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日本》和《在不确定的世界》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Value公布2004年最有价值的十本商业类图书结果和评述的时候了，心情却颇为踌躇。因为尽管我们每年至少要读200本以上的书籍，可是读完后让我们有冲动向朋友推荐的不会超过10本，而我们的评选又要限制在财经商业类型的范围内 。 　　另有一个让我们为难的情况是，在2004年内阅读的书籍未必是当年出版的，比如在我们推荐评述的书目中有《一个华尔街瘾君子的自由》([美]詹姆斯·丁·克拉默 著，中信出版社)和《蒙代尔经济学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前者是一家美国对冲基金经理人和Street.com网站的创始人所著，书中叙述的经验颇值得国内投资人借鉴；后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的六本选集，其中涉及的外汇与黄金市场的分析评说 真是精彩，可惜两本书均是2003年10月至12月的出版物，在这儿只能失之交臂了。 　　首先把我们认为2004年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最佳商业类书籍介绍给大家吧，入选书目是《拯救日本》和《在不确定的世界》，它们的质量不相伯仲，难以取舍。 　　《Value》有关《在不确定的世界》的书评作过两次，最近的一次是在2004年11月的《Value》(《谁是下一个格林斯潘》)，我们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鲁宾这位克林顿时代的财长的自传十分扎实深刻，只有当年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的《时运变迁》 可与之相比。作者以独有的财经高官地位经历，加上其亲身介入了90年代的世界经济动荡，准确客观地加以总结分析，绝非一般手笔可比。 　　2004年的中国坊间，至少出了两本揭露日本暧昧甚至龌龊历史与现状的书，一本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美]赫伯特·比克斯 著，新华出版社)，它戳穿了裕仁天皇在侵华战争和二次大战中仅是个被动角色的谎言，事实上，此人阴险狡诈，直接参与了几乎每次日本战争暴行的决策过程，是个积极的战争贩子。另一本就是《拯救日本》了，作者作为一位对日本很有研究的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 一扫多年来出版的许多有关日本银行与泡沫经济问题那种吞吞吐吐的笔法，直捣日本金融界和企业界的核心人物的为人处事，将九十年代以来日本银行界的层层黑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Value》2004年11月的封面故事《资本市场的孩子》的素材大致出于此书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 　　如果硬要取舍的话，我们认为，2004年最佳商业类图书授予《拯救日本》更为妥当。 　　《银行业王朝的衰落》 　　我们推荐的第三本书是《银行业王朝的衰落》，这书的封面设计得颇为学术，其实十分通俗易懂。作者R.彻诺写过《摩根财团》和《工商巨子——洛克菲勒传》，都是洋洋洒洒，蔚为大观，《银行业王朝的衰落》却是本小册子，可以一口气读完。 　　在一般的金融市场中，呈现的无非是银行家、企业客户和投资人的三角关系。在JP摩根时代(20世纪早期)，银行家的权力凌驾于企业客户之上，而对投资人来说，这种不平衡则更加明显。事实上，银行家之所以能够控制公司，全是因为大部分投资人都不够份量且 四散分布，于是，公司不得不听由银行家的摆布。当时有位摩根的客户纽海文铁路的老板梅伦就曾经大言不惭地对记者说：“我虽然带上了摩根的项圈，但是我觉得无比荣耀。如果摩根先生为了他的利益，派我明天到中国或西伯利亚去为他的利益工作，我会立刻去收拾行李 ”。 　　