如，一个人换了一个单位，但职务和工资水平基本没有变化；另一种是纵向流动，也就是所谓的“阶层变迁”，又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是社会经济水平的上下运动，即职业、职务、收入、社会地位和原来都有较大的变化，高等教育的扩大、互联网和“新经济”的出现等都是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社会学家感兴趣的主要是纵向的社会流动，这种流动可以是代际流动，即祖父与父亲、父亲与儿子之间社会境况的流动；也可以是某个人一生中的地位变迁，也就是代内流动。在代际职业相关性研究中，社会学家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职业特征在向下一代流动中存在着巨大的惯性，特别是在工人中这种惯性十分巨大，农业劳动者中这种惯性则较小，而这种现象在相对落后的农业国也许是相反的。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的垂直流动是是衡量一个社会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因为一个社会越开放，那么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成功（向上流动）的比例也越大，因此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社会流动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代际流动”实际上翻译成“代际传导”可能更为贴切些，“传导”本来是物理学上的一个概念，但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时可以说明上一代的经济特征在向下一代转移、流动时存在一个变化或耗散的过程。近些年来，经济学界对社会流动或代际传导的研究发生了新的兴趣，经济学家通过使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如供给与需求、投资、激励、市场失灵等对社会流动和代际传导进行经济学上的解释。对社会流动的研究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也是西方经济学研究动态化潮流的一个证明。经济家对代际传导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代际传导作用的领域是哪些？代际传导影响经济状况的机制是什么？公共政策对代际传导机制的影响是否有助于实现经济上的成功和社会的公正？

早期经济学家从对美国统计数据的研究中发现代际传导作用是不明显的，Blau和Duncan(1967)发现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经济状况的关联度很低，Becker和Tomes(1986)则计算出在美国父母收入和子女间收入的关联度只有0.15，似乎应验了一句中国老话，就是“富不过三代”。Becker(1988)在出任美国经济学协会主席的就职演说中说：“低收入和高收入一样，在父亲向儿子的流动中是不明显的”，他的这种观点代表了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这种观点也证明了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在机会和成功面前人人是平等的。但是，其他经济学家发现Becker等人研究的统计数据中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在对统计数据进行修正后，代际关联度是Becker等人研究的三倍，Seymour和Reinhard(1959)的一项重要的有关社会流动的国际研究对美国等9个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并集中探讨了男性蓝领向白领的流动，发现美国并不比其它国家更开放，蓝领和白领之间的垂直流动的总量，美国为30%，而其它国家为27%-31%。

经济学家对社会流动的兴趣时间并不长，而且经济学家关注的是纵向社会流动，这些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经济学的代际传导研究内容一般是经济指标，或者说经济学家有时只关注经济指标，这些指标中的主要测度都是以收入为基础的；第二，代际流动的研究以家庭数据为主。经济学家首先研究了经济指标在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的弹性，如Solon(1999)和Mulligan(1997)对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了测算,Mulligan的研究中的估算是这样的：代际消费弹性是0.68，代际财产弹性是0.50，代际收入（工资）弹性是0.34，代际间受教育年限的弹性是0.29。最新的研究（Mazumde，2003）通过对美国社会保险局的大量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三年中父亲与儿子的收入弹性为0.27，但六年中父亲与儿子的收入弹性达到0.47，十五年中父亲与儿子的收入弹性达到0.65，时间越来，这种代际关联度越大。

Hertz(2002)的一项研究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与他们子女间的确存在着一种关联度，这些结论尽管属于经济学的研究，但也有社会学上的意义，他在大量的家庭数据中发现，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群中，下一代继续成为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群的几率为22.9%，下一代成为最贫穷的十分之一人群中的几率为2.4%；最贫穷的十分之一人群中，下一代继续成为最贫穷的十分之一人群的几率为31.2%，成为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群的几率为1.3%。可见穷人的后代要想成为富人的可能性和富人的后代成为穷人的可能性都很小，难怪当把职业、收入进行纵向的动态考虑时，无论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必须承认社会阶层的存在，社会流动就证明了这一点。正如Giddens（2001）所说，尽管“传统的阶级观念已经极大地削弱了，但是，阶级划分仍然是现代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核心，阶级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并且阶级成员资格与一系列的不平等相关包括生活预期和整体健康状况以及获得教育和高报酬工作的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

造成社会流动的因素是什么？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关注的是不一样的，社会学家关注的面更广，社会学家索罗金在一本社会流动的专著中提出了“通道”的概念，也就是为个人从一个水平通向另一个水平提供方便的社会类别和社会因素。索罗金认为这些通道包括：军队（在战争时期，军人晋升十分迅速）、教会（如18世纪前的欧洲）、学校、政治集团、职业组织、谋取财富的制度（商业、工业）、家庭（通过婚姻和结盟改变原来的社会阶层）。除了通道外，还有一些制度起到了调节作用，例如教育制度，一般人都认为教育是从原来较低的社会阶层向较高社会阶层流动的较好形式，也就是公共教育真的会增加社会流动、减少基于出身的机会不平等，但包括索罗金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反对这种观点，多项数据表明，同样是国家提供的义务教育，但高级官员的儿子在学业上成功的机会仍然比工人的儿子要大得多。经济学家对社会流动研究的范围要比社会学家的小，因为经济学家会把一些不能量化的因素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掉，尽管有些因素十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经济学家对于纵向社会流动成因的研究，主要关注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代际间流动的重要作用，特别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经济特征代际流动的关系，人力资本投资对代际流动的作用早期有Becker和Tomes(1979)的研究，近期主要有Solon(2002、2003)、Dunn(2003)、Haider(2003)等人的研究。经济学家近期也也关注遗传、环境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社会流动与城市化的关系，以及经济政策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社会流动在经济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尽管现在对它的机理还不十分清楚。对经济学来讲，社会流动是一种动态的分析思路，它不仅仅如社会学家卡泽纳弗所说的，提供了“关于社会现象的重要方面之一的社会约束与个人自由之间关系的情况”，对经济学科来讲，它重新把经济现象放到了一个大的社会视野中进行研究，它把经济、政治和其它因素都联系在一起，是经济学向社会科学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