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新文化的勇敢探索者

南开中学建校之初，张伯苓根据他对当时中国现状和中国人的深刻认识，制定了三大教育政策，即进行爱国教育、科学教育、体育和艺术教育。

在爱国教育方面，张伯苓制定了“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他说：“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为了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南开中学建校伊始就开设了修身课。张伯苓独出心裁，不用老一套的修身课本，而是在每星期三下午把全体学生集中到大礼堂，由他亲自登台主讲。他采用漫谈的方式，给学生讲爱国，讲求学，讲做人和处世之道。除了校长亲自主讲，张伯苓还请社会上的精英名流、专家学者来校演讲，梁启超、胡适、张学良、陶行知、徐悲鸿等名家都先后到校作过报告。

张伯苓还把爱国教育与学生的行为举止、自身修养结合起来。步入南开中学的教学楼，立刻会发现一面大穿衣镜，镜子上端的横匾上镌刻着四十字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这面穿衣镜和这段箴言，为的是让学生一进教学楼，就有一个整洁的仪容和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它们也的确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当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里奥来南开参观，他不愧为教育专家，很快就发现南开中学的学生在精神状态、言谈举止、仪表风度上与其它学校明显不同，便问张伯苓原因所在。张伯苓把他带到穿衣镜前，将上面的箴言细细解释。伊里奥听后十分钦佩，回国后逢人便讲，于是这件事就在美国传开了。不久，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派人来到南开，将镜上的箴言拍摄下来，刊登在美国的报纸上，对张伯苓和南开的教育方式给予高度的评价。

在科学教育方面，南开不仅设置了全面的西学课程，而且聘请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海归教师，一些课程甚至直接用英文讲授。由于南开大学是私立，经费紧张，教师待遇不高，但是这些海归教师们深受张伯苓教育救国精神的感染，兢兢业业，安心教学。邱宗岳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他是清末我国最早的留学生之一。1922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派驻华代表来南开大学考察理科教学，张伯苓安排代表去听邱宗岳的化学课。邱先生一开口，纯正的美语发音就令他大吃一惊。邱先生的讲课重点突出，层次分明，使代表惊赞不已，评价到：在美国的大学里也很难听到这么高水平的课。代表返回不久，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捐款12.5万元，帮助南开大学建造科学馆。1923年10月，科学馆竣工，命名为“思源堂”。师生们说：邱先生一堂课给南开赢来一座楼。直到今天，这座三层的楼房仍矗立在南开大学的校园。南开高质量的教学和严谨的学风，培养、造就了大批科技人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茅于轼，以及几十位两院院士都出自南开。

在体育和艺术教育方面，张伯苓有着颇多的创建。张伯苓酷爱体育运动，加上他是身高1.83米的壮汉，在当时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中更显得高大威猛。早在严馆时代，张伯苓就开设了体育课。南开中学成立后，体育被列为必修课，不及格者不准毕业。体育课的考试，不仅考各项运动的技巧，还考笔试——各种运动的规则。由于重视体育，南开有着多支高水平的运动队。当时的天津有9块外国租借地，租借地里居住着大量外国人，他们也有着多支体育运动队。南开的足球队，不仅在中国人中没有对手，而且挫败了不可一世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联队。由“南开五虎”组成的南开篮球队更是享誉全国，他们不仅打遍国内无敌手，而且击败了远东运动会的冠军菲律宾队。早在1907年，张伯苓在一次演讲中就提出：中国人要参加奥运会。1932年，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张伯苓精心策划操办，张学良慷慨捐款资助，终于使中国人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赛场——刘长春参加了短跑比赛。今天的众多专家认为：谁代表中国出现在洛杉矶是偶然的，张伯苓才是使中国人走上奥运舞台的真正英雄，他是中国奥运第一人。

南开的艺术教育丰富多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话剧。张伯苓说：“演戏不是单纯的娱乐，它能寓教于乐，能改革社会风气，提高国民道德。”1909年，南开中学上演了第一个话剧《用非所学》，张伯苓自编自导，并亲自登台演出。1914年，“南开新剧团”成立，入学不久的周恩来是其中的一员。少年周恩来相貌英俊清秀，所以在话剧中他多次被指派扮演女主角。不久，年仅15岁的曹禺加入了“南开新剧团”，南开的艺术沃土培育了这株幼苗。几年之后，《雷雨》、《日出》横空出世，翩翩少年成长为闻名中外的一代戏剧大师。在曹禺之后，从南开还走出了石挥、黄佐临、谢添等一大批艺术家。

远见卓识的社会活动家

张伯苓几十年一直担任着南开的中学部和大学部校长，工作非常繁重。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把自己封闭在校园里，而是关心国家大事，体察民众疾苦，热心社会公益，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有着多项头衔：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天津电车公司董事，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长，等等。在社会公益活动中，张伯苓结识了众多精英人物、商界大亨和达官显贵。他们中有的人被张伯苓的人格所折服，成为他的挚友和知己；有的人在他的感召下良心发现，为南开捐钱捐物。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张学良和张伯苓的交往。

早在1916年，张伯苓应邀在沈阳作了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张学良是台下的听众之一，他此时虽然是个风流倜傥的少年，又贵为“张大帅”的公子，但是内心充满苦闷和绝望。因为东北屡受俄国和日本的侵略，加上内乱频繁，他深感前途渺茫。张伯苓在演讲中说道：“中国不亡吾辈在！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气概，不要抱怨别人，靠自己去干！”张学良听完演讲，一扫悲观的情绪，精神为之大振，从此立志救国。在两人后来的密切交往中，张学良对张伯苓始终以师礼事之，张伯苓则把张学良视为忘年的知己和挚友（两人相差24岁）。1930年，已是陆海空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到南开大学视察，他对南开师生深情地说：“我之所以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亦实南开之赐。”1936年4月，张学良亲自驾飞机来到陕北肤施（延安）与红军秘密谈判。当他看到对方是周恩来时，张学良开口说道：“我们有共同的老师——张伯苓先生。”此言立刻拉近了双方的心理距离，融洽了双方的情感，谈判很快变成了赤诚相见的交流。两人推心置腹、彻夜畅谈，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才结束。从此，东北军与红军化干戈为玉帛，同时为日后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此后的几十年中，张学良对张伯苓一直感念不忘，1996年2月在张伯苓诞辰120周年前夕，张学良特意书写了“桃李满天下”几个大字作为纪念，这是张学良留给世人的最后墨宝。

张伯苓从事的社会活动，不是随大流、赶时髦，而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高瞻远瞩，远见卓识。为了警醒国民，揭露日本对东北的野心，他早在1928年就在南开大学成立了东北研究会。中日全面开战之前，他又神奇地于1936年建起了重庆南开中学。这些充满先见之明的举措，不仅令同行深深地佩服，也使众多目光短浅的高官显贵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