二次大战后，三角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让众多的投资者的钱汇拢过来，为企业提供资金。而有些大公司随着规模的急剧扩展，拥有大量现金流，无须再受银行的牵制。最惊人的变化是，共同基金已经成为庞大资金的供应者，持续发挥它资本分配的 功能。这两种力量的强大，无疑让银行家势力大为衰落。 　　在九十年代之前，还有一个以银行为主导的日德间接融资模式被人认可。但如今形势已很明显，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融资模式将统治全球。中国在十年前也对资本市场不以为然，银行才是至高无上的金融之王。形势比人强，尽管中国股市走得磕磕绊绊，目前大量的 企业都在向资本市场*拢，乃至银行也成为中国股市最大的融资者之一。中国银行业的角色失落是注定的，不过，它能否也像美国同行一样，风头被共同基金以及背后的养老基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彻底盖过，是我们今后应该注意观察的。 　　彻诺的另一本描述世界银行业王朝的长篇著作《华伯格家族》没有译成中译本(至少是简体字本)，而它在《银行业王朝的衰落》的一个章节里有些介绍。 　　华伯格家族是德国的犹太人金融世家，犹太人银行业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崛起，主要是由于当时基督徒被禁止以利息生利。在其后的王公贵族挥霍和争霸战中，犹太银行家成为稀缺资金的中介和提供者，最著名的便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是在JP摩根之前享誉世 界的大财团。但在罗斯柴尔德发迹的半个世纪前，华伯格家族已开始从事金融业了，并在纳粹时代成为德国地位最高的私人银行。 　　在1866—1879年间，华伯格家族有五兄弟相继出生，开始了这个家族史上最多姿多彩的一章。长子阿比13岁时把华伯格公司合伙人资格让给比他小一岁的弟弟麦克斯，条件是麦克斯提供他一生所需要的书籍。结果，阿比成为一个艺术史家，收藏了8万本书， 包括许多稀有昂贵的书籍。后来，为逃避纳粹焚书，这些书送往伦敦，建立了华伯格学院。 　　老三保罗和老四费利兹成了华尔街两家大投行的女婿，保罗在1916年成为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副主席，并准确地预言了1929年的大崩盘。费利兹热衷于美国慈善事业，无意中帮助了自家投行对大学、教堂、医院资金的管理。老五佛利兹表现则一般。 　　二次大战后，华伯格家族在伦敦出现了一位人物西格蒙，他再一次为华伯格公司带来了辉煌。西格蒙是最后一代关系式银行家的佼佼者，他坚持以研究客户性格作为判断依据，比如客户打什么领带之类的细节就很重要。一次，在一笔生意快要做成时，西格蒙注意到对方 客户衬衫袖口上绣着姓名字母，觉得他只不过是个爱慕虚荣的暴发户而已，就放弃了这位客户。但西格蒙80年代初去世后，华伯格公司开始走下坡路，并在1995年被瑞士银行兼并。 　　读过彻诺所著书籍的人可能会发现，他的特长在于表现人性和周围环境的互动。彻诺最后评论道：“实际上，西格蒙的世界已经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人的精神可以长存，但是支持他存在的世界却不行。西格蒙爵士一向善于把握时机，果断地选择了退出人生舞台的最佳 时刻”。 　　《东张西望》 　　现今中国人写管理学札记的不少，但耐人寻味的不多，《东张西望》属于后者。作者肖知兴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教师，对西方管理学的精义有所领悟，对中国管理实践的评论倒也谈出了一些东西。 　　从《东张西望》的字里行间中，我们看到了管理大师明茨伯格对肖知兴的影响可能最大。许多年前，我向美国管理学教授孙涤先生请教，他向我推荐了两位最心仪的管理学家，一位是德鲁克，另一位便是明茨伯格。他们的共同点是思想性强，批判性管理学的老生常谈。 在肖知兴眼里，西方管理学的学术研究界和大众出版界隔阂非常深，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意思，明茨伯格却是极少数能够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人物之一。