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nie以前的一个回贴：周黎安老师在《经济研究》上的论文很有意义，思路非常清晰，观点也很直观。

我先概括一下周文的逻辑：周认为现有的理论从官员的经济激励入手难以全面解释地方政府的重复建设和保护主义，反证就是国际贸易这种合作博弈的形成。于是，周从政治激励入手，认为地方同级官员的升迁竞争是“零和博弈”，因此政绩导致的外部效应反而给对手带来负效应。在这种非合作竞争下，双方都倾向于不合作，并且最好做“损人利己”的事情。所以，只要提升是根据经济绩效，那么就么有官员愿意合作，以便维持自己的相对位置。这种结果与单纯的经济竞争刚好相反。周根据这一逻辑继续分析为什么实力相同的地区更加不愿意合作，以及地区恶性竞争的原因。最后，周将这一分析框架拓展到分析所有的同级竞争现象。

应该说，周文的结论与我们的直觉是吻合的。从政治竞争的角度而非经济竞争的角度来分析经济竞争，这恰是主流文献所忽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一般不是单纯或主要因为经济绩效而获得“提升”，所以外国经济学家很难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竞争，而中国学者得以近距离观察这种现象，进而将之提升为理论命题。这正说明了，如果我们能够利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同时切实理解中国实际情况，那么我们研究制度经济学应该会对经济学本身以及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做一些贡献。

从行文本身来看，周文么有什么高深的术语、推理，我们本科生就应该能够读懂。但是，行文非常规范，结构合理。我特别注意到，周文使用了不少来自公开报道的案例，这点与楼顶的帖子可以说不谋而合。我记得曾经在《如何创作经济学论文？》（《经济学家茶座》）中提到，利用报纸的案例可以节约接触真实世界的时间和距离。从这个角度来看，周文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当然，这有点脱离主题。

让我们继续深入进行学术性讨论。

周文能够立论的一个隐含假设是，地方官员的升迁主要取决于经济绩效。周文自己做的研究支持了整个假设，见7楼的帖子。但是，我的一个猜想是，对于市一级的官员而言，也许这个假设是成立的，对于省级干部而言，这个假设是否站得住脚呢？就如天则讨论时有人怀疑，到底是因为政绩好被提升，还是因为关系好被调到经济好的省份？例如，原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调到富裕的江苏之前是在一个落后的省份就职。那么，显然不能根据江苏的经济绩效来解释回良玉升迁到副总理的原因。我没有看到7楼周的具体文章以及其中的检验情况。但是，这种数据显然是必须被剔除的。这个技术性问题我想必须小心。

其他问题我们稍后再谈，也请其他感兴趣的人发表意见。对于好的文章我们除了学习，也要敢于批判性地思考。

熊彼特和希克斯认为财政压力是国家推动改革的直接原因，因此张宇燕和何帆<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根据熊彼特和希克斯的思想，进一步认为“财政决定改革的起因和路径。”

我不这么认为，个人观点是根据近代中国人民始终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翻译成经济语言是“民族或国家安全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我准备在本土制度变迁理论中把范围扩展到民族和国家间竞争，从整体主义出发分析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制度变迁的起因假定为中央政府为追求“民族或国家安全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持续的动力是“政府效用最大化”

比较传统的做法，还是把政府看作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无论是垄断租金最大化，还是社会福利最大化，归根结底都是经济利益为主。在长期中，尤其如此。在短期中的偏离，不会是均衡状态。这里，需要区分垄断租金最大化与社会产出最大化之间的差异。有可能社会产出暂时下降，但是垄断租金得到保证，这看上去是“经济停滞”了，也许正伴随着“政权稳定了”。

这种“政治竞争”是否利于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呢？是不是要有一个政府组织内的约束机制来规范这种政治竞争，这样才能保证向好的方向发展？

今天听了田国强老师的讲座，对制度环境略有所悟，但还没有明显的进步。讨论制度环境，不是从制度谈制度，而是我们来界定一些不变的东东。是参与人必须面对的约束，我以为。

duandaodi和greenoak都说的对，但都没有说全。

所谓林毅夫的解释是从制度系统本身来看制度变迁的，认为多种相关制度组成制度系统，系统里面一个制度的变迁必然造成系统内其他制度的不均衡，引发系统内其他制度的变迁。这是从系统内部来看问题，属于系统论。所以林毅夫没有用“制度环境”而是用的“制度结构”。

“讨论制度环境，不是从制度谈制度”这个说法也是对的，诺斯制度变迁有三大理论基石（产权、国家、意识形态），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制度变迁的三大理论（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后来又加入了路径约束理论形成了研究制度变迁的四大理论工具。这四大工具基本包囊了人类社会所有东西。所以田老师的说法，个人认为更为全面，但是研究起来更难，更复杂。

