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默顿•索洛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因为对于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大贡献，荣获1987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索洛的贡献，其实是有很多批评的，尤其是制度学派的学者，批评其研究的是增长的表象，而非增长的原因，误导了后人研究的方向。甚至索罗本人，也表示对于制度变迁的重视不够。

要理解索洛模型的是是非非，还要回到索洛模型本身。索罗用一个简单的生产函数还描述经济增长，产出是投入的函数，投入包括资本、劳动、和生产技术。在生产技术给定的条件下，产出由投入的数量决定。由于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递减，长期内的经济增长由技术进步决定，而索洛模型里面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在索罗模型里，如果假定不同的经济体采用相同的技术，那么不同的经济体都会趋同到接近的收入水平。

对于索洛模型的批评，首先来自这个“趋同”的假说。实际当中观察到的，并不是趋同，而是分叉。远的不说，二战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高收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比其他国家还要快出约1.2个百分点，75年来实际收入差距拉大了一倍以上，呈现明显的分叉而非趋同特征。世界主要地区中，只有亚太地区的平均速度比OECD国家快，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的先后发力，功不可没。

然而这个趋同的假说，并非索洛模型的死穴，只需解释为何不同国家的生产技术不同，就可迎刃而解。而且，技术差异也与现实中的观察相符。后续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人力资本在科学技术的研发、采用中的重要作用。科学的进步、技术的发明，都需要高水平的人才，这一点无需赘述。常常被忽视的，是技术的普及和采用，也需要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现实中，一些先进的技术在落后国家不被采用，与当地人力资本的状况有很大关系。笔者当然不否认其他因素（比如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然而技术需要人去掌握和使用，却是不争的基本事实。

后人对于索洛模型的最重要拓展之一，就是把人力资本加进生产函数，与资本和劳动这两大生产要素并列成为第三生产要素。更有甚者，用人力资本替代劳动，与资本并列为两大生产要素，其实不无道理。理论上可以把劳动者分解为“原始劳动力”和“获得的技能”两部分，然而实际上这种分解很有问题。好的营养、有规律的作息、花时间锻炼身体等等，都可以帮助保持健康，增强体质，都可以看做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部分。那么，一个人的健康和体力，是原始的劳动力还是获得的技能？这种分解在概念上和操作上都存在困难，而且不一定必要。

倘若考察拓展版的索洛模型，就会发现其实索洛说对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那就是经济增长是需要投入的，投入包括技术、资本、劳动力、还有人力资本。投入不增长，产出就不会增长。

最近中国的经济增速在下降，既有宏观调控的因素，也有潜在投入的增长开始缓慢下降的因素。要看中长期的经济增长，让我们来一一分解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生产技术这四大要素。

中国的投资增速一直很高，投资占GDP比重也很大，资本总额的增长无需担心，需要担心的是资本的质量、形态、包含的技术成分等方面的因素。劳动人口数量是一个容易测量的变量，近几年不仅增速在下降，绝对数很快就会下降，这是一个近年来讨论中被普遍认同的担忧。资本增长没有更多空间，劳动力数量即将下降是既定事实无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增长，就只有在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这两项“软指标”上下功夫了。而技术进步也要依赖人力资本的提高，看来人力资本成了根本性的东西。

提高人力资本可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就是加大学校教育投入，包括初、中、高各个层级的教育，以及职业教育，这是学校教育，人们在学校里学习知识和技能。其次是增加社会学习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增加人们自由择业的机会，在自己喜欢的职业上积累技能。我们对于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强调的很多，但是对于社会学习的重要性说得比较少。日常的一个观察是，在不同的岗位上，不同的工作环境里，人们的观察和学习不同，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技能和看问题的角度就会不同，这就是社会学习的影响。

社会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移民，人力资本理论的大师们，比如西多夫•舒尔茨和罗伯特•卢卡斯，都强调过移民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人从落后的地方移民到先进的地方，学习先进地方的生活和工作技能，然后反过来为先进地方服务，做高收入的人们不再愿意做的工作，让他们可以专注于收入更高、更有意思的工作，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中，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提高了，为整个社会的发展积累了能量。

现阶段中国最重要的移民，就是城市化。然而，现行政策下，对于移民有诸多限制，农民工不能完全参与城市生活，只是作为简单生产的劳动力存在。这种做法源于历史形成的户籍制度，固然减低了城市在短期需要支付的成本，但是也大幅降低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严重伤害未来进一步增长的潜力。这一政策的本质，是减少了亿万农民的社会学习机会，白白浪费他们的巨大学习潜能，损失的是天量的人力资本积累，而换来的仅仅是短期内城市生产生活成本的些许降低。所谓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大资源浪费。

备注：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徐建国，FT《CMRC朗润经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