在学术界，他是战略学的开创性人物，江湖地位一直巍然不倒，2000年获得美国管理科学院的“杰出学术贡献奖 ”。大众则赞扬他是当今少有的管理思想家，他对时事不留余地、锋芒毕露的批判时时见诸报端和畅销书中。 　　在《人力资源》这篇短文中，肖知兴受到明茨伯格的启发，质疑何时人变成了一种资源？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并没有一个叫做“人力资源”的项目，员工虽被雇用，但其人力资本只属于个人。工资与劳动合同能买到他们的八个小时，但却无法买到他们全心全意的投入 与忠诚。与其说些“员工是最重要的资源”之类的鬼话，还不如就把员工看作是人，以诚相待，平等合作。 　　在另一篇《跨越边界的管理》中，肖知兴介绍了明茨伯格的国际实践管理教育模式(简称IMPM)。明茨伯格是美国MBA的激烈抨击者，他认为，MBA是以错误的理由用错误的方法教育错误的人，为此还写了一本书。MBA仅注重各种理性分析技能的盲点，其不 足之处经常会在管理实践中暴露出来。我有时也会面试几位从海外归来的MBA，开始的时候，他们把媒体的业务分析得头头是道，让我兴奋不已，便想请教他们如何具体操作，这时便会发现MBA们手足无措。所以，我不由得对他们说：“你们到这儿来，更像是来分析企 业案例的旁观者，而不是准备进入工作角色的”。 　　明茨伯格则用了七年时间全新打造了一个融科学、艺术与手艺为一体的IMPM管理教育模式。据肖知兴介绍，IMPM有许多创新，如只招在职管理者，最好由公司集体派出，他们不叫学生，而叫参与者。每两个参与者结成对子，到对方的工作岗位上去作为期一周的 访问，一般对方的工作都是在不同的公司和不同的国家。这让我想起国外一家电视台也有类似的创举，让报名人互换管理岗位，体会不同的工作情境，结果拍出的片子非常好玩。IMPM的交换岗位也许让人想起跳槽，但最大的不同可能是一位IT主管一般不会跳槽到国际 红十字会的非洲难民营，而IMPM能够提供这一经历。 　　当然，《东张西望》中还有很多是肖知兴的独到观察，例如《咨询公司卖什么》对中国咨询界的一些失败原因就分析得很好，其中的一点是咨询公司经常成为公司政治斗争的工具，所谓借刀杀人。肖知兴建议，咨询公司介入这类案子时要慎之又慎，这种钱还是不赚为好 ，因为它很容易把你的名声搞臭。而咨询公司要牢记马基雅弗利的“一个不英明的君主不可能英明地采取建议”的名言，也就是说君主的聪明程度决定建议的好坏，而不是建议的好坏决定君主的聪明程度。所以，谋臣的首要大事是选择一个英明的君主。咨询公司如果感到自 己能力挽狂澜，起死回生，什么客户的单子都敢接，麻烦就快来了。 　　《大狗：富人的物种起源》 　　70多年前，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对同行海明威感叹：“富人就是和平常人不一样”。海明威答道：“富人不就是钱多点嘛”。 　　现在，美国记者理查德·康尼夫又一次论证富人不一样的地方，但他使用的是动物社会学和进化心理学，就是将动物的行为和人作番系统比较。这些学问，我们已经领略了不少，比如《人类动物园》《自私的基因》之类。 　　《大狗》今年在中国出版译本后，人们议论纷纷，有的时尚媒体还以此作为封面故事，将书中的例子引伸至中国富人身上，效果也不错。 　　我们这里也举几个例子。 　　动物喜欢虚张声势，达到统御的目的，最经典的案例发生在非洲丛林中。黑猩猩麦克原来年轻而无甚地位，却开始研究女动物学家珍·古尔德帐篷外的两只空煤油箱。有一天，麦克撞击空油箱发生巨响，然后吼着向统治集团发起进攻，四个月后，它成为猩猩之王。这在 权贵人士中也是极常见的现象，几度成为意大利总理的大企业家贝卢斯科尼身材不高，每次开会，他的助理必定在他的座位上先摆个垫子，以便使他坐下来的时候不会比别人矮半截。逢到拍团体照的场合，贝卢斯科尼就在相机闪快门的一刹那间偷偷踮起脚跟。 　　CNN创始人特纳是《大狗》分析得比较多的样本。特纳在1997年突然宣布要捐10亿美元给联合国，这可是有史以来慈善家在世时一次捐献出来的最庞大的数目。在常人眼里，这一举动无法解释。但在大狗们的世界里，特纳这一招把比他更为富有的人都盖了过去 ，一时间成为大狗之王。