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自冯春老师发表在《南风窗》杂志04年10月下。
南开中学百年   伯苓何日再现   

   



今年的10月17日，是南开中学成立100周年的日子。100年来，南开中学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学子遍天下，其中不乏周恩来这样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还有当今总理温家宝，以及无数的科学家、艺术家，等等。在南开中学百年诞辰之际，我们有幸“发现”一位伟人，他就是我国近现代伟大的爱国者和杰出的教育家——张伯苓。

张伯苓是北洋水师一名退役的水手，他从私塾教师起步，经过几十年执着的艰苦奋斗，带领一支神奇的团队，先后建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现在的天津第二南开中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由于受左倾思潮和种种因素的影响，张伯苓的名字和事迹被历史的尘埃层层掩埋，当今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不知道中国曾经有这样一位彪炳千秋的伟人。但是在当年，有人称张伯苓为“孔后办学第一人”，有人认为他是“中国的富兰克林”，还有人把他定义为“伟人中的伟人”。如今，我们终于有机会清除历史的尘封，重温张伯苓的丰功伟绩，并对这位伟人致以深深的一躬。   



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者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国运衰微，民不聊生，甲午海战惨败。作为北洋水师的一名水手，张伯苓痛感国家和民族的危亡。虽然军事救国的理想破灭了，但是他没有消沉，而是萌发了教育救国的思想。他写到：“中国虽然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但是人的精神萎靡不振。要挽救危机，复兴中华，必须造就新人！”

在当时的中国，还有一些开明人士同样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天津著名的士绅严修就是其中的典型。1898年初冬的一天，张伯苓和严修第一次会面。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严修礼聘张伯苓担任严氏家馆的私塾教师，两人结成了莫逆之交。从此，忧国忧民的情怀与肝胆相照的友谊相互激荡，爆发出照耀历史的光芒，翻开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壮丽的篇章！

1904年夏，张伯苓和严修东渡日本，考察其教育发展情况。他们想要弄清楚，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三十年就如此强盛，而中国却一直贫弱。从日本考察回国后，两人认为：中学居于小学和大学之间，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阶段。所以决定先办中学，以后再向小学和大学扩展。1904年10月17日，学校开学，招收学生73名。在第一届学生中，有一名学生叫梅贻琦。梅贻琦毕业后考取了第一批庚款赴美留学生，在630名考生中高居第六名。他学成回国后到清华大学任教，1931年成为清华大学校长，执掌清华大学帅印将近20年。

张、严两人兴办新式教育的精神感动了天津的许多开明士绅，有人捐款，有人献地。1907年，在天津旧城西南一块获赠的盐碱荒地上，张、严两人盖起了新校舍。因为这个地方被天津人称为“南开洼”，所以校名改为“南开中学堂”，这就是今天的南开中学。

为了开办大学，1917年8月张伯苓赴美国留学取经。他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此时他已经41岁，但他甘当小学生，孜孜不倦地认真钻研。1918年冬，张伯苓回国，他先乘船到日本，后取道朝鲜返回天津。1919年9月，南开大学成立，设文学、理学、商学三科，教师17名，学生96名。这第一届学生中就包括周恩来，他被张伯苓准予免试进入南开大学文科。

1936年，张伯苓多方筹措资金，在重庆市郊荒凉的沙坪坝买地800亩，建起了南渝中学，1938年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学校于1936年9月开学，招收学生200多名。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全面开战，天津南开中学的师生辗转撤到重庆南开中学。随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张伯苓建立重庆南开中学的先见之明和雷厉风行，被众人称为鬼神之功！随着重庆南开声望大振，学生人数急剧增加，达到1500多名，其中竟然有香港的年轻人跋涉几千里到重庆南开求学。8年抗战期间，重庆南开中学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抗战胜利后，张伯苓曾经设想继续扩大办学的规模，按照南开的模式，在上海、南京、东北等地开办连锁学校。但是他的雄心壮志没有能够实现，一方面是因为国共内战的爆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赴美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