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正当欧洲和美国的债务危机吸引着全球目光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情势表面上仍然令西方国家的投资者抱持着希望。然而，恰恰是在这一年，中国经济已经事实上陷入了严重困境，而中国社会中对前景的失望和绝望也日益弥漫，7月的动车撞车事故则令这种不满在媒体和互联网上爆发出来。在国内民众的眼中，ZF宣传的“盛世”已经成为“镜中月、水中花”，人们普遍担心的是今后将面临什么样的变局。当局其实也已经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早在去年年底之前就悄悄地停止了“中国崛起”的宣传，开始奉行以韬光养晦为主旨的新外交战略（详见拙作《中国外交重回“韬光养晦”的背后——中国ZF的困中求存》，2011年1月27日）。

　　然而，西方国家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和金融界商界人士往往还坚持以往的看法：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如此可观的成就，中国大概还会继续成功地走下去。那么，究竟是国内民众的感觉出现了偏差，还是外部观察者的认知滞后于现实的演变呢？为什么中国经济会陷入严重困境，这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一、 擦去“中国模式”身上的镀金，还其本来面目

　　经济发展是中国过去30年的政策基调，也是政绩合法性的来源。国内的智囊们经常把这一点夸赞成邓小平思想的核心，是“中国模式”得以称雄世界的亮点。其实，以发展来追求政绩合法性是晚期communist party政权的普遍道路，并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前半期的历史通常以革命和打击“反革命”贯穿始终；后半段则陷入意识形态失灵的困境，只能转而依赖政绩合法性。苏联在最后30年中就是如此，今日的越南、古巴也在努力提升政绩合法性。人们可以说，告别革命、改而以发展为政策重心，是communist party政权的一大进步；但是，这一转变本身包含着对communist party传统意识形态有效性的彻底否定，所以告别革命、注重发展自然而然地动摇着这种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因此也孕育着它的晚期综合症。

　　这个晚期综合症源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选择空间的有限性。只要communist party坚持一党执政，无论它怎么推行市场化，都不可能放弃各级ZF对经济的大规模直接、间接操纵。这不仅因为执政高层害怕失去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进而丢失政权，也因为各级干部追随communist party高层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掌控经济活动来致富，一旦实行了真正的市场经济，当官还有什么利益可图？正因为如此，不管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推行市场化改革，它能选择的发展模式其实只有两种，而且无论选择哪一种模式都无法长期支撑下去。

　　社会主义国家追求政绩合法性的发展道路通常有两条：一条是大规模实施公共工程、强化军工实力，用城市的鲜亮外表和“向全世界亮剑”来展现国力，以提升国内民心、维系国际地位；另一条是改善居民生活水准，以更多的社会福利来换取民心，这在苏联研究中被称为“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即ZF提供福利，以此换取民众的政治服从。

　　用这个简化的框架来看communist party国家，可以说，中国的80年代和苏联自勃列日涅夫时代起都走了后一条道路，而二战后的斯大林年代和中国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则走的是前一条道路。

　　以社会福利来换取民心的发展模式在苏联走到了极致，最后导致ZF手中的资源枯竭，经济停滞，民怨四起，到了这个时候，这样的发展模式也就走到头了。而前一种发展模式困境的最好样板就是目前的中国，这也是本文要着重分析的。

　　跳出狭隘的“中国特殊论”来看中国的发展模式，就会有与国内主调不同的体会。中国过去十多年来的发展模式其实有一个参照系，那就是二战后的斯大林年代。与苏联当年的发展模式一对比，就会发现今天中国的成就竟然似曾相识。今天高度评价中国模式的人，往往都把眼光投向京、沪等城市那超过纽约、伦敦的都市建设，还有豪华的地铁、高铁，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国防实力大增，GDP总量位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等等。其实，按照60年前的国际标准，那时苏联的都市建设、地铁建设、军事实力都可与英美比肩，毫不逊色。

　　对中国、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要做到这点并不困难，因为这类国家的资源完全由ZF掌握，可以随时集中最大限度的资源，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何它想建成的项目；与此同时，老百姓的民生就必然为ZF的“面子工程”让步。这种优势当然是民主国家的各级ZF望尘莫及的，它们既不能命令银行贷款，也不能随意拆迁，更大的约束还在于，选民如果不想要这样的“面子工程”，ZF就得把工程下马。同样举办奥运会，北京市长自然比伦敦市长阔气得多，也神气得多。

　　在社会主义国家，站在ZF立场的人，当然格外垂青和赞美ZF的超强能力，并且把老百姓的牺牲视为“必要的代价”；但站在民众的立场，就必然会追问，这种“党和国家”的“成就”是民众的福祉吗？由此产生了一个大问题，即发展的正当性问题，到底是为谁发展谁受益？

　　　　第二，今年7月中国ZF宣布，按新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月收入3500元计算，应纳税人数只有2400万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通常是一个国家的低收入线，中国有8亿劳动力，只有3%的劳动力的收入高于低收入线。当中国一小部分富人游遍世界、到处抢购名牌手包和服装时，97%的劳动力的收入都低于低收入线。权贵们的财富再多，他们的日常消费也无法支撑国民经济，何况他们最大的兴趣是到国外消费或向国外转移财产；而在经济高增长的背景下，97%的劳动力仅能维持温饱，那中国的企业向谁销售大量产品，又怎能避免产能过剩呢？

　　长期的社会不公、收入分配不公正，必然改变消费和投资的结构，进而导致中国模式对畸形发展的依赖。既然国民收入分配长期保持不公正状态，最后就必然制造出多数国民贫困、消费能力低下的社会结果，于是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出现了国内市场缺乏充足购买力这样的怪象；在长期“国内需求不足”的状态下又非要经济高速增长，那就只能向全世界大量倾销廉价商品，因此造成巨额外汇储备，同时在国内对应地过量投放人民币，导致通货膨胀；当出口困难、国内消费疲软时，唯一的经济增长点就只剩下房地产和公共工程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各级ZF只能依靠房地产泡沫和大量奢华浪费的公共工程来维持畸形的增长格局。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就这样最终走进了难以自拔的陷阱，这个陷阱其实是“中国模式”胎里带来的，只是掌舵的和吹鼓手们一直假装看不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