这只要看世界首富盖茨的反应便一目了然，先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绝不会输给特纳，一年不到先捐出10亿美元，几个月后，又捐出了33.5亿美元，到了2001年，盖茨已捐出了210亿美元。 　　当然，特纳捐出了10亿美元后声势更大，到了2001年中期，他身价已涨到了90亿美元。 　　寸土必争的盖茨早在创业时代就显露了横行霸道的个性。当初他和艾伦合组微软公司，艾伦这个科技天才已经从大学休学，在研发公司的软件，领的薪水是公司第一位大客户支付的。六个月后，盖茨也义无反顾地退了学，两人对公司的贡献不分轩轾。然而等到两人要正 式设定合伙关系的时候，盖茨坚持四六分帐——艾伦四，自己六。理由是，艾伦比他早领六个月的薪水，而且艾伦放弃的是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学业，而他自己放弃的呢？是哈佛大学！截至1999年初，这个不平等的合同关系已经让艾伦少赚了150亿美元。 　　又如，在康尼夫眼里，富人们喜欢在郊外野地里盖别墅，可不是简单地环保或喜欢安静的缘故，它也和人类的非洲祖先在10万年前狩猎采集时喜欢站在稀树草原边缘上有遮蔽的地方的遗传有关。 　　不过，不要以为你现在不是“大狗”，就可以看着这些“爬得越高屁股露得最清楚”的富人，因为，我们大家也许全是“大狗”们的后裔，因为只有统御者能利用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获得更多繁衍后代的机会。而且，我们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富有，成为大狗，尽管我们口 口声声否认。 　　《粤海重组实录》 　　亚洲金融风暴后，广信的破产和粤海的重组是震惊中外的两件大事，几年后，曾在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6年的中国股市留下深刻印迹的深圳市副市长武捷思将他受命领导粤海重组的故事向大家披露一番，自是件有意思的事。 　　《粤海重组实录》中透露的一个细节可以为目前中国金融机构解决呆坏帐问题作些借鉴。 　　粤海1997年度财务报告的数据是总资产357亿港元，总负债283亿港元，净资产74.8亿港元。1998年11月10日到12月10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对粤海进行重点审计后，认定公司总资产只有215.8亿港元，总负债为307亿港元，资不抵 债为91.2亿港元，与粤海的自己报告相比差了166亿港元。到了1999年5月24日，粤海经过毕马威全面审计后，情况更差，它的总资产只有160亿港元，总负债是281.86亿港元，资不抵债121.86亿港元。 　　差距如此之大，是什么原因呢？ 　　毕马威在重点审计时，就提出了几大调整原因： 　　第一，粤海从1994年开始，陆续将其33家附属公司所拥有的91.4亿港元的应收账款、物业、存款、投资权益及其他项目转售给一家集团，该集团虽与粤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实体，但两者经营班子是相同的。奇妙的是，该集团并没有向粤海支付购买资产的 款项，只承认对这91.4亿港元资产所产生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而它自身也早已资不抵债，绝无能力对此承担责任。很明显，如果这91.4亿港元的资产是优质的，没必要转那么个大弯来做这种“财务安排”。 　　粤海明显是想把这笔烂资产藏起来。 　　第二，粤海在1997年将3家企业卖给上市公司粤投时，在合同上附带了保证上述企业必须盈利多少的条件，根据这3家企业的1998年实际经营状况，粤海要净赔12.49亿港元。 　　第三，粤海与一家香港公司直接或间接的有关投资、担保和贷款损失就达19.23亿港元。 　　上述3项拨备已达122.71亿港元，当时的粤海明显做了假账。 　　武捷思在总结粤海的失败原因时，并没有把它推诿于亚洲金融风暴和政府干预。