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运用历史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从地域文化的视角研究绍兴师爷这一典型的地域文化现象。从地理原因、家学影响、学术传统、绅士、商人的推动、藏书事业发达和地域性格和思维方式六个方面重点分析了绍兴师爷这一特殊团体形成的地域基础。把藏书楼和徽商、宁波商人等侨商纳入绍兴师爷形成的研究领域是本文的创新。本文注意收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多学科交叉。
关键词：绍兴师爷  地域基础  
  引言：谭其骧先生说：“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过去研究文化史的同志，对这种文化的地域性差异一般都没有予以重视[]”。“当代的人文地理现象都植根于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现象，不了解历史人文地理也就搞不清楚当代的人文地理现象。”[]目前人文地理迅速发展的，很多历史地理的学者开始关注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发挥专业优势。
   绍兴所在的浙东是一个地域文化色彩很浓的地区。冯天瑜在介绍春秋战国中华文化格局初步形成时就把吴越文化作为七个基本的区域文化区。特别指出越国在青铜器制造，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方面个性鲜明[]。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不论是汉朝的王充，魏晋的王羲之，宋之陈亮、叶适、吕祖谦，后来的黄宗羲，章太炎，蔡元培，鲁迅，每一个时代这里的大师都是那么的个性鲜明。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座山应该说的就是会稽山吧！甚至绍兴的水，绍兴的桥，绍兴的酒处处透着不同。奇中之奇是绍兴人，对于这样一个成分复杂，历史跨度几千年的奇特群体固然不能三言两语简论之。后生不揣冒昧，选取清朝绍兴人中的一部分——绍兴师爷做一点简陋的分析。
关于地域文化研究的文章很多，但是关于地域文化并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中国大百科全书（1994年网络版）、辞海、汉语大词典都没有收录地域文化这一词条，2008以前研究地域文化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往往选择回避对地域文化概念本身的辨析。随着地域文化研究不断地深入，辨析地域文化概念本身的文章也逐渐开始出现。张凤琦认为：“所谓“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总和。体现群体人格的深层次文化是判断地域文化差异性的主要依据之一。.地域文化研究应当属于人文地理学。]互动百科：“地域文化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长期形成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百度百科：“地域文化是指文化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与环境相融合打上了地域的烙印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具有独特性”；
《文化的新审视》中概括地域文化的特征时指出“地域性是对地域文化的本质审视;丰富性是
对地域文化的内涵审视;亲缘性是对地域文化的情感审视;稳定性是对地域
文化的价值审视;动态性是对地域文化的历史审视。”[]综上，本文从分析地域文化特征、要素组成入手，更关注它们的空间组合。  
    正文：关于绍兴师爷的文章虽多但是大多以文化随笔、漫谈的形式发表，多属于通俗文学，学术价值不大。绍兴市在2005年组织了第一届绍兴师爷暨幕府文化节后，学者研究绍兴师爷的文章逐步增多。朱志勇、俞琬军等对参加会议的学者文章做了综述，文章主要从绍兴师爷的精神特质，名幕研究，绍兴师爷与幕府制度或古代政治等方面分析[]。该文作者指出大家对绍兴为何出师爷感兴趣，却只是简单的以陈越的《摆脱陈源的阴影-也谈鲁迅与绍兴师爷》一篇文章来说明问题。陈越的文章虽然涉及地域文化的概念，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从文化史的传承这个角度辨析鲁迅文风和师爷笔法流虽不同却都源于越文化[]。并没有从任何意义上正面回答绍兴为何出师爷。其实这大致可以反映目前绍兴师爷的研究中对地域文化的要素空间组合方面认识不足。本文希望沿着大师指出的方向，学习现在历史人文地理学者的研究方法，对绍兴师爷这一独特的历史人文地理现象做一点分析。  
