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当自省 作者：法国战略咨询专家 菲利普•马尼埃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在法国政治中，欧洲曾经是一个不存在变数的问题，没有哪个主流政党质疑过增进欧洲一体化的好处。然而今年，这个“禁忌”被打破了。先是向总统大权发起挑战的社会党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表示，如果能够当选，就会对欧元区的新财政协定重新进行谈判。随后,尼古拉•萨科奇(Nicolas Sarkozy)又宣称法国可能退出申根(Schengen)自由跨境旅行区，还威胁采取单边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这种措施在布鲁塞尔看来肯定是非法的。

上周图卢兹发生的杀戮，再一次激起了“法国社会已陷入包围”的恐惧，极右翼则对这种恐惧加以利用。然而反欧洲情绪的兴起，其实只是对全球化的敌意的最新“化身”，而后者一直是政治辩论中的一个基本话题。在多数发达国家，全球化都会引发关切，而在法国这种讨论更是挥之不去。
每年有8000万名游客为了感受法国最富盛名的“生活的艺术”(art de vivre)到法国旅行。然而法国人自己却似乎已经失去了生活的感觉，一次接一次的民调，总会显示他们变得越来越悲观了。
绝大多数法国人将法国自身的疾患归咎于全球化：三分之二法国人认为全球化是“灾难性的”。而实际上，德国、瑞士和荷兰都更加“全球化”（以进出口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衡量），但它们却享受着更低的失业率。
然而全球化的确处在“法国病”的核心。法国人深深地感到，全球化这个没有任何权威引导的自发现象很令人不安。法国的政治文化是绝对君权、天主教、雅各宾派(Jacobins)还有一点点马克思主义所留下的遗产，它很难承认，一种没有事先被构想成有益的事物也能够是有益的。全球化符合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视角——他们是曼德维尔(Mandeville)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后人——然而却与传统的法国观点截然相反。对于一个热衷于概念和理论的民族，这一点十分重要。
法国的问题在于它引入了全球化的许多缺点，但是引入的优点则少之又少。法国最大的公司在全球化中获益颇丰，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法国却获益极少：法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显著下降，并且在过去三年中，CAC 40指数的成分股公司裁减了4%的法国员工，而同时它们的全球员工却增加了5%。充满热忱的企业高管对法国本土几乎没有表现任何兴趣，而政客们的行为一再发出信号，导致企业和人才离开法国。
更糟糕的是，在所有地方都会带来风险和机遇的全球化，暴露出“法国模式”的不公。平等的承诺在法国的立国理想中处在核心位置，然而对这个承诺的的背叛却昭然若揭。总是同一些人在承担风险（尤其是失业的风险），而另一些人却占有机遇（好工作和高薪水）。这反映出了法国社会流动性的缺失，在这样一个极端重视文凭、学校教育却使社会分裂永远存在的国家，通往成功的道路对青年、女性、少数族裔和没有生在“好家庭”的人们几乎已经关闭了。法国大型上市公司没有一家是由女性掌管的；法国国民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议员的平均年龄是57岁，比德国、英国或瑞典老很多。当选国民议会或参议院(Senate)议员的882人中，只有极小部分属于少数族裔。英国亿万富翁中有80%是白手起家，而法国的这一比例只有30%。
如果多数法国人在精英阶层中找不到与自己相似的人，他们怎么能信任他们的代表，怎么能奢望自己掌握权力呢？既然他们知道全球化的机遇会流向别人，那么他们拒绝承担全球化带来的风险，难道真的令人惊讶吗？
这些问题与欧洲和全球化没有关系，反倒是与法国封闭的经济、一潭死水的社会有很大关系。这次选战的争夺应当关注于如何恢复法国的竞争力、社会流动性和机会均等，从而使法国能够真正从全球化中获益。到目前为止，萨科奇和奥朗德都还没有拿出任何像样的提案。
只要大选辩论还围绕着替罪羊展开，比如欧洲或全球化，导致法国人悲观情绪的真正原因就不能得到讨论。这些原因与其他国家没有没有什么关系，而完全是“法国制造”的。
作者是Footprint咨询公司总裁，其最新著作为《生活更艰难的国家》(Le pays où la vie est plus dure)
译者/王柯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