粤海资不抵债的问题早在1994年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公司不断通过“包装”资产上市和越来越多的市场融资维持表面的繁荣，只是当银行股市因金融危机和广信事件变得谨慎起来时，粤 海的马脚露出，迅速出现了支付危机。 　　至于政企不分、政府干预企业经营，武捷思认为，在80年代中期，粤海是按广东省政府的指导进行了一些投资，但它们充其量不过10亿港元，而且也不是全部损失，截至1998年9月30日，有关拨备数为5.31亿港元。 　　武捷思有段话总结得很好：“因此，与其说政府干预过多，倒不如说股东没有尽到监管的义务；与其说政企不分，倒不如说政府根本管不了这么细”。 　　在《粤海重组实录》的最后，武捷思总结了“新粤海如何按照国际惯例以ABC做起的经验”，这似乎是常识，可是据笔者的观察，在我们中国的绝大多数国企和金融机构中却没做好这些ABC，而正是对ABC的违背，最终将我们的许多企业搞得七零八落，坠入无底 深渊。我们将这段思考附于本文之后，供读者参考。 　　《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斯隆自传》 　　粤海遇到的问题，可能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被通用汽车公司解决了，而且，通用汽车提出的企业管理的深度也绝非上述的ABC所能涵盖。 　　我早知道有这本《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但真正让我对它产生兴趣的是德鲁克。四十年代中期，德鲁克去通用汽车做研究，当时的总裁正是斯隆。不久，德鲁克据此写出了《企业的概念》。斯隆对此书不以为然，决心自己写一本有关通用汽车的书，这便是《我在通用 汽车的岁月》。 　　将这书看完，我发现德鲁克在自传《旁观者》中对它的批评是中肯的。 　　在美国管理史上，斯隆代表了第一代的职业管理者。斯隆之前的通用汽车老板是个典型的企业家杜兰特，正如斯隆后来所写的：“杜兰特先生是个伟大的人，同时也有巨大的弱点——他能够创造，但不善管理”。杜兰特可能是当时惟一能与福特抗衡的汽车企业领袖，他 通过不断购并实现了汽车工业必须达到的一体化规模(目前坊间也有杜兰特的传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杜兰特第二次被排挤出公司之后，以工程师面目出现的斯隆担任了通用公司总裁，他下决心像外科医生那般成为专业的管理人，把自己的喜恶严格地与公司分隔开来，比如他坚信不应该在公司内部有朋友，并喜欢指出林肯、罗斯福等总统都与其助手保持距离，而不那么 成功的总统如格兰特曾经被其朋友出卖。《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中只提到一个好朋友，那就是沃尔特.克莱斯勒，他也曾是早年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员，后因不满杜兰特而自立门户。 　　斯隆以身作则，他有一个用人原则：“别让现任者指定继承人，否则你得到的将只是次级的复制品”。斯隆从1922年到1947年一直是公司的CEO，他离开时并没有让位于自己喜欢的财务总监布莱德利，继任者是众人推举的威尔逊。虽然在斯隆的眼里，威尔逊 是有点“怪异”。后来斯隆又反思道：“布莱德利对我而言，确实是青出于蓝。但是，威尔逊的能力和我们有所不同，公司需要的就是像他这种人”。 　　可是，这些管理心得并没有出现在《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中。德鲁克说：“斯隆也把自己隐形了，事实上，《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书名有误，确切地说，该是《我领导下的通用》。主角是通用，而不是斯隆，斯隆只是写一纸备忘录的人、某个计划的发起人、主管委 员会的成员或是和几个人一起到德国买下欧宝汽车的人。其实，真正的‘斯隆’是一个爱恨分明、做起事来专心致志、兴趣广泛，而且极其有趣的人——在书中却不留痕迹”。 　　例如，在第21章《人事和劳动关系》中，斯隆并没有把德鲁克认为最重要的所见所闻写进去。在德鲁克调查时，发现斯隆和公司的高管们多半把时间花在人事的讨论上，而非公司政策的研究。