   李乔先生在《中国的师爷》一书中[]认为“由于绍兴人当师爷的特别多，而且名声大，故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专门称谓——绍兴师爷；由于绍兴人当刑名、钱谷师爷的特别多，刑名、钱谷师爷又特别重要，所以有时‘绍兴师爷’又专指刑名钱谷师爷”。陈方竟[]指出清代绍兴人有“浙东性”，所以绍兴师爷作为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团体，其文化渊源和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浙东学派密切相关。郭润涛在《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一书中把绍兴出师爷的原因解释为：一是人地资源的矛盾；二是绍兴人有为吏的传统。他继承并拓展了廖全吉、张存明、许同莘等先生的“内吏外幕”之说，在此基础上提出明吏淸幕的转变过程和明朝立国与江浙地带有关的观点。[]综合二位先生的观点不难发现，绍兴师爷一词至少同时包含着地域性，专业性和时间性三种含义。所谓地域性就是绍兴师爷用以形容封建社会幕宾这一职业群体时，暗含着以江浙特别是浙东人为多，其中又以绍兴人最多最为为正宗的意思；所谓专业性指绍兴师爷从事的是专业性或者叫事业性很强的工作，其中刑名钱谷师爷从事的职业专业性最强，也最重要因此相比较而言最为时人看重；所谓时间性是指绍兴师爷仅仅是到了清代时对于幕友或者更确切的是对于明朝书吏的一种称呼。
一、地理原因。取得共识的一点是绍兴出师爷的地理环境上的原因是绍兴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难以解决[、、、、]。这些文章或者专著中所引证资料也很丰富。这里面李乔和郭润涛在其著作中都指出人多地少，交通便利两条原因。尤其是郭润涛引证明朝王士性的《广志绎》等明清第一手史料指出绍兴人在明时就已经养成好游之风[]。其实绍兴人好游还和绍兴的区位有关。绍兴地区虽然
不像宁波那样直接面向海洋，可是绍兴背靠会稽山，面向杭州湾，自古以来就是水行而山处。居住在绍兴地区越人断发文身，据说就是因为短发使出海打渔更为方便，纹身使自己在形象上像鱼龙可以带来安全获得丰收。所以绍兴人自古就有冒险精神。既然土地从来不能给绍兴人带来富足，那又有什么理由苛责他们违背安土重迁的传统呢？以名幕研究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在谈到许思湄、汪辉祖、龚定萼等就馆的原因时都是贫困，确切的说就是没有田产。和浙东一江之隔的浙西三府的士大夫和读书人能够凭借良田美宅，雇佣家童经营从而专心读书耻于学幕。海瑞罢官中退休首辅就是因为广占田产导致民怨沸腾，其实徐阶也不过占地万亩，这要是放在北方可能就不是问题。这个故事从侧面反映了明朝中期浙东地区人地矛盾的突出，这种矛盾到了清朝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绍兴地区交通便利，沿运河可以方便的直达中原各地，沿长江可以达到湖广，甚至巴蜀和云贵，泛海南下可到达闽粤。
二学术传统。在明清时代绍兴人表现出明显的浙东性，绍兴师爷本质上属于读书人、文化人，因此有必要从浙东地区的学术传统分析绍兴师爷。敖运梅在综述浙东学派（学术）的文章中概括多问学者的研究成果：“‘浙学’……学术研究倾向于研究内容的实在性、实用性，主要强调是浙江精神比较务实。王晓初《越文化片论一一浙东学术渊源、流变与意义》，文中提到越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兼收并蓄及渊源传承，继承阳明学说的刘宗周之后是黄宗羲，再而章学诚，再而龚自珍，然后为鲁迅老师的章太炎，直至鲁迅。将越文化与浙东文化联系起来，扩充“浙学”研究的外延。方同义认为浙东学术的演变与发展，大致可以归结为二个主题:实学主题、心学主题、史学主题。浙东之实学其勃兴于南宋永嘉永康之学，中继于明代阳明之事功，演绎为清代浙学之“经世致用”。浙东学术的实学倾向对浙江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稍早一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林存阳先生在另一篇关于浙东研究的综述性文章里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作为综述性文章的结论，它体现的应该是学界的共识。
浙东学派对于绍兴读书人从事幕业有很大的影响。事功学派顾名思义就是不赞成尽心知性，静坐体会的学问方法，强调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不赞成程朱理学宣扬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提倡义利双行。这种提法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使浙东地区人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救贫，求利。清代幕学名著《佐治药言》开篇就说“学者不能入仕，而佐人为治，势非得已”。[]既然科举成功是为了任事，求利，救贫，当师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这个要求，更何况在落魄不得已的情况下。因此困于场闱的浙东文人在就馆的过程中比较其他地方的读书人更少心理障碍。浙东地区另一个学术传统就是大史学家黄宗羲开创的经史学派。由于封建社会的法制十分不健全，因此判案的基本原则就是有法依法，法不足则依礼，礼不足则依史。浙东学派擅长经史成为绍兴师爷浙东人做师爷的重要竞争优势。
