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仍处在动荡之中，特别是欧洲的经济动荡以及存在双底衰退的可能，我们在美国也看到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讨论得出一个明确信号：全球经济应该不会有一个非常强劲的复苏，尤其是近期不会发生。欧洲目前采取的一些措施只是拖延了危机，还有一些新的措施，可能会让情况更加糟糕，所以问中国要做什么。中国可以对这个危机做出回应，回应的方式可以同时让中国保增长，至少是有质量的增长，另外一方面又能够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来保证可持续增长。所以，主要目标就是增加发展的均衡性、平等性，最终目标还是要提高人民的福利和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必须是中国长期的目标，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GDP不是一个衡量经济活动或经济表现的非常好的指标，应该有其他一些指标。好的经济增长有一个特性，就是可持续，所以经济的可持续性、社会的可持续性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都是很重要的。

　　美国经济在危机前实际上并没有可持续性。当时，美国社会已经有一些经济方面的鸿沟，社会很多方面也如此。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人也强调了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促消费必须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来做。中国改变消费的模式以及西方国家改变消费模式必须要并行，否则是不会成功的。所以，一方面消费增长很重要，另一方面要确保改变消费模式使之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复苏以及可持续性与社会公平，都是经济增长的目标。李克强副总理也讲到了中国确定7.5%的经济增长目标，但存在一些不可持续、不平衡的问题。从横向看，7.5%的增长水平还是非常高的，主要是因为中国最近增长过高，所以大家觉得7.5%不是特别的高。

　　中国采取了比较审慎的财政政策，积累了一些比较好的经济资源可以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这个很重要。中国也有非常多的机会来扩大内需。事实上，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还是非常低的，只占到36%，比美国和其他国家要低得多。消费的主要来源还应当看家庭的总收入占到GDP的比重，二者是一个正相关关系，目前的比例还是非常低的。去年的工资成本或者是工资水平整体上升还是令人欢迎的局面，因为它确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消费。同样重要的是，消费的一部分增长有时候还包括对于健康、医疗、教育方面的支出，还有一些就业方面的机会以及扶贫工作的隐性政府支出。

　　社会保障政策很重要。它有一个双重红利，一方面可以帮助人们提高福祉，同时有合理设计的话，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加大创新力度来促进增长，这也是相对优势变化的结果。30年前，中国相对优势主要是低技术、低成本的生产能力，而现在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制造方面劳动力非常巨大，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但是制造业吸纳就业人口的人数以及生产力却在近几年出现了下滑或者停滞不前的情况。就此，简短谈一谈关于中国经济调整的新政策框架要点：

　　第一，很多关键的结构调整需要政府对研发、教育、医疗方面进行投入，所以并不是要压缩政府的角色，而是要改变政府的角色。政府30年前做的工作和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政府仍然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点是不变的。但中国现在进行结构调整，单靠政府不能做到很完美，除了对劳动力进行再培训，让产业进行转移，还需要让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进入一些新的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等等。

　　第二，需要一个新的监管框架，进行更多机制方面的改革。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一个教训就是缺乏对市场的有效监管。

　　第三，需要在公司治理方面有强有力的监管制度和规则。

　　第四，需要强有力的竞争政策，尤其对于中小企业来说，需要通过有效竞争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

　　第五，需要新的财政方面的安排。比如，让地方政府不要过多依赖扭曲性的卖地收入，然后进一步征收房产税来遏制泡沫，同时也要对短期的金融交易进一步征税。另外，引进全面的个人收入税基的问题，不仅仅采取累进税的税制，在总的税收原则之下，对环境污染进行更加合理税费的征收，控制相关自然资源的弹性供给，通过税收来调整他们的供求。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市场、政府和整个公民社会更良性的三角关系。

　　政府要扮演几个新的角色，其中一个就是政府在推动经济转型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第二是要界定政府在市场不能有效运作的情况下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情形需要这样的作用，同时在上层和下层之间如何保证相关措施的质量。在这种情况下，正确设计的政策可以同时带来公平和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和机会公平。

　　最后来谈谈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关系。中国承诺将继续开放，继续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过去依靠出口和投资更加转向内需。中国现在应当有一个新的增长模式，主要基于国内需求和本土创新。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正在放缓。

　　现在有一个新的全球秩序正在出现，这样一个新秩序的出现需要相关的制度和相关安排进一步做出改变，但是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但是有一点没有引起充分注意的是，我们需要资金的转移，因为现在整个西方世界承诺这方面转移支付总量还不够，新的货币机制安排之下，还需要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也是建立全球新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中国来说，要持续创造大量城市的就业机会，同时要进一步改善中国公民的生活质量和福祉，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不能太植根于GDP，唯GDP增长论，否则会造成短视，会造成一些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需要更重视公平和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注重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包括教育、医疗和其他的社会福利产品和服务等等。

　　我相信，中国的改革议程不仅仅能够成功解决中国在全球面临的问题，包括欧洲经济的放缓和美国赤字问题，同时可以帮助中国自身实现结构调整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可以让相关的收益得到更广泛的分享。

　　作者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本文是作者3月18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的演讲，本刊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节。

作者：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来源： 《中国发展观察》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