尤其是斯隆，他可以把其他工作交给高管们做，但是一谈到人事的问题，掌 握生死大权的一定是他本人。 　　有一次，德鲁克见斯隆为一个零件小部门里的技工师傅之舍取，讨论了四个小时，忍不住问他为什么？ 　　斯隆解释道，没有比人的管理更为重要的公司决策了，“如果我们不用四个小时好好地安插一个职位，找最合适的人来担任，以后就得花几百个小时时间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我可没这么多闲工夫。” 　　他又说：“你一定认为我是用人最好的裁判。听我说，根本没有这种人存在，只有能做好人事决策的人和不能做好人事决策的人。前者是长时间换来的，后者则是事发后再来慢慢后悔。我们在这方面犯的错误确实较少，不是因为我们会判断人的好坏，而是因为我们慎重 其事”。 　　斯隆为了追求专业经理人的纯粹性，做了许多“怪事”。福特一世和克莱斯勒都没有在自己手中把企业变成经理人管理的“专业企业”。到了1946年福特二世接管公司时，便开始大力向通用汽车挖角。公司的其他高管对“叛逃者”恨之入骨，只有斯隆故意放他们走 ，还帮助他们争取在通用的退休金和利润分成计划，使他们在跳槽后，不致有任何金钱上的损失。斯隆认为，如果福特公司灭亡，国家就会接管，反而对通用公司不利。向福特输送人才，是通用的“专业职责”。 　　其实，早在三四十年代，斯隆故意将通用汽车公司的市场份额维持在45％以下，以避免引起反垄断法的注意，如果不这样的话，福特可能早就垮了。而正是福特二世在四、五十年代全面实行了斯隆二十年代在通用汽车公司所采用的管理体系，才让福特公司起死回生。 　　不管怎么说，《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仍对今天的大中型企业的管理层很有价值，它经常被《商业周刊》之类的杂志列为CEO的必读书。 　　《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经济史家都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二十世纪初，曾出现过一个全球化进程加快和市场迅速扩张的时期，当时全球金融市场很是发达和开放。但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时期，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出现了大倒退，政府控制了金融市场，甚至对银行 系统实行了大规模国有化。像日本在1918年以前银行业的进入没有限制，只要满足最低的资本金要求即可。在1920年，日本的银行超过2000家，而在一战前，最大的5家财阀银行只占有20.5％的存款。1927年日本爆发了银行业危机，政府开始鼓励银行 的集中合并和加以控制，到了1945年只剩下了65家银行。最重要的是，日本原有的活跃的直接金融市场遭到了毁灭。1929年，日本大企业的负债中26％是债券，17％是银行借款；1936年，债券融资比例降到14％，银行借款上升到24％；1943年时 ，47％是银行债务，债务只占6％。 　　大倒退直到1980年才开始有所扭转，期间金融市场功能的丧失是惊人的。《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作者拉詹和津加莱斯选取了1913年和1980年的十四个发达国家的数据，首先发现储蓄存款相对于GDP的比例，从1913年到1980年，这些比 例下降了20％，显示在20世纪早期，银行在分配储蓄方面具有更大的作用。 　　那么，直接金融市场又是如何呢？更加不妙，股票市场总市值与GDP的比例在1980年只有1913年水平的一半。事实上，除了美国和挪威，其他国家在1980年这个指标都低于1913年的水平。挪威之所以突出，是因为它发现了油田，在石油危机时导致了 公司股价暴涨。而在1913年，英国、比利时和法国乃至日本的股市都比美国发达，到1980年却惊人地衰退了，以股票市场市值/GDP指标量化的话，英国从1.09跌至0.38，法国从0.78跌至0.09，奥地利和比利时最惨，分别从0.76和0.99跌到0.03和0.09；美国在1913年是0.39，1980年是0.46，也只是勉强维持而已。