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是“猜想”哈，这个报道我看过，但时间久了，忘了。至于条件的推断，也不是“猜想”，而是根据实践经验在推导，不能推导下去的地方，也很坦白的认为没有足够的背景资料，无法进行。

背景：

导演的话：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无数的私人煤矿。这本来是好事，但结果成了许多矿工的噩梦。这些煤矿的安全条件完全没有达到政府规定的标准。矿主不愿意花钱购买必要的安全设备，而是把钱用来行贿。在这一过程中，矿工的生命无人理会，有的只是利益追逐。矿工们在极端危险恶劣的条件下工作，挖矿用的是铁镐和铲，运煤用的是马车，没有任何现代设备，生命没有保障。 　　２００１年，广西的一座煤矿发生意外倾塌，超过４０名矿工死亡。但矿主秘密埋葬了尸体并逃避了所有责任。这一事件被两名勇敢的有良知的记者揭露，但这只是中国无数类似事件中的一例，根据统计，每年有超过７０００名煤矿工人因工作意外死亡，这还仅仅是公开的数字，有更多的死亡事件被掩盖着。

为拍摄该片，我走访了几乎半个中国的许多煤矿。有一次我刚拍了几张照片，就被煤矿主和几个保安围住。当时我很紧张，因为他们都佩了枪，想把我带走。幸好我有一个朋友是在当地当官的，他对他们说我只是个游客，不是记者，我才得以脱身。回到北京后我听说当地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他们认为我是记者，怕我把他们的阴暗交易曝光，我的那个朋友也被牵连。 　　或许，正是因为我自己的生命都遭到了威胁，我才决定一定要拍完这部电影，把真实告诉大家。虽然这可能会使我面临更大的危险，但我的良心令我坚持了下来。

剧情简介 　　影片根据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改编，该小说曾荣获２００２年老舍文学奖。影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矿区的故事，两个生活在矿区的闲人靠害人赚钱，他们先是将打工者诱骗到矿区，然后将打工者害死在矿井下，并制造事故假象，再作为死者家属向矿主索要赔偿，他们一次次得手，金钱似乎已经让两人的丧尽了天良……但在一个小男孩成为他们的目标之后，其中一个谋杀者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在施害与保护之间他难以取舍，最后自杀在深深的矿井下。

今天要赶一篇稿子，没有时间长说。我的一个观点是：煤矿和地方政府的合谋埋下了盲井和矿难的隐患。

不是一个类型。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只顾经济，与煤矿形成合谋，因此他们是利益共同体。可以把上级政府或者选民看作委托人，而地方政府是代理人，同时地方政府也是企业的监管者。当一级代理人与二级代理人（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合谋时，委托人的福利就受到损失。黑心矿工利用这一合谋的信息披露机制，制造盲井，成功敲诈。当然，敲诈成功的前提又是矿工和矿长之间形成信息不对称。

大范围的矿难，可以理解为政企合谋的另一种表现。

不是一个类型。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只顾经济，与煤矿形成合谋，因此他们是利益共同体。可以把上级政府或者选民看作委托人，而地方政府是代理人，同时地方政府也是企业的监管者。当一级代理人与二级代理人（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合谋时，委托人的福利就受到损失。黑心矿工利用这一合谋的信息披露机制，制造盲井，成功敲诈。当然，敲诈成功的前提又是矿工和矿长之间形成信息不对称。

大范围的矿难，可以理解为政企合谋的另一种表现。

地方政府再怎样，也不至于默许拐卖孩子。

这更适合用法与经济学来解释。盲井事件和中国经常出现的一些其他诸如诈骗、拐卖等违法事件一样，

都是在非正规制约与正规制约都对当事人失效时产生的，至少是事件发生前和发生时约束无效。

当然这种无效主要是由于矿工的生活水平低下或工资水平过低，以及已经发生的矿难处理结果对矿工的启发造成的

政府制定出对采矿业有效的监察制度，从而对矿难的处理结果能够降低矿工作出“盲井”罪行的动机，这才是很关键的。

事实上，类似的安全问题哪个国家都有，只是发达国家的要求标准严、赔偿高，吸引了大批院校、研究机构参与，探寻减少灾难的技术手段、管理和救护措施。我国矿难问题的核心是我们的农民兄弟的命太便宜了。矿井安全的本质是安全管理问题，但绝不是象我国的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这样的形式管理。

在现有的收入水平下，相信没有一位有才华的大学生愿意到矿井从事安全管理工作。但是，如果政府强行要求矿主对矿工进行人身保险并赔偿一条死难矿工100万元或者更高的费用（这个费用还不及美国老太太被麦当劳烫伤手的补偿），矿主就会高薪聘用懂技术、有才能的安全管理人员，安全问题才有可能减少。

当然，果真如此，中国的工业生产成本就要大幅提高了，这不是各级政府想看到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既需要形式主义的国家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又不得不容忍牺牲农民工兄弟生命的原因。其恶果也可想而知了，农民工也会报复的。

任何正式制度都是嵌入制度环境中的，制度环境包括了一个国家历史、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等，不可否认在官本位使得形式化的东西大行其道，再加上国民素质的低下，人权问题的尴尬，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