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鞍钢   

            【内容提要】今后，劳动力和资本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都很有限，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将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即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中心，不仅包括提高人均收入水平，还包括更公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更好的健康和营养、更可持续的自然环境、更公正的司法及法律体系、更富足的文化生活、更有效的社会治理。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增长得益于TFP大幅度增长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经济增长有两大特点：第一是经济增长率非常高。根据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统计，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GDP增长率分别为10.1%和11.2%，在世界206个国家和地区中分别居第二位（博茨瓦纳为第一位）和第一位；第二是经济增长波动性很大。20世纪80年代GDP增长率波动系数高达35.6%，“八五”期间降至为17.4%，“九五”期间降至为0.9%。这说明尽管“九五”期间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是宏观经济基本稳定，经济波动系数是建国以来最低的。所以，中国经济增长不仅要研究可持续性问题，而且还要研究稳定性问题。

            纵观过去250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为什么有的国家发展很快，变成了富国？而有的国家发展得慢，依然贫困？20世纪后期，有些国家急起直追，迎头赶上，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仍陷于穷者愈穷的困境。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认为，对这个问题尚未有新的解释。中国属于世界现代化“追赶型”国家，已经持续高速增长了20多年，是世界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就中国而言，30多个不同省市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也很大。如果将这些省市放在全世界比较，过去20年经济增长率最快的十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沿海地区占7个。那么，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呢？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经济增长的来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要素投入，如劳动、资本、土地、能源或其它资源；二是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见图1）这是指生产要素配置及使用的生产率。物质资本通过增长影响福利，而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不仅可以通过增长影响福利，其本身就是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还可以通过提高物质资本的回报率对物质资本积累作出贡献，同样，物质资本的积累和有效利用可以增加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回报和积累。相对于有形的生产要素，TFP是无形因素，它可以分为结构因素和知识因素两大类。所谓结构效应是指促进要素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所产生的作用，例如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劳动力从低效率的经济部门向高效率的经济部门转移，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扩大，专业化分工（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作用，国内外贸易扩大和贸易结构变动等。所谓知识效应是对经济增长起长期性决定性作用的知识与技术因素，包括大规模的技术引进（通常包含在资本设备中），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人力资本投资，大力发展信息与通讯，大规模吸收外部知识，强化对R&D投入，提高本地创新能力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高于改革前，关键在于TFP的大幅度提高。根据官方的数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在1978-1995年之间，资本的贡献大约是55%左右；人力资本大约是5.4%；劳动的贡献比较少，大约是9.5%；TFP的贡献是29.4%。实际上中国资本的增长率并没有高于改革前，甚至比改革前还要低一些，主要是TFP明显增加，由一个负值变成了一个正值，其贡献率达到近30%，几乎占三分之一。这个结论接近其他学者的研究，但低于世界银行的研究。世界银行研究的结果是43%（见表1和表2）。

            为什么改革以来中国的TFP有明显的改善呢？从资源配置变化引起的结构效应看，据世界银行（1997）研究，在1978－1995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为0.8-1.0个百分点。改革以来非国有经济占GDP比重和占城镇就业比重大幅度提高，也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从知识因素和技术进步效应看，外资、外贸成为中国技术进口的主要来源，持续了20年的大规模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同时也促进了国内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应用，这些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影响TFP。

            二、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率为何差异甚大？

            从各地区改革以来经济增长来源分析，我们发现，1978-1995年期间，全国各地区加权后的劳动力、人力资本增长率标准差比较小，加权后的物质资本增长率标准差较大，TFP增长率标准差最大。这说明TFP的差异性明显高于其他要素投入的差异性。同时我们还发现，各地区GDP增长率与TFP之间具有良好的正相关性（见图2），这又进一步表明TFP的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各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性，即使是在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比较接近的情况下，例如广东和新疆，福建和宁夏，由于TFP差异较大，因而它们之间的GDP增长率差异甚大（见表4）。各地区TFP的差异性反映各地区资源配置的差异性，资源部门间更有效的配置将带来更高的TFP。各省市之间市场化改革步伐不一致，各省的TFP也就会以不同的速度增长（World Bank,1997）。从长期增长潜力看，各地区TFP的差异性还反映了各地区利用知识和技术能力的差异性。如果新疆的TFP增长率达到广东的水平，其经济增长率就会超过广东；如果青海的TFP增长率达到福建的水平，其经济增长率就会接近福建（见表4）。

            从西部地区与沿海7省市增长模式比较，我们发现，不仅西部地区TEP增长率比较低，而且要素投入增长效应十分低下。沿海7省区资本要素增长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可提高1.439个百分点，而西部仅提高0.318个百分点；这里我们定义内涵系数以区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类型，如内涵型（这一数据为正值），外延型（此数据为负值），我们对改革以来（1978-1995年）各地区数据计算表明，沿海7省区内涵系数为0.388，而西部地区为－0.744（见表5）。由此可知，西部地区资本投入增长率并不一定低，主要是资本投入增长弹性低，因此必须改变以资本投入驱动为主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