三、家学的影响
   由于绍兴地区人多地少，所以当地人十分把读书作为摆脱贫困的出路，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但是科举成功毕竟是希望十分渺茫的事。绍兴的谚语“一百个秀才莫欢喜，七个贡生三个举，四十五个平平过，四十五个穷到底”大致可以反映出科举考试竞争的激烈程度。刑名钱谷都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很难无师自通。
“幕师对自己的幕业都很看重，当做生计来看待，不正式拜师的徒弟不轻易传授，幕师传授具有很强的亲缘性和地缘性”。[]绍兴地区有很多习幕世家，这些世家通过学习幕业在一方声名显赫，经济宽裕。有的习幕世家的后代还出现了很多官僚，这大大的刺激了那些落魄的读书人习幕，以期望子孙后代可以有一技之长以安衣食，可以有较好的条件读书中举。总之这些习幕世家的存在对于发展事业技能，形成地方竞争优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不可狭义的理解世家这一概念。明清时期，整个浙东地区存在着很多世家，经学世家，史学史家，藏数世家，官宦世家，经商世家，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习幕世家，这些世家互通声气。每个世家都有很多门内弟子，这些弟子关系交错。可以说，明清时期浙东文人世家实现了血缘、地缘、朋友缘的统一，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世家相当于近代的专业社团，对于提高一个群体的社会地位，加强团体成员沟通，交涉和别的社会团体的关系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四、绅士、商人的推动
    周惊涛专门研究徽商和江浙地区的文教事业，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兴盛，商人的乔寓和定居倾向越来越明显。明清时期显赫一时的徽商多集中于江浙一带，由于融入居住地便利行商的需要，加上本身贾而好儒，所以  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徽商积极参与江浙地区的各项文教事业，具体举措主要有如下数端:重教兴学，出资兴修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如出资助修府学、县学等官学机构、斥资兴建书院、义学;搜罗、刊刻典籍，积极投身于图书事业，如兴建藏书楼，为文人士子提供求知之所，刻印珍本、善本，以嘉惠学林;扶持与资助侨寓江浙地区的家乡士子的科举活动;交结文人学士，举行诗文之会，开展学术文化活动。[]由此可以看出徽商对于江浙地区的文教支持是全方位的。另外，绍兴地区也有很多人经商。在清朝的著名商帮里，宁绍商帮实力不俗。侨居的徽商尚且热心文教，作为本地商帮自然也不甘落后。因此我认为师爷和商人的联系十分的紧密。一方面，绍兴师爷多是刑名钱谷师爷，他们精通货物流通，价格控制，市场管理等商业知识，和商人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其次，很多师爷也兼职从事商业；第三，师爷不在国家编制，拥有更多的人身自由，作为联系官府和地方势力的中间他们有更多的和商人联系的机会；第四，我国传统文化影响下有一大批儒商本身也是文人，他们大多渴望出仕，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可以说和师爷是同病相怜，第五，作为地方政治上事实上的二号人物，商人乐于接近也更容易接近。所以在出版图书，资助文人方面对于这些学幕的，这些商人毫无偏见，相当积极。
   “绅士肩负着宣布教化、按比户口、登记造册、审核上报、普催赋税，摊派力役兵戍，维护地方司法等重任，又始终主持着家族性、地方性的公共事务。在筑堤、浚河、修桥、补路、救灾、恤难、济贫、排难解纷、建立学校书院、编练保甲等社会活动中起着重大的历史作用，对一般平民具有极大的影响与号召力，是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落魄文人也会从事私塾先生的职业。他们帮助地方缙绅处理地方事务，一些表现好的文人还会得到缙绅的资助得以就馆，或者得到推荐跟随名幕学习。缙绅通过这种方式树立威信，显示能力，同时扩展影响。如今绍兴地区还流传着师爷比官员聪明，比官员能干，比官员权力大的各种故事。 虽然不能反映师爷的真正处境，至少说明当地老百姓对于学幕者没有不耻。相比较而言，仅一江之隔的浙西，由于士大夫，缙绅以学幕为耻，所以哪个地区的百
姓中没有这样的传说，那个地方也很少出师爷。虽然这并不是所有原因，但当地缙绅的态度确实对一个地区的风气形成有重大影响。
   
