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94年改革后税制基本是一轨，但还维持了一个小的双轨制，表现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其他企业之间在所得税上还是两套，只是把外商投资企业几个所得税法合并为一个，把国内其他企业的几个所得税法合并为另一个。所得税之后的那些基金也都全部取消掉了。在1993年之前也有增值税，是按照加法，也就是将企业支付的工资、利息、获得的利润等，加总计算增值。后来我们改成了减法，实行销项税减进项税计算应纳增值税，使得产品生产的上下游间有一个自动的监督链条。这个税是非常有效力的，是中性的，因为它只对增值征税，并且只设17%和13%两档税率。曾经设想只设一档税率，但考虑到收入分配等原因，就在17%基本税率之外又设了一档。同国际相比，税率并不是很多。消费税是从产品税简化转变而来，只在最后环节征收，而不是在生产过程中多环节征收，只是引导消费，不再用于矫正价格扭曲，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中性的。
　　为了使征管有效率，成立了两个税务局(中央和地方税务局)。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这个事情上我和项部长都很佩服朱基总理。在改革方案中确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分配关系的时候，是用增量法，就是保老的基数，而在增量上中央和地方进行分配，因此基数怎么计算就十分关键。我们都坚持以1992年作为基数年，即92基数。朱基坚持93基数，定的时候是9月，还剩一个季度，但这个季度增收差不多占全年一半，地方的确做了手脚。随后，我们觉得给自己设了太高的压力，因为如果说改革第一年财政收入是减少的，就表明改革是不成功的。但由于新财税体制的威力和征管努力，使1994年财政收入增长很快。新财税体制还有一个没预料到的作用，就是把所有的承包摧毁了，都按税法征收，过去的承包不算数了，这一条很厉害。
　　经过1994年的改革，税制和税收征管、财政体制基本理顺。改革之后，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不仅中央的财政收入增长，地方财政也在增长。我们改变了一个根本性的关系，就是通过分税制改变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方向，从地方向中央转移支付，变成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为什么说这次改革非常有效力?过去是按照八种承包体制，地方竞相降税，因为收得多，中央要多拿走，形成反向激励，结果中央钱不够向地方借，实际是地方向中央转移支付。1994年改革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都按税法征税的正向激励，中央收入比重大幅提高，中央开始向地方转移支付。
　　2002年，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又补了一次课，一直补到2007年。1993年改革曾设想统一企业所得税，收入按照比例和地方分享，结果没有做到。当时设想按照企业的性质分税，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和集体企业的所得税都归地方，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所得税归中央。2002年实现了收入全部按比例分享。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和国内企业所得税法，在2007年的时候实现了合并。我认为我们的所得税法是很先进的，25%的税率不是很高，而且鼓励技术创新，R&D可以按照150%进入所得税扣除项。
　　1993年还有一个想法，或者说面临一个选择，即采用生产型增值税还是消费型增值税。当时选择的是生产型增值税，第一是简单，要保成功;第二，当时是通货膨胀，投资不得扣除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2009年实现了转型，转成消费型增值税。后来的改革都是波澜不惊，不像1993年改革的时候，因为面临着巨大的方向性政策调整，中央要到全国去做工作，随后的改革就是算算账而已。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1994年基本确定了，随后又做了很多完善。在项部长任上，一个标志性的安排是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之后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特别是不问用途的转移支付增加非常快，因为改革方案规定，中央因改革而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而且基本上都是不问用途，就是按公式算账。现在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在财政能力上还有一些差距，但已经经过财政转移支付矫正，如果没有这个机制，差距要大得多。
　　三
　　我国在1998年开始建立公共财政，进行了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内容如下：
　　实行了部门预算。原来各个公共部门没有部门预算，只有分项预算，比如行政开支预算、基本建设预算、离退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预算，按照功能分项，但年初没有部门总预算。2000年从财政部等部门开始做起，经过几年的努力，所有公共部门年初都有了经自己编列、并经全国人大批准的一本预算。我们规范了预算编制方法和标准，要求每个部门的首长要当自己的“财政部长”，领导预算编制。
　　改革了国库管理体制，实现了国库集中支付。这主要涉及预算执行的管理，要求预算按照通过的预算去执行，所有的单位都不再有实存账户，全部开在国库以及当天与国库结算的支付账户上，实际等于部门不见现金，没有沉淀资金。财政部和各个预算单位变成了一个什么关系呢?通俗地讲，是各个预算单位做预算执行，财政部做监督，在资金的收付关系上，各个单位是“会计”，财政部是“出纳”，这样双向制约，保证预算严格执行。这当然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库款大量留在了中央银行，年底中央和全国各级财政库款余额1万多亿元，都放在中央银行。国家也希望以此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因为各单位只见到预算，只见到可用多少钱，而不能够随意支配这些钱。财政部自己也是如此，因为不是“会计”，而是“出纳”。
　　财政部还做了一套标准预算流程，比如启动、编制、协调、报批、下达以及结算等，甚至还准备实行绩效预算，当然后来发现非常之难。
　　在预算管理上还做了很多改革，但两项最重大的改革就是部门预算和国库管理体制改革。
　　回头来看，1994年的改革是一个奇迹，我们后面进行的很多改革都是在此基础之上推进的。如果没有1994年的改革，建立了一个一致性的体制，我们也不可能进行后来的预算管理体制改革，也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改变财政的收支分类，使得我们财政的预算能够让别人看懂，或者说比过去更容易看懂，过去谁也看不懂。现在正在推行的预算公开也是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展开。所以，1994年进行的改革是基础，后来有很多补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