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横向比较看,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但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的国家之一,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发动机与经济稳定的"稳定器"。由于受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与贸易衰退,大多数新兴工业化或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的W型增长轨迹,美国等发达国家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的V型增长轨迹,只有中国和印度避免了这两种情形,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要高于印度。据世界银行估计,东亚地区国家将由2000年的7.5％下降为2001年的4.6％,如果扣除中国的数据,这一地区经济增长率为2.3％,即下降了一半。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中,"不进则退"。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按实际购买力(PPP)计算,1995年中国GNP超过了日本,1999年中国GNP比日本高出40％。
　　目前我国经济形势正处在建国以来相对稳定、持续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善、生态环境效益开始改善的良好时期。另一方面,经济繁荣与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并存。从中长期看,供给大于需求是我国国内市场的基本格局,通货紧缩取代通货膨胀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健康运行的头号顽敌；我国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失业洪水"；我国"三农"问题愈来愈突出,等等。笔者认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决定经济增长有两种效应:一是水平效应即短期效应,即指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投入会产生一个短期的增长效应,只要增加资本投入,经济水平就会提高。二是速度效应即长期效应,即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组织变革,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增长效应。前者是使产出曲线发生平行移动,后者则使产出曲线改变斜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得益于TFP(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计算,我们研究,在1978--1995年间,资本的贡献大约是55％左右；人力资本大约是5.4％；劳动力的贡献大约是9.5％；TFP大约是29.4％。实际上中国资本的增长率并没有高于改革前,而且比改革前要低一些,主要是TFP明显增加,是由一个负值变成了一个正值,其贡献率达到近30％,几乎是1/3。这个结论接近其他学者的研究,但低于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他们是40％。
　　从今后来看,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增长率已经不太可能,尽管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还会增加,但增长率并不会很高,低于1％。从资本增长率来看,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在40％,也不大可能再进一步提高,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也是高的国内投资率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最高水平国家之一。那么,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主要是提高TFP。
　　提高TFP必须提高政策质量和政府质量。经济增长无论是物质资本的积累、自然资本的积累还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都有待于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中国加入WTO并不是无代价、无成本,这些成本应该考虑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受损者得到必要的补偿。
　　中国要想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其中最核心的首要的问题是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有效的政府管理本身,也会有效地促进增长；相反则会阻碍经济增长。要改变长期以来由政府独家管理社会的状况,让多个社会组织共同管理和治理社会,包括企业、社团、公民自身,甚至国际组织。政府要重塑与社会的关系,改变政府与企业和居民传统的控制关系,变成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实行"良治",其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和公共福利最大化。
　　第二个方面是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控制腐败,通过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
　　第三个方面是"透明革命"、"信息公开",由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成一个看得见的政府,由一个看不见的财政变成一个看得见的财政,由一个缺乏责任的政府变成一个负有责任的政府,由一个不受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变成一个受到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
　　今后中国要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是高增长,而在于实现什么样的高增长,即高质量高增长模式,这包括:由低效率高增长转向高效率高增长；由不公平高增长转向公平高增长；由低就业高增长转向高就业高增长；由不可持续高增长转向可持续高增长。
　　消除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障碍,加速城镇化进程,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加速城镇化进程是中国未来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会进一步提高TFP,从而促进经济高增长。从经济增长率看,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1997)估计,在1978--1995年期间,仅农业劳动力向非转移型产生资源配置的效应,约占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王晓鲁计算,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大概有1.5个百分点。从劳动生产率看,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可提高6.1倍,如果转移到第三产业可提高2.8倍,这将不同程度地提高总产出。从人均消费水平看,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市民人均收入和支出可提高2倍以上,如加上住房医疗等消费会提高2.5倍以上。从投资需求看,农民进城还会带来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这些都是中国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来源之一。