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世界金融市场的巨变？ 　　拉詹和津加莱斯的解释独辟蹊径，他们认为，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系列良好的政治环境，它至少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威胁：第一个威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强势地位，还企图继续维持其地位；第二个威胁来自于庞大的贫 困人群，他们是经济衰退时期的产物。市场竞争既然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那就注定要有人受到损失，那些失败的人只能通过政治途径寻求帮助。 　　这两种威胁力量看上去地位悬殊，但在经济衰退时期会结成强大的政治联盟，因为在此时，利益集团(资本家)不再寻求新的商机，而是打着服务贫困人群利益的旗号，利用他们的政治组织迫使政治家作出妥协和让步。 　　结果出现了许多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行动，表面上是打着改进市场缺陷、避免未来经济衰退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为了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 　　资本家破坏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最有效率的体制，这也是《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真正含义。 　　本书写得通畅明白，是捍卫金融市场自由的一份宣言，作者的许多论据和观点并不新鲜，比如对关联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强调敌意购并的重要性等，但作者能把许多东西串联起来，仍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安德烈·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正因为老欧洲金融市场的繁华，才出了科斯托拉尼这样一个投资奇才。海南出版社早就出版了他的《股票培训班》和《投机者的智慧》，当时我曾翻阅过，但由于对老欧洲的市场化程度没有足够的认识，加之翻译水平的关系，没引起足够的重视。2003年，我在香港 的书店中发现了《安德烈·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的繁体本，看后惊呼痛快，赶忙在《Value》的“投资圣经”专栏里对他的理念做了摘要。 　　海南出版社今年终于出了这本简体本，让内地读者也能领略这位老投机家最精彩的故事了。对科斯托拉尼斯人斯书，我还会单独介绍，这儿就摘录两个极奇异的故事吧。 　　众所周知，投机生意经常发战争财，但谁会想到，战争是一次投机生意的结果呢？ 　　这事发生在1912年的巴尔干半岛上。当时的南斯拉夫叫蒙特格鲁，国王尼基塔国库空虚却又爱财如命，曾有位美国百万富翁来到该国，尼基塔陪同他在皇宫的阳台上接受群众的欢呼。百万富翁一激动，忙从兜里掏出大把金币往下撒去，富翁表演完毕后，希望能得到 国王的赞许，后者却不见了。最后，富翁在人群中找到了国王，他也在抢金币哩。 　　尼基塔国王发现股市来钱很方便，便玩起了股票。1912年9月，国王在维也纳、巴黎和伦敦的同伙接到指令，要他们全部卖空股票，因为与土耳其的战争指日可待。当时，蒙特格鲁与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四国结成同盟共同对付敌人土耳其。 　　事态的发展最初证明了尼基塔国王消息的可*，双方都在边界聚集军队，形势紧张，股市随之暴跌。然而，法俄出面干预，局面缓和，股值又大幅反弹。 　　尼基塔国王的同伙因此受了极大损失，但仍接到指令，继续卖空！他们照办了，但心情十分不安。 　　10月18日，蒙特格鲁无视大国的干预，一发炮弹打到了土耳其境内，战争爆发，股市暴挫，国王大赚其利。 　　