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身的市场潜力巨大，各省之间千差万别，互利的贸易和分工非常有潜力。如果能把省间的贸易做好，中国本身就能创造出一个世界级市场！

开发国内市场，离不开中西部。过去沿海地区主导的经济增长是与出口主导的增长相配合的。今后，中西部地区将变得更为重要。可喜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结构已经开始向有利于中西部的转移。改革开放后第一个10年、第二个10年，东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中部和西部，但在第三个10年，特别是过去的五六年，西部和中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东部。第一个10年增长率排在前4位的是：广东、浙江、福建、山东，全是东部省份；第二个10年，前4位分别是福建、广东、浙江、山东，仍然是沿海省份；但第三个10年，前4位是内蒙、陕西、天津、宁夏，中西部占3个。过去6年，2003年到2008年，第一是内蒙，第二是河南，接下来是陕西、山东、山西。

这说明中国的区域经济增长正在发生转移，也说明中国地区之间的差距开始缩小，所以不要轻信中国地区差异越来越大的说法。国内市场的开发，一定会导致东部、中部、西部人均收入的均等化，中国东西部的差距有望在下一轮30年中大幅收缩，并逐渐消除。
靠什么开发国内市场？

中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和政府主导经济的制度，使得许多情况下国内贸易的交易成本比国际贸易还高

一般而言，支撑一个国家经济成长的有几大要素：第一是产权保护；第二是科学、理性的思维；第三是资本市场的发展；第四是交通和通讯。

过去30年，中国的交通状况发生了巨变，1988年中国才有第一条高速公路（100公里），1995年中国的高速公路是2100公里，到2008年，已经是6万多公里，并且每年以四五千公里速度在增加。粗略估计，与20年相比，两点之间的运输时间大概减少了50%到三分之二（当然城市内部除外）。这非常重要，20年前觉得不划算的两地间的生意，现在就划算了。这次经济危机后，中国的道路建设（包括公路和高铁）投入非常大，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有巨大影响。运输成本降低，必然使分工和交换更为发达。中国交通的迅速发展，将为中国经济一体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然而，开发国内市场的主要障碍，不是交通和通信这样的硬件基础设施，而是制度成本。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主要区别，是主权分割导致的交易成本不同。由于国际贸易在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进行，出现了货币兑换、海关检验、关税和非关税保护等事务，使得国际贸易的成本高于国内贸易的成本。降低国际贸易的成本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欧盟的成立，就是要使欧洲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变成“国内贸易”。现在讨论的东亚经济的一体化，也是要把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变成像国内贸易一样容易。

遗憾的是，中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和政府主导经济的制度，使得许多情况下国内贸易的交易成本比国际贸易还高。这样，各地区的相对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严重影响了国内市场的开发。这是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未来中国的行政区域调整、划分，应该尊重区域本身的市场属性，弱化行政功能，否则，人为的行政划分会割断区域之间合理的市场分工。另外，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政策必须废除。当中国在国际上高举自由贸易大旗时，不要忘了国内市场更需要自由贸易。

另一个阻碍国内市场开发的因素是商业文化和诚信。问中国的出口厂商为什么70%—80%的产品都在出口，而不做国内市场？他很可能回答：国内市场难做。难就难在签完合同，也交了货，但很长时间拿不到钱；而出口，只要签了合同，就能在合同期限内收到货款。所以有些企业宁愿低价出口，也不愿意高价卖给国内客户，国内市场的不确定性太大了。如果不加强法治，合同得不到有效执行，又地方保护主义横行，企业家就没有信心开拓国内市场。

当然，不要以为对外开放已不重要了。以出口占各省GDP的比重而言，中国各省差异非常大，2007年的情况依次是：广东91%，上海85.6%，江苏61.3%，天津57.4%，浙江55.4%，福建40%，然后其他省份都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几。很多省份的国际贸易比重非常低，内蒙古只有4.7%，河南是中国第五大经济体，但是出口占GDP的比重只有4.6%，这说明，中西部地区还有发展国际贸易的巨大空间。

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将伴随着城市化。中国现有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5%，改革开放初期是18%，未来30年可能上升至75%。过去30年，中国100万人口的城市大致增加了200个；未来30年，中国有4亿人口要从农村转入城市，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按100万计算，中国要增加400个这样的城市。

企业作市场预测，包括房地产开发，应该看到这一点。国家的发展战略，包括新农村建设，也应考虑这一点。既然有那么多人要到城市来，还花那么多钱在农村，是否划算？那些设施建完之后，谁来使用？帮助农村人口进城是不是更好？