　　中国需要一场制度革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中国不仅城乡存在巨大发展差距,无论人均收入,还是人口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甚大,在全世界也是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体制,可称谓二元结构即一个国家两种不同制度,如不同的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财政制度。例如,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但是政府用于农村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10--15％,2000年农村人口人均税费比率为3.0％,但实际比率在5％,而城镇人口实际人均税率为0.58％。这种长期实行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本身就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明文规定,严重地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妨碍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这是农民人均收入相对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束缚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体制性障碍。
　　中国需要第三次"解放农民"制度革命,其核心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3,农村与农民政策是最大的公共政策。从历史上看有两次"解放农民"的制度变革,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一次是50年代初期中国通过土地改革的方式,第一次"解放农民",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获得7亿亩土地,免除了700亿斤粮食的地租,粮食产量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45％,也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8％。80年代初期中国第二次"解放农民"是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从人民公社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从1978--1985年农业附加值增长了55.4％；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7倍,其增长幅度是历史上最高的。那么现在需要第三次"解放农民",使农民从土地、农村永久性的解放出来,使农民尽快变为非农业人口,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乡村青年提供进城务工的机会(四川省的一项调查有95％的初、高中农村青年希望外出进城务工)。最根本性的措施是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这包括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的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职业培训的机会；平等就业竞争的机会和享有劳动保护的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同等民主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以及充分享有宪法所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与机会。
　　国家应在农村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制度,为农村人口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根治流行病与地方病,提供清洁水源,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提供农业科技知识服务和技能培训。
　　国家应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农田基本建设,国土整治,植树造林,建设乡村道路、乡村自来水网、乡村电网、乡村广播电视网、乡村公共电话网、乡村公共因特网以及公用通讯设施。
　　进一步提高中央本级财力潜力,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淡出有不同的意见。余永定认为,如果一旦停止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而GDP增长趋缓,国债占GDP的比重就会上升,那才是真正危险的。戴园晨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真的要淡出时,操作起来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从宏观调控着眼害怕减少财政赤字规模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下不了决心；另一方面是因为财政支出有刚性,取消任何一项无效开支都要经过财政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反复磋商,缩减开支很不容易。2001年春天和2002年春天,财政部长项怀诚两次公开谈到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他认为作为一种非市场经济手段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长久之计,从尊重经济规律出发,应该逐步淡出。这可能与今年第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而财政支出仍呈刚性高增长有关,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本年度财政赤字。
　　我认为,在世界经济衰退尚未复苏和世界贸易增长低迷的情况下,国内需求仍显不足,不要急于淡出,还需要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不是继续依靠扩大发行国债规模,而是提高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尽管过去几年中央财政收入明显增长,但是提高中央财力还有很大潜力。对此我有如下建议:
　　第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征统一的、强制性的社会保障税。若将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税,从近期来看,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可增加2.5--3.0个百分点；从中长期来看,可逐步提高4--5个百分点。
　　第二,按照WTO的原则,全面清理和取消各类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对外资企业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和补贴财政优惠政策,同时开放国内各类市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统一的市场。按照WTO的原则,全面清理和取消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的减免关税或补贴政策,同时降低名义关税税率,减少人为的出口反倾销事件,每年中央财政对出口补贴高达800--1200亿元,国家财政需要重新调整对出口不适当的、或被认为直接补贴或过度补贴的中央财政支出。
　　第三,国家应当征收国家赋予各种特许机构的特许权收入。例如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收入特许权收入；经营银行、证券、信托和保险的特许权收入；发行有价债券和邮票等特许权收入；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全国电视播放特许权收入；各类电信公司使用国家无线电频道资源的特许权收入；各航空运输公司使用国家空中资源航空或其他飞行的特许权收入；销售烟酒的特许权收入,进一步提高香烟消费税税率；销售石油产品和加油的特许权收入。必要时采取公开拍卖这些经营特许权,收益归中央财政。特许经营权属于国家资源,具有相当之高的"租金"。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将国家的特许权收益归国家所有,而不是归部门所有。这一是没有增加公民和企业的税收负担；二是没有增加地方上交中央财政的负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十分可行的办法。
　　中国要想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其中最核心的首要的问题是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第二个方面是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控制腐败,通过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第三个方面是"透明革命"、"信息公开",由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成一个看得见的政府,由一个看不见的财政变成一个看得见的财政,由一个缺乏责任的政府变成一个负有责任的政府。（《中国证券报》,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 ,胡鞍钢）石彬 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