  五、绍兴地区私家藏书和师爷著述活动的影响
一些藏书家因为不允许别人参观和利用自己的藏书而遭到其他藏书家的指责。可以说，绝大多数藏书家都以能为文人士子提供求知之所为荣，以之为兴建藏书楼的旨归。[]赵任飞，蔡彦研究绍兴藏书楼时引用吴晗先生资料：

  

属县	萧山	诸暨	绍兴（山阴、会稽）	上虞	新昌	余姚	嵊县
藏书家数量	9	2	27	5	2	9	0

这些私家藏楼着重搜求历代特别是当朝地方资料，涉及地方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包括实态性和原始性的文案资料、现场资料、口传资料以及当局封禁清毁的另类资料。[]又有引证可以证明：“《藏书纪要》云:“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虞山、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关于宁绍多藏书之家应该是得到公认的，巧合的是绍兴地区下辖的八个县，以山阴，会稽两县师爷最多，其次是萧山县。私家藏书楼的地理空间分布规律和师爷这一群体的空间分高度相关，甚至可以说一致并不是偶然的。私家藏书楼的藏书内容，和成为师爷必备书目非常接近，也是历代师爷尽力收集整理的重点内容。这些藏书家不但收集，很多藏书家本身就是学者，他们对这批书籍校勘，编辑目录的研究，从而使绍兴地区的文人对于各地的风土人情，秘史典故了如指掌。难怪他们可以在官场上八面玲珑。
   舆地之学在传统学术中难度最大。由于交通不便要对各地的山脉、河流、湖泊、城镇、关隘、道路、古迹、物产乃至民风、民俗了如指掌，非常不易。[]但是出于工作的需要，绍兴师爷对于这方面的内容历来留意；同时这也和浙东文人经世致用的学风相契合。明清一大批的历史地理学名著都是这种学风催生出来的。当然师爷之所以为师爷，还有他们的特别留心处。由于在幕言幕，执法言法。所示绍兴师爷的很多著作都是介绍作为师爷教科书写的，另外就是对于法律条文的解释，运用和案例编辑。基于以幕治吏政治现实的需要和师爷工作的需要做好一个师爷要能够约束属下胥吏不被蒙蔽，还要懂得办案，验尸等知识。基于文人立言的传统和为子孙留衣食的考虑他们会认真的整理，编校成书。虽然，大多说师爷的著述作为家学并没有出版公开，但是由于这个团体人数太多，以至于从总体来看数量还是相当可观。
   六、越文化影响下的地域性格和思维方式
   绍兴文理学院的陈越教授把以古会稽（绍兴）为中心的越文化归结为书剑文化，认为东晋以前是剑文化时期，体现的是越地区刚强厚重的一面，可以说是越人性格中的“山岳气”；从东晋开始到南宋基本完成了向“书文化”的过渡，体现了江南水乡居民性格中水的明快灵动、。以鲁迅研究为突破口研究绍兴这个名士乡所出名士性格特征的文章也很多，比如傅祖栋认为鲁迅和周作人同受浙东文化的熏陶只是方式不同，一个用剑，一个用书。牟伯永通过鲁迅和嵇康在硬气的文人性格，老辣的文风，特立独行的气质和反传统的思维方式等人格特征方面的相同或相似，指出区域文化思想精髓通过传承和民间积淀导致了他们这种趋同性。书剑文化的内部构造的复杂性在不同的人物身上有不同的表现，产生过鲁迅、秋瑾、徐锡麟、蔡元培、马寅初这样硬邦邦的文人，也产生了汪精卫、周作人这样没有气节的文人。积极进取和委曲求全，不甘人后和替人佐治，学富五车和科举不第，读书求利和君子固穷这些矛盾在师爷的性格中表现的十分明显。通过对鲁迅和周作人等近代绍兴文人的研究我们可以对师爷群体中的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有更深入的理解。周作人曾经在《绍兴师爷》一文中洋洋自得自己的文风和家乡绍兴师爷的笔法如出一辙；鲁迅与陈源论战，陈源技穷也说鲁迅继承了师爷笔法。绍兴师爷作为一个群体和周氏兄弟一样，在文风上形成“颇乖时人好恶”的文风，形成深文曲墨的师爷笔法，是以一种非主流反传统的形式出现。这和从王充、陈亮、叶适、黄宗羲、章学诚等一以贯之的批判和创新精神相一致。绍兴师爷作为一个群体其成员在个人品格上良莠不齐、分化严重和近代绍兴名士的品格分化是一致的。总之以绍兴为中心的越文化的书剑二重性作为矛盾的统一体在形成师爷笔法和塑造师爷性格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文风和性格与他们政治地位十分切合，成为绍兴人从事师爷这一行当的又一地域优势。
   总结：应该指出这些地域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下面是本文所列的绍兴师爷地域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图。
   
  
  
  

  
  
   后记：绍兴地区是一个千年以来在文化一贯特色鲜明的地区。研究近代绍兴名人，研究新文化运动中江浙地区颇有声势的乡土文学，研究绍兴地区翻译家群体，研究绍兴地区有特色的藏书楼，研究建筑上特色鲜明的绍兴桥，研究越文化对绍兴地区地方经济的影响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地域文化。其中绍兴师爷的绍兴地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部分，绍兴师爷作为一个群体人数众多，著作事迹均比较丰富，活动时间长并且沟通古今，可以起到沟通研究领域，提供研究资料，丰富研究的成果的积极作用，有利于推动地域文化研究的发展。群体人格是区域文化的核心内容，研究绍兴师爷无疑会对绍兴地域文化甚至浙东的地域文化研究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