产业创新与整合

外国企业家聚在一起讨论的是行业、产业未来格局，而中国企业家聚在一起讨论最多的还是政治或政策问题。所以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除了开发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二个转变，是从低成本优势到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低成本还能维持多久？过去三四年，北京保姆的工资几乎增加了一倍；沿海地区也出现了“民工荒”。人工成本上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如何维持？这就需要创新，生产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如何？在中国国家专利局授予的全部专利中，大致分三类：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其中，发明专利是体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硬指标，另外两类专利多少有点“花拳绣腿”。从企业被授予的全部专利中发明专利所占的比重来看，2006年，外国企业的这个比重是74%多，中国企业的只有11%多；从整个时间序列来看，外国企业的这个比重远远高于中国。中国的很多专利完全是为了评比、评奖而设立的，技术含量和商业价值微乎其微。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崛起时，一定伴随着革命性的技术、产业的出现，比如英国的蒸汽机和纺织业，德国的化学工业，美国的汽车、电子通讯、IT业。不创立新产业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经济强国。但新产业的创立不能靠政府投资。把握市场趋势不是政府官员的特长。曾经有地方政府花费巨资引进录像机生产线，结果产品还没下线，市场上已经把录像机淘汰了。更别说政府投资里隐藏着大量的贪污、浪费、造假的机会。

产业的升级换代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要靠企业家去发现。市场的好处在于，总能挑选出能够预见未来趋势的企业家，使他们成为新产业的领导者。中国企业家需要努力看清，什么样的技术能对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什么样的产业能在未来引领经济的发展。但很遗憾，他们还要花费太多精力在非市场、非技术方面，外国企业家聚在一起讨论的是行业、产业未来格局，而中国企业家聚在一起讨论最多的还是政治或政策问题。所以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不是领导人一两句话就能决定的。教育体制尤其重要。没有文艺复兴后的启蒙运动形成的科学、理性思维，就不会有西方世界的崛起。中国的教育已经有不少进步，但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是太大，对人的思维控制太多，而且教育体制效率太低，一定要大变革。

最后一个转变，是从企业数量增长到产业整合。大致上，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中小新企业的不断增加。这次危机后，中国可能要经历从企业数量增长到企业规模扩大的转变，行业并购（包括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会形成新浪潮，产业集中度也会大大提升。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跨地区、跨国企业的大规模出现多是在危机之后。人死了是彻底没了，企业死了，是资产重组，使资产变得更有效。国家要调整政策，靠贷款救企业不是办法，该破产的就让它破产，这样真正优秀的企业才能成长起来，成为经济的推动力量。

警惕“国进民退”，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

国企改革的基本任务已完成，中央电视台这样的机构，未来也很可能民营化

过去30年的成就，归根到底还是靠改革开放。未来中国能不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取决于是不是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所谓市场化改革，就是价格自由化、企业民营化、地方分权化、开放和全球化。日子好过的时候没人想改革，日子过不下去才想到改革。中国的改革不是精心设计或深思熟虑得来的，好多是被逼出来的。

以价格自由化改革为例，1978年，100%的工业品是国家定价，大致15年后，工业品市场定价的比重占到81%，到2004年，已经接近90%。

这次危机前后，出现了一个现象，即“国进民退”，大量贷款给国企，国企强迫收购民企，需要警惕。从长远看，这次危机中拿钱越容易的国有企业，越容易破产。按过去的经验，过几年这些国企的呆坏账就会增加，银行就会进行债务重组。1990年代以前，国企要钱就找银行，积累了大量呆坏账，最后只能卖掉。已经重组过一次了，中国这次没有大危机，是因为几年前已经花了几万亿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国家许诺的福利越来越高，未来正常的财政收入不可能支撑，解决经费问题的惟一办法是变卖国企股份。

国有经济的比重现在是36%左右，到2040年应该是10%以下，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结果可能只能这样。国企改革的基本任务已完成，不需要再开党代会讨论方向问题了。最大的那些国企已经上市，以后只剩下技术性、操作性的问题，即以多快的速度减持国有股。像中央电视台这样的机构，未来也很可能民营化。由于网络、地方台的竞争，它的优势会不断降低，到最后就可能没人看了。台湾就是这样，原来有份《中央日报》，官方地位很高，但现在没人看了。

