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能源、环境以及健康护理等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已经很难使政府和企业以及私人部门独立开来，他们之间相互合作已成必然，加之传统发展和产业政策所存在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各国政府也开始热切参与到创新活动中来。许多政府已经公布了创新议程并任命一些高官来管理创新事宜。现在，如何把想法转化成产品和服务已经不仅仅是企业家和各大公司关注和研究的事情，实现这个复杂的过程也不仅仅只有他们才欢呼雀跃。
　　什么是创新政策？

　　创新政策还是一个新兴领域，缺乏明确的定义。但是，目前世界上对此最明晰的解释并不出现在美国。目前，奥巴马政府已经迈出了一步，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奥巴马政府所制定的新财政预算就给美国经济分析局指出了一条路：找一些能够“衡量创新在经济中作用” 的数字。奥巴马政府新上任的首席科技长官安尼士乔普拉（Aneesh Chopra）也表示要建立一个“创新平台”促进经济增长。

　　全世界各国政府对创新政策充满了兴趣，这表明现在各国政府都想寻找答案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高科技带动的全球经济背景下，政府在创造产业和就业机会中应该充当什么角色？

　　这个核心问题促使前不久在美国旧金山北部召开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这个以创新为主的会议是由哈佛商学院前教授、大型创新基金创始人高健（John Kao）组织和协调的。

　　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和政府官员对此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他们分别来自澳大利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芬兰、印度、挪威、以及新加坡。一些演讲者就许多重大问题如环境转变、地理工程、污水处理技术进行了讨论。但是主要与会者都是创新政策的实践者。

　　政府充任交响乐指挥角色

　　这个会议给研究创新政策的现状打开了一扇窗：那就是如何来界定创新政策？国家政府在其中又充当什么角色？

　　最为重要的是，政府在科技研究、教育、商业、移民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投入存在差距。创新政策试图使之在这些领域达到平衡，减少差距。高健认为：“这就像建立一个议程，从而可以建立一个技能组合来帮助经济和社会更快更稳健的前进。”

　　但是如果创新政策所碰触的领域很广的话，它最好不要像以往的产业政策那样管制太多，以往的产业政策主要集中在政府对具体某个领域的支持。这点也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与会者认为，政府在创新中应该是演出经理人的角色和交响乐指挥的角色，政府在创新中应该是服务员，而不是命令者，不起控制的作用，这样才是理想的状态。

　　政府要为创新营造环境

　　在英国，一个全国性的创新议程已经成型。英国还专门颁发了创新政策文件并创建了一个商业创新技能部门。监管创新政策的政府高官菲利普·里克罗夫特（Philip Rycroft）说：“我们不想通过列举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来预测将来。但是我们认为政府可以营造环境，从而有助于新的产业快速崛起。”

　　芬兰很早就在多个领域采取创新政策了，并在很多领域都进行了投资。芬兰出色的全国教育系统和公民的高速网络连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同时芬兰也在手机行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比如诺基亚。但是，芬兰创新基金主席（一个公立的投资基金）、诺基亚前高管米克·科索宁（Mikko Kosonen）说，芬兰现在需要一个“创新政策2.0”以使芬兰经济爬上一个新台阶从而保持在世界中的竞争力。他解释道：“我们在软件和服务融合中看到了价值。”

　　芬兰是继日本之后老龄化比例最高的国家，社保成本上升很快。为了变挑战为发展动力，芬兰有志在医疗监控和疾病预防服务方面成为软件和服务的引领者。科索宁先生说：“我们认为为福利领域提供服务将是芬兰下一个巨大的机遇。”

　　其他国家政府也把注意力集中在挖掘本国潜在优势上。澳大利亚政府刚刚组建了一个以特里·卡特勒（Terry Cutler）为首的创新专家组。

　　特里·卡特勒说：“在澳大利亚，政府正在培养新的产业，这些产业源自于荒芜的环境和分散的人口分布。所以很多研究中心都致力于改善一种可以防旱的大麦和棉花，减少这些产品生存限制，提高环境适应能力，然后作为一种技术出口到国外。波音公司去年也选择了澳大利亚作为他们生产无人驾驶飞机的场所。特里·卡特勒说：“分散的人口分布也可以成为一种全球竞争优势。”

　　印度国家创新基金主席R·A·马赫卡（R. A. Mashelkar）说：“在印度，政府和产业为研究出资，进行新产品和服务的研究。这颠覆了传统的创新从富裕国家流到其他国家的格局。他表示2000美元的纳米汽车，治疗肺结核和牛皮癣低成本的药就能很好地证明这个新趋势。

　　马赫卡说：“如果你为富人生产东西，穷人就支付不起了，但是如果你是为穷人设计的，就每个人都能支付得起了。”

　　创新政策可提高成功的可能性

　　显然，加利福尼亚这次创新论坛是一群创新政策热衷者的聚会。许多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的人认为本来应该留给市场来做的决策现在被政府搅和了。与会者却不这么认为。挪威科研理事会创新执行理事Lars Aukrust用一个比喻回答了批评。他把国家比喻成大公司，说：“如果你要去管理一个大公司，你是让他自己在发展中慢慢发现一些好的东西呢，还是做一些战略性的选择呢？创新政策可以提高成功的可能性。”

　　（文章来源于《纽约时报》 曾彩霞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