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一代应当回报社会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约翰•凯

我属于幸运的一代：大萧条(Depression)、二战和战后紧缩时我还未出生。我认识的第一个政2治2人2物是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他曾告诉选2民们，以前他们从未有过如此美好的生活。

他的这番话尽管可能有些愚蠢，却也说的是实情，我及我的同代人都是受益者。政2府掏钱供我们读大学。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理应有不止一个有吸引力的工作机会供自己选择。我很快被安排到一个工作岗位上，不但实际上不可能被解雇，而且还可享受一项养老金计划——可拿到数额可观且与物价指数挂钩的津贴。我通过抵押贷款购买了一套公寓，而通胀使得抵押贷款的实际价值大幅缩水。到我适用更高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时，该税率又从83%下调到了40%。我的预期寿命比我父亲长好几岁，而我现在的年龄已比我祖父过世时的年龄高出好多岁了。
今天的年轻人如果想读大学，他们必须自己付学费，并要借钱来满足日常花销。到了毕业时，他们面对的就业市场竞争比以往激烈得多。几乎没有什么职业具备工作保障性，而工作保障性以往曾是中2产阶2级就业的特点。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defined benefit schemes)在私人部门几乎不复存在，公共部门的养老金也大幅降低。税率肯定会提高，部分用于支付我这代人上岁数时将需要的保健和医疗服务。下一代人在财务方面的唯一安慰是，我们会把房子留给他们，这可谓一笔横财。
今天的年轻人几乎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一现实。像每一代的学生一样，他们也进行了抗议，但他们反对交学费的示威很难说是认真的。1968年时，我们这代人组织了游行，希望改变世界，并且动摇了政2界精英们的自信心。但当这一行动没能改变世界时，我的同龄人们便更换了衣装，跑到投资银行里去工作。然后，他们主导了证券史上最长的牛市，这场牛市也令他们受益匪浅。

年轻人可能会问父母或祖父母一个很合乎情理的问题：为何现在的社会比以往富有得多，却反而不能提供上一代人所能享受到的福利？我不敢说自己能给出完美的答案。以前，只有10%的人能够读大学。而当读大学的人数达到适龄人数的一半时，社会当然无法提供和以前一样的入学待遇。还有，如果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如此之高，新毕业的大学生当然不能指望自己的就业机会像早先的大学毕业生那样多。但总的来说，我将不得不如此作答：不管父辈和祖辈为我们做出了何种牺牲，我们都不打算向下一代人展示同等程度的慷慨了，反正现在掌权的是我们这代人。
现实情况是，我们这代人不是无力付出，而是不愿付出。很多人都怀念自己大学时代的生活，却不愿向大学和大学生们提供资金、帮助他们在今天过上与我们相同的大学生活。我们这代人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保障，并给自己发放与物价指数挂钩的退休金，却告诉下一代人不要指望获得同样的工作保障或者退休保障。我们这代人控制的企业不再愿意承担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带来的风险，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制定的规则首先要确保我们自己的未来切实得到保障。我们明白有必要建造更多住房，但坚决不同意建在自己家附近，这往往意味着这些住房根本建造不起来。
因此，当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提议我们这代人到65岁时应该按照与其他人一样的适用规则缴纳所得税之时，我们爆发了一股毫无道理的怒火。代际公平是个丑陋的词汇，却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代际公平指的不仅仅是、甚至也不主要是政2府借贷及债务水平。多数父母希望让自己的孩子有机会过上比自己更美好的生活。但当我们这代人集体采取行动时，却牺牲了子孙的利益，积极为自己谋求好处，这真是违背常理的集体行动导致的古怪悖论。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