亲爱的读者，这是不是匪夷所思呢？但科斯托拉尼能举出不少国王同伙参与操纵的真实证据来。 　　科斯托拉尼有次从欧洲王室那儿得到内幕消息，获利颇丰。1941年纽约交易所流通一种丹麦王国的债券，很快要到兑付期，但市场上对丹麦是否兑付并不确定。科斯托拉尼乘低价买了不少债券，又买通了他的一个邻居，这人是丹麦国王的女婿。不久，让克斯托拉尼 惊讶的是，在华盛顿的丹麦王子亲自打电话告诉他，丹麦将不会兑现债券！由于丹麦国王并不腐败，他们也有足够的美元在银行里，一般人都相信债券一定能兑付，所以在到期的一个月前已升至面额的90%。 　　科斯托拉尼尽管疑虑重重，还是决心相信王子一回，抛空了手中的债券。结果，正如王子的坏消息所言，债券跌到了面值的40%。 　　当然，科斯托拉尼还讲了更多非内幕交易可以左右市场的教训。 　　《操纵》 　　《操纵》是郎咸平先生著作选集之一，还有两本是《整合》和《运作》。正如“编者介绍”点破的那般，《操纵》一书“并非要揭穿基金黑幕之类的丑闻”，“所罗列的手法可以作为敛财的工具，但也可以作为避免被剥削的工具书，还能成为纵横股市的宝鉴利器”。也 就是说，罪犯希图通过阅读政法案例的书籍获得门径，商人通过阅读打击偷税漏税的书籍获得技巧。 　　《操纵》在第一部分中就揭露了外资投资机构如何在香港股市上利用各种操纵手段来沽空中移<!>动、联通和中国电信的。无论中外，机构投资者千方百计地试图操控股价乃至整个市场，这并不鲜见，而且我们在相当程度上也相信郎咸平的推测。可是，郎先生找到了很多疑点却无法有力地证明外资投资机构确实这么干了。在这一点上，我早在《人造美女德隆》中提到， 即便今天德隆最后被证明了是在操纵股市，可是当年郎先生对德隆的指控证据是不够充分的(文章也收入《操纵》中)。 　　比如，郎咸平指控机构投资人沽空中国电信套利MSCI，可是郎咸平最后也不得不承认：“但我感到迷惑的是，香港交易所是MSCI中国自由指数期货合约惟一的交易平台，而参看香港交易所的资料，MSCI中国自由指数期货合约的成交量极低，每日平均成交量 更低至一张合约而已，而5月至7月的月底未平仓合约亦仅为个位数字。”然后，他只能作另一番推测。 　　至于郎咸平对外资机构隐藏其H股持股比率来操纵H股套利的指控，我觉得更站不住脚。在持有10％以上的股权才需要披露的制度下，大机构持股不超过这个界限，完全是在合理利用游戏规则，更谈不上操纵。说得透彻点，我们不能肯定外资机构不操纵H股套利，但 上述事实不能构成证据。 　　郎咸平先生一贯提倡在金融市场操纵案方面，应该由被告举证，这有一定的道理。可是，我们必须清醒的是，被称之“郎监管”的郎咸平不能标榜乃至代表监管层，因为与一个人相比，我们更相信一个机构，不管这个人是英雄还是狗熊。机构会腐败会产生官僚主义机会 主义，但它终究有程序会受到制约，而一个人就难说了。 　　这里举一个例子，郎先生当年指控大机构操纵港股时，重点提到李泽楷等人操纵盈科及香港电讯的案例，给人们的印象很深。但在编书的时候，这个案例被放到较为中性的《运作》一书中去了，语句也缓和得多了。老实说，我认为这个案例比上述几个例子更能说明香港 股市的操纵问题。周其仁先生在与郎先生争论时，开篇就说到郎先生后来与李氏家族握手言欢进入对手阵营教书一事，可能就包含了这事。有论者说，周其仁不应以个人道德来否定观念言论，我们不想牵涉进这个混乱的争论中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一个人能有对别人 随意指控的权利，然后被告还要自己做证，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不过，包括《操纵》在内的这三本书仍给我们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信息，比如香港壹传媒的黎智英也是一个看上去很正义很诚实的人，他所操控的媒体也一天到晚号称在追求真相乃至真理，可是经《操纵》一分析，黎智英在口是心非方面是个天才。例如，为了把手中的 股票卖出，他可以在早上10点发表声明不会有任何动作，却在晚上11点在伦敦市场付诸行动，让早已闭市的香港股民无可奈何。股市是讲究兵不厌诈的，可像黎智英把事情做得这么绝的人也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