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自2007年12月经济开始陷入低迷以来屡次出现的“绿芽”，人们对于经济终于开始复苏的说法可能存有一些疑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我看来，关键在于这对政策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财政保守主义者提出的削减预算要求不必那么紧张了？或者意味着美联储(Fed)应该开始更多地关注通胀，并开始考虑加息？即便这不是许多迅速变化的萌芽之一，美国经济要回归充分就业状态，几乎肯定需要更多的刺激。

　　看看美国就业市场现状，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结论。这里一片惨淡。在最新的美国就业报告中，达到工作年龄且有工作的美国成年人的比例仅上升了0.1个百分点，仅达到58.6%，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低迷以来未曾见过的水平。仍有2300万美国人希望找到一份全职工作而不得。就业缺口——跟上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所需的新增就业数量——为1500万。就业状况尚未恢复到2008年12月的水平。男性就业率仍低于2007年2月的水平，同时，工作年龄人口大幅增加。

　　让我们假设就业创造继续保持在每月新增22.5万个工作机会的水平。这仅比为每月平均新增劳动力提供就业所需的数量高出约10万个。按照这一速度，美国需要150个月才能实现充分就业，也就是13年，到2025年左右。独立的国会预算办公室比较乐观，该机构预测，美国将在2018年之前回归充分就业状态。

　　劳动力增速一般为每年1%左右，生产率增速大约为2%至3%，因此产出增速需要持续超过4%，才能使失业率降低。没有人认为这种速度的增长会持续很长时间，从而让美国经济很快回归充分就业状态。

　　一旦去杠杆化过程结束，经济可能会回归“正常”增速；但降低失业率需要经济增速长时间超出正常水平。然而，“缺失的需求”(缺失是与2007年相比)的三个要素让这一点成为不可能：当时家庭储蓄率为零，这是因为收入最高的20%的美国人将收入的15%存入银行，而余下的80%人群，支出与收入的比例达到了异常的110%。

　　即使是在去杠杆化结束和金融体系被完全修复后，储蓄率也不会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我们也不应指望美国消费者的“回归”，实际上，他们回归才让人担忧，因为这既说明了他们的理性问题，也说明了金融体系为这种挥霍行为提供了方便。

　　在此次危机之前，在全部投资中，40%流入房地产市场。我们遭遇了房产泡沫，这造成了产能过剩。丧失抵押赎回权的比例之高和房价处于低位，都反映出了房地产行业的持续疲弱。

　　最后，美国的州和地方ZF受到制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必须平衡预算。它们严重依赖于房地产税，因此收入和支出都大幅减少。这就是为何现在公职人员数量要比危机之前少100万的原因。总体而言，ZF目前是顺周期的，而不是逆周期的。

　　危机之前的泡沫掩盖了美国经济中的根本性问题。与富有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将更多预算花在了消费上。因此，在没有泡沫的情况下，有利于收入最高群体的再分配模式——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全国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将造成总需求疲弱。

　　另外，就像“大萧条”是美国经济从农业向制造业过渡过程中的一部分一样，“大衰退”是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过程的一部分。生产率的增长再加上不断变化的相对优势，让制造业就业下滑变得不可避免。市场无法独力应对如此剧烈的经济变革。

　　不幸的是，面对这些根本性的结构问题，美国几乎无所作为。实际上，此次经济低迷在很多方面加剧了美国的不平等状况。在此期间薪资涨幅未能跟上通胀的增速。

　　如今，美国经济面临着三大风险。首先，由于实行过度紧缩政策和欧元危机，欧洲可能会陷入更为严重的低迷。其次，人们可能出现自满情绪，认为经济在没有ZF支持的情况下将迅速复苏。尽管每次低迷都会结束，但这不会让人感到安慰。第三，我们可能承认失业率超过7%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的“卡桑德拉式预言”最终错误的话，刺激力度可以减小。但如果我的预测正确的话，而我们采取的措施过少，那么我们将后悔终生。

作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来源： 英国《金融时报》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