我相信，尽管会有短期波折，但由于过去30年的改革成果，市场化改革的大势已不会改变。现在活得好的国企，基本是靠垄断赚钱，效率很低；国企占据着社会三分之二的金融资源，但只创造三分之一的价值，都民营化后，可以想象中国经济会焕发出怎样的潜力。

政治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法治要先行，民主化改革千万不能变成民粹化、痞子运动

在新兴发展国家中，中国改革最值得借鉴的一点，是先搞市场化，再搞民主化。这是邓小平的英明之处。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的国家，效果都不太好，包括印度。为什么市场化一定要走在民主化之前？因为民主是政治制度的一种，用政治制度解决问题是迫不得已的，不该是第一选择。

市场决策和政治决策有什么不同？比如在一个团体中，有300人想去吃饭，市场决策是每个人自己选择，个人偏好都能满足。民主政治就好比大家通过投票来决定是吃肉还是吃素；如果50%以上的说吃肉，所有人就必须吃肉。民主是迫不得已的办法。如果一个国家在确立好的产权制度之前、在政府还控制大量资源时，以为民主能解决好问题，就搞选举民主，很容易把原本应该交给市场解决的决策交给政府，不仅导致效率损失，而且会滋生严重的腐败。所以，应该首先界定好市场与政府的作用范围，尽可能把选择权交给市场。

中产阶级的兴起很重要，否则民主化很可能变成民粹化，甚至导致暴民政治。如果绝大部分人一无所有，少数人暴富，那就麻烦了。穷人可能不守规矩，他们失去的只是枷锁，得到的是整个世界；极端富有的人也可能不守规矩，他们可以动用金钱的力量欺压别人。这样的社会很糟糕。

中产阶段的兴起，应该通过自由市场竞争，以自己的禀赋能力获取财富。与靠欺诈、暴力致富的人相比，在市场正当竞争中致富的人，通常有更强的公民意识、伦理道德。

当然，不能说经济市场化可以代替政治民主化。1990年，我在英国参加一个会议，曾针对当时西方学术界流行的褒俄（俄罗斯）贬中（中国）倾向，对中国改革提出一个长期预测。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可以用一张仿太极图简单比拟：一个竖椭圆，中间画一条S形曲线，分成两半，从上到下看，先大后小的一半是经济改革，先小后大的一半是政治改革，中间画一条横线，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就是这样一个关系。第一阶段的重点是经济改革，政治上又有些渐进性；第二阶段重点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慢慢收尾。现在中国改革所处的阶段，是经济改革最重要的方面大体完成，剩下一些技术性、操作性的收尾工作，政治改革又才开了个头。在今后的改革中，政治改革的内容会越来越重要。

13亿人的国家怎么建立民主政治，现在还不好说。我想强调几点：第一，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是渐进的，不能搞休克疗法。美国建国后花了89年的时间才解放了黑奴，花了144年妇女才获得选举权，1965年黑人才获得投票权；英国的早期选举权是有土地、财产要求的，并非谁都可以投票。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不可能走他们的老路，但其中道理值得思考。第二，法治要先行，中国政治改革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是，怎么把民主化和精英治理结合起来。民主化改革千万不能变成民粹化、痞子运动。美国可能是民主和精英治理结合得最好的国家，参议院、众议院、最高法院等，都防止了痞子运动和暴民政治的出现。中国也需要找到好的选举制度，保证民主和精英治理的结合。给定中国的传统和人口规模，未来的挑战非常大。印度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在经济体制改革前边，它已经过了这个坎。如果中国未来在经济发展上输给印度，很可能就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处理不好。

最后想说中国的国际战略。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未来国际社会有好多游戏规则需要中国参与制定，但中国千万不要自大。韬光养晦，最重要的是发展自己，不要争世界领导权。一定要靠经济发展来提升国际地位，从历史来看，任何依靠武力争取来的国际地位都不长久。西方人强调中国的责任，有道理，负责任才会有国际地位。

未来三十年，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那时，中国最好的企业也一定是世界顶级企业，中国的领导人，无论是政府领导人、企业领导人，还是学术领导人，都将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中国人百年的强国复兴梦将实现，中国公民也将以此为荣。——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感谢岑科、傅小永对本文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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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身的市场潜力巨大，各省之间千差万别，互利的贸易和分工非常有潜力。如果能把省间的贸易做好，中国本身就能创造出一个世界级市场！

我们班把这篇文章作为一篇课后阅读的作业过，批判者多，还是不能盲目乐观～～
人口规模不等于高素质人口规模
最后的太极图...唉，不又是一个先革命，再找理论依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