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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從利他主義動機出發，分析人們對於非營利組織慈善捐贈行為及其特性，繼而以Weisbrod與Weiss（1986）「ZF失靈理論」、Hansmann（1987）「契約失效理論」與Salamon（1987）之「第三者ZF理論」探求非營利組織於現今社會蓬勃發展之因。而非營利組織型態各異，本文主要探討依賴自願性捐贈為主要收入來源者，其以傳統慈善事業出發，主要從事社會服務及慈善工作，有效率地將捐贈資源轉為社會所需要的慈善財貨，作為ZF以外慈善財貨的提供者。觀諸國外實證文獻（多集中於美國，少部分擴及加拿大及英國），在針對ZF社會福利支出與私人慈善捐款關係之研究，除了在州與地方ZF支出中偶有發現擠入作用外，多數研究顯示，ZF社會福利支出對於私人慈善捐款具有排擠效果，或兩者間並無顯著關係。
　　本文接下來由理論分析在同具有慈善財提供者的功能上，ZF支出發生變化，典型消費者對於非營利組織需求之變化。對於個人本身的捐贈而言，若其他人的捐贈以及ZF福利產出皆為替代品，而個人對於ZF初始產出水準已感到滿意或是超額滿足，在接收到ZF預算刪減的訊息後，會增加對於非營利組織慈善財貨的需求，即上升捐贈。同樣地，增加ZF支出會減少慈善捐贈水準，發生了排擠作用。只有在此種情形下，ZF的社會福利支出變化帶來的所得效果與替代效果皆為負，排擠效應出現。反之，當ZF產出與私人購買的慈善產出為替代品，個人對於初始社會福利支出水準為未獲滿足者；或當兩者為互補品，而ZF支出變動的所得效果為正的，則個人捐款金額可能因此增加或降低，淨效果不一定。接下來，本文僅就臺灣資料檢驗，略窺究竟。
　　實證結果顯示，個人公益慈善捐款決策除受到所得、價格、年齡、教育程度等個人因素影響外，亦受到ZF相關社會福利支出水準影響，而影響力主要來自於福利服務支出。實證中「社會救助支出」項目，為對需要幫助的人的現金移轉，受到替代效果主導。但在「福利服務支出」項目上，受到ZF對慈善部門補助之影響，首先，ZF補助款通常伴隨對於慈善組織所提供的產出種類與品質的管制，改善組織內部的生產效率。第二，ZF提供補助款於該組織的正面訊息，也有吸引捐款者注意達到宣傳的效果。是以本文實證結果顯示民間捐款隨ZF社會救助支出減少而增加，但隨ZF福利服務支出下降也跟著下降。因此可推估，若ZF刪減對慈善部門的補助，將導致私人慈善捐款的減少，而非如一般預期的私人捐款會補足ZF支出的減少，捐款者的反應進一步降低了慈善財貨的提供，但相對的，捐款者對於刪減社會救助支出的反應，卻可能是增加捐款。
　　因此，ZF社會福利支出對於私人公益慈善捐款是否具有排擠效果，應以檢視何種類型的社會福利支出類型而定。同時刪減ZF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預算，對於私人公益慈善捐款的影響可能有抵銷的效果，然而以ZF福利服務支出取代社會救助支出則可明顯的增加捐款。但在加入了其他相關性較低之社會福利支出項目（社會保險、國民就業及醫療保健）後，反而削弱了對於私人捐款決策之影響力。因此先前研究社會福利支出對於私人捐款影響不一致的結果，可視為其觀察社會福利總支出項目，忽略了本文所指出的差異。過去對於鼓勵民間慈善捐款的政策討論，焦點多集中於捐款所享有的稅賦優惠，本文研究指出，ZF支出政策亦可設計以刺激或至少降低排擠民間慈善捐款，將社會福利預算由影響效益損及民間活動的ZF現金移轉支出，轉而分配於生產民間組織慈善產出的互補品，或補貼慈善部門活動，在國家福利政策擴張財政不堪負荷的時刻，有效率分配社會福利預算，達到照顧社會上弱勢群體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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