有时想想，觉得大家如此冥思苦想寻找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却苦不可得，可见有效率的制度之稀缺，从稀缺性出发导致的行为选择变动，自然会引申出竞争性和排他性，这种竞争性和排他性自然不应该只是在一国范围之内的，更打意义上应该是国际的。此外，不同制度如果没有替代性和互补性似乎也很难理解其效用和功能。杨瑞龙教授关于地方政府阶梯式（三阶段）和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的论述，从切入点来看尤其新意，强调了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方面的作用，但是有些夸大了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方面的功能和主体作用，对此黄少安有过争论。但黄后来提出的《制度变迁的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指出了制度主体的多元性以及可转换性，但却否定了诺斯悖论这一事实的存在，使得这一问题更加扑朔迷离。

即使根据效率制度均衡的结论，在制度演进向效率制度均衡收敛的过程中，任何制度之间都必然存在竞争性和替代性，自然也会包括国与国的制度竞争和制度替代。

1、hunter-gza兄从制度稀缺、替代、互补来解说制度的竞争和排他，个人感觉师兄你的思维被限制在了新古典和纯经济思维中。制度作为“嵌入”制度环境中安排，涉及的东西远远超越了新古典和纯经济。

2、什么制度是有效的呢？不好解答，不如考虑为什么存在无效的制度。制度毕竟是人制定的，受到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影响。因此在选择一项制度的时候，不单单是看制度的效率，更重要的是看对谁有效率

3、问题：国家间的制度竞争和制度替代在遇到一国干脆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后怎样解答？

warsky的置疑非常好，当然我本人并不主张从新古典或者纯粹经济学的思维角度理解制度，那样注定是狭隘的。“嵌入一词的好处在于将制度置于社会秩序这一场范围中，来界定人们行为的边界，是个非常形象的描述。但难度仍然在于何种因素导致了制度的形成、变迁和演进，以及非效率制度的存在问题。

此外，效率制度均衡是制度经济学试图形式化自己的一个结论，这和我与网友在《经济学与主义》一文的争论中涉及的问题相似，如果制度效率难以把握，试图将其形式化处理自然就是一种冒险行为，可能导致工具理性在制度分析上的泛滥。解读非效率制度的存在，则是从反面或者否定性角度分析制度的，这和伦理学政治学对人性的分析一样，性善论和性恶论假设的出发点就是相反的，但前者似乎更具有解释力。

第三，关于国际制度竞争和替代的问题，在上个世纪以前封闭是现实的，但在这个世纪以后和全球化浪潮的今天，我认为可能性非常小，否定或者忽视这种制度竞争和制度替代的影响是不合适的。我转载哈耶克的那个评论文章目的就在于说明制度竞争制度替代在国家之间的现实存在和巨大影响。

但是，闭关锁国是存在的，比如朝鲜。我想一国的发展是有外部性的，正是这种外部性导致闭关锁国的成本越来越高。

青木昌彦和奥野正宽在《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修订版）（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1）一书中对比较制度分析再次（第一次的界定见青木，1995，后期在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也有过论述）做了界定，他们认为：“比较制度分析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崭新的领域，它是通过将经济体制看作各种制度的集合来分析市场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和活力的。”而这一分析方法的焦点恰恰在于：制度的多样性；以及由制度多样性引起的制度互补和替代性特征，并致力于研究有限理性条件下制度的复杂系统和路径依赖问题。

封闭经济的存在并不能否认制度竞争和替代在国际之间的存在，相反，正是封闭经济制度的失败用事实说明了制度替代和竞争在国际之间的存在。当然，不论一种制度是封闭还是开放的，其外部性都不可克服，关键在于特定制度引起的交易费用高低。

我个问题有意思了。我想，讨论制度变迁，首先应该明白制度的真正含义和构成。一般的认为制度是“行为规则”，但我想这种说法没有任何的理论价值。我觉得，制度是人类知识的浓缩与表征，制度的本质属性即是它所蕴含的人类的知识品质。在这个意义上，学习就构成了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因为学习是一个知识的积累、创造过程，当知识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外化而成为各种社会制度，正式的规则是这样，非正式的习惯、习俗、伦理都是知识的凝结。知识品质是制度的本质属性。

我个人的一点看法，不知道当否？

我怎么回复不了呢？

这个话题比较好哟，我觉得讨论制度变迁首先应该明确制度的本质内涵和特征。我觉得，如果把制度理解为“行为规则”没有什么理论价值。个人觉得，制度是人类知识的凝结和表征。如果把制度的本质定义为人类知识的累积，那么，学习就自然成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了。

个人意见，呵呵，头一次发贴，发了好几次都不成功呀

制度是用来降低不确定性的，这与制度供求好像并不矛盾。当然们经常面临某一类不确定性时，重复的博弈就会产生规则，之所以有规则产生，是因为人们发现遵守规则比没有规则更有利。当然，社会学会批评这是套套逻辑。不过，社会学用嵌入理论来解释制度演变，我的感